服装

关键词要点

服装（garment，clothing）是指穿在人身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的制品，其同义词有“衣服”和“衣裳”，亦指衣服和人体组合后的着装状态。服装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

从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等诸多概念的表述来看，服装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所有的物质文化创造物无异，服装也具有直观、具体、实用等特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穿戴一定的服装，服装不仅可以反映着装人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体现一定地域、民族、时代的工艺技术状况，同时还可以标识人们的年龄、性别、身份、地位，具有社会控制作用，规范一定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折射出人们的文化素质、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社会文化心理等等。应该说，服装首先是一种直观的物质文化，但其中又蕴含着极为深广的精神与制度文化内容，因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服装成品，属于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但制作服装的工艺及人们的着装观念、文化内涵等，则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因此，关注作为文化遗产的服装，对服装的起源、形态、演变、功能、观念、技艺等等作钩沉与梳理是必要的。

一 中西服装源流：各循其道 风格迥异

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服装文化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紧密相联，而受生存空间、地理环境所影响甚至制约的人类文明，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反差，深刻影响了中西服装的形成与特征。中西服装都经过树叶草裙、兽皮披体和织物着身阶段，但因受各自不同的生活条件、方式和地域环境、文化传统、穿着观念等影响，它们在各自发展道路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着装风格与服装体系。

西方服装的变迁过程可归纳为从古代的“宽衣”，经中世纪“宽衣”到“窄衣”的过渡，到近世纪以后的“窄衣”文化。 ^[1] 服装形式变化跌宕起伏，这与西方服装文化的多源性、主宰西方服装文化的民族之变动、文化中心之变动以及西方以人为本理念等有密切关联。

从服装文化的源流来看，以古希腊为基础的西方服装文化，曾受到古老的地中海多个文明诸如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西北小亚细亚文明等的影响，具有多源性。

西方服装文化发源于地中海区域。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便开始使用羊毛纤维，采用羊毛织物包缠人体成为服装。公元前3000年的塑像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妇女与国王身着包缠形的围裙和大披巾，束穗状羊毛组成了多层荷叶边。” ^[2] 古埃及文明几乎与苏美尔文明同时产生，其所处尼罗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亚麻纤维的地方。因气候温热，古埃及人一般只用布块简单地缠在下身，形成胯裙或围裙，有的则裸体。公元前1750～1450年，位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进入全盛时期，王宫壁画人物与雕像上的服装典雅而精致，荷叶边状多层下摆重叠的喇叭裙，露胸的紧身短上衣。但多利安人侵入希腊半岛后，米诺斯服装即被披挂包缠形服装取代。披挂包缠形服装以简洁、明晰为特色，不经裁剪缝制。因此，在描述希腊早期职业的语汇中，没有裁缝（dressmaker，tailor）一词。

古希腊的服装特色与希腊人对“形”和“人体”的理解有关。希腊人将服装视为一门特殊的人体艺术，注重人对形式的安排以及形式与人体的协调。古希腊的服装不经裁剪和缝制技术，直接在人体上披挂包缠成形，显示他们更注重形的艺术。同样是一块织物，在人体上披挂包缠的形式不同，即形成了不同类别的服装，如基同（Chiton）、克莱梅斯（Chlamys）、希马欣（Himation）等多种服式。而对于人体，古希腊人认为：“公民需要强健的体魄……崇拜具有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捷，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 ^[3] 他们欣赏、崇拜裸体，尤其是健壮的裸体，崇尚显露人体的美。希腊人这种追求人的自然美和服装的形式美的理念，对西方服装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继古希腊后，罗马在几个世纪里成为西方文化中心，在对服装的理解上则继承古希腊之风，服装形制与古希腊一致。 ^[4] 例如宽大的半椭圆形布缠穿于身上的袈裟式外衣“特袈”（Toga），这是古罗马人的典型装束。

拜占庭成为罗马帝国东部的新首都后，受东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响，在继承古希腊、罗马的服装形制基础上有所变形，服装不再裸露，并配以东方华丽精美的织物。“罗马式”服装是从古代宽衣走向近代窄衣的过渡阶段，延续古罗马、拜占庭的宽衣、斗篷、毡帽、面纱，又吸收了尼丘卡的系腰带、紧身的窄衣样式。哥特式时期，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深刻影响了服装，诸如高高的冠帽，呈尖头形的长长的鞋子。这一时期产生了收腰身合体的造型，出现立体裁剪方法，在人类服装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西方服装脱离古代服装平面性的单纯结构，进入追求三维立体空间造型的时代。

近代西方服装一般指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这四个多世纪的服装，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和19世纪四个阶段。 ^[5] 服装造型都以表现人体的曲线造型为特征，强调性别的极端分化。近代欧洲的政治中心不断转移，服装文化重心也随之变化。意大利服装、德意志服装、西班牙服装以及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风格的服装交替主导欧洲时尚。到19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一百年一个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服装交替更迭愈益频繁，但都受到西方人的穿着观念支配，围绕着对人体美的重视而旋转。如同黑格尔指出：“服装如果能把身体各部分以及姿势遮盖得尽量地少，那就是最好的艺术处理，近代紧贴身躯的服装正是如此。” ^[6]

中国服装经历了不同于西方服装的发展轨迹。中国服装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滥觞期，很少受到外来影响，保持着独立性与单源性。 ^[7] 中国服装在形成过程中，和礼乐文化紧密相关。与西方服装重“形”不同，中国服装重在“神”，注重形的内涵，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倾向。在其发展进程中，也不像西方服装变化的大起大落，标新立异、因袭守旧，继承性和连续性远大于变异性和创新性。

中国服装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社会，最早的服饰是以羽毛、树叶、兽皮等自然物为材料的。《礼记·礼运篇》曰：“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学会用骨针将各种不同形状的兽皮缝制成衣服。然而原始服装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今难以考证。甘肃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画有剪影似的人物着衣形象，身束腰带，下摆宽大，但只有大致轮廓，并未看出其真实面貌。《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衣，依也，上曰衣，下曰常。象覆二人之形。” ^[8] “常”即“裳”，段玉裁解释：“常，下裙也。” ^[9] 说明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服装已成型。这种上衣下裳的形制是我国最早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一直影响到后世。

先秦时期是中国服装历史的奠基阶段，完成了中国古代服装最基本的形制，即套装式的上衣下裳制，以及整和式的上下连属制，形成和完善了冠服制度。夏商周时期，涌现了诸如衣、裳、覆、冠、冕、袍、深衣等多种服装样式，中原地区华夏族的服饰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周代贵族的服饰基本与商代相同，唯腹前常系有一条像围裙一样的韨。春秋战国之际，上衣下裳连体的深衣广泛流行，由于少数民族的交往，窄袖短衣、长裤的胡服出现在中原民族的服饰中。黄帝时代萌芽的章服制度，在夏商时期有了初步雏形，西周时期基本完备。西周的章服制度包括冕服、弁服、一般服装、命妇之服、舄屣以及军服，其中的冕服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等的礼仪服装，由冕冠、玄衣、纁裳组成，配有韨、革带、大带、佩绶、舄等附件。一般服装包括玄端、深衣、袍、襦、裘等。统治阶级重视“礼”，建立了一套十分严格的服装制造和管理制度，从而开启后世服装制度的先河。

秦汉时朝继承前朝服装形制又有所发展。秦时出现了另一种长衣——袍服，亦属连衣裳制。汉代服装基本沿袭秦制，男子多穿袍，女子礼服是深衣，常服仍沿用战国时的襦裙。冠是汉代等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分冕冠、长冠、通天冠、委貌冠等16种之多。 ^[10] 汉代是儒家学说衣冠制度在中国得以全面贯彻执行的开端。 ^[11] 魏晋南北朝各个朝代服装有所不同，出现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服装融合现象。受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等影响，魏晋文人喜穿袖口宽敞的大袖宽衫。男子一般着交领袍，直襟衫，女装仍以襦衫、裙裤为主，以宽博为尚。

隋唐五代时期服装形制承继秦汉。隋朝在原有基础上对部分衣冠礼器作局部调整。 ^[12] 唐朝经济、文化繁荣，唐朝服装兼容古今、并蓄南北、博采中外，官定服装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日常多以幞头袍衫为尚。女服有襦、衫、袄、襦裙。唐代服饰丰美华丽，尤其是妇女装饰之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宋代受程、朱理学思想影响，主张服装简朴。冠服分为祭服、朝服、公服、时服、戎服以及丧服等。妇女常服是大红袖、红罗长裙、红霞帔、红背子等。辽、金、元少数民族服装多为袍装。

明代废弃元朝服装制度，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对服饰制度做了新规定。 ^[13] 初步制定了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常服，文武官员朝服和常服。男子主要穿袍服，袍前后缝缀补子以区分官位品级，戴一种由唐代幞头演变而来的圆顶官帽，称为乌纱帽。妇女礼服以凤冠为贵，常服是长袄、长裙。

清代服装形制庞杂繁缛，规章制度多于前代。男装仍以袍、褂、袄、裤为主，满族妇女多着“旗袍”，汉族女装仍沿明朝样式。清代官服废弃了历代以衮冕衣裳为祭服，以通天冠、绛纱袍为朝服的传统制度。

民国时期，中国服饰制度正式废除。 ^[14] 初期男子服装基本保持清代旧制，后受西方影响开始穿西装，辛亥革命后出现学生装、中山装、新式男装、军警服。民国初期女装大体保持上衣下裙形制，海禁开放后出现各种奇异服装。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服装更趋多样风格。

纵观服装发展史，中西服装文化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不同，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的差异，形成了服装样式和穿着观念的不同。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两种服装文化在沿各自轨道发展的同时，也有过相互交流影响的现象，相互融合，共存共荣，组成了人类光辉灿烂的服装文化。

二 服装内涵：文化的符号

无疑，服装首先是一种实体物品，但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却承载了厚重的文化价值内容，成为人们道德伦理、精神需求等外在的一种表述途径，体现了特定地域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生活习俗等多方内涵。

晚清龙袍

“在较高的文明阶段里，身体装饰已经没有它那原始的意义。但另外尽了一个范围较广也较重要的职务，那就是担任区分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 ^[15] 在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装上有着极其显著的反映，即服装被当作“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通过外在服装的等级划分，使每个社会成员各处其位，扮演各自的社会角色，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从而使社会秩序井然整饬。如同《礼记·坊记》所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 ^[16]

《宋史》云：“舆服始于黄帝，成于唐虞，历夏及商，而备于周。”周代上层社会服装形制中，已经有了严格的等级法度。如《周礼·春官·典命》规定：“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宮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礼记》更是具体规定了服装款式。周代开始，帝王和官员皆以冕服为朝服，身穿绘绣有十二章纹的衣裳。周代以后，虽然朝服款式多有变化，但表示等差的精神一直延续。如汉代等级的区别在于冠，唐代以服色区分官品高低，清朝官服的等级区别表现在补子、顶珠、腰带等。各朝代从天子皇族、文武百官到庶人百姓，社会各阶层、各职业各有严格的服制，从服色、样式到纹样均有相应规定，不得逾越。以致后来中国文字也浸润了这种服饰等级意味，如“黄袍”指天子，“簪缨”指达官贵人，“纨绔”为富家子弟，“黔首”、“白丁”、“布衣”指平民，“青衿”指读书人，“巾帼”为妇女的代称，等等。

服装亦被当作“严内外，辨亲疏”的伦理工具。《仪礼》规定丧服由重至轻分为五等，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统称“五服”，以此划定血缘、近亲、族亲的范围，严嫡庶之别，维护嫡长继承权和宗法制度。丧服制度在汉族宫廷、贵族阶层被严格执行，历代遵行。由此观之，服装不仅能遮身蔽体，而且还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一个统治工具，从而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服饰治世”文化现象。

中国古代推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服装被作为一种手段，其形制、色彩、图案等均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衣”，取自“乾”，象征天、尊、男；“裳”，取自“坤”，象征地、卑、女。可见从先秦时期开始服饰就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衣与裳的形制必须要依据天地、尊卑、男女、阴阳等象征来确定。 ^[17] 深衣是周代后流行的服式。《周礼·深衣》载：“深衣袖圆似规，领方似矩，背后垂直如绳，下摆平衡似权，下裳十二幅以应十二个月。”深衣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容，领口左右相交以示地道方正，衣背直缝表明人道正直，下裳用布十二幅表示一年十二月，此为“天人合一”观念与服装造型结构相融的典型代表。隋唐出现的衣饰“云肩”，造型外圆内方，象征“天圆地方”，云肩上绣的四季花果和四周垂吊的绿色长穗交相辉映，是万物相容和谐观念的物化。

中国历代服色无不被打上天地崇拜的观念烙印。上古时期，黑色被先人认为是支配万物的天帝色彩，因而夏、商、周时天子的冕服均为黑色。上衣下裳取自上天下地，天在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像天而服色用玄色；地为黄色，故下裳像地而服色用黄色。

阴阳五行说认为万事万物皆生成于金、木、水、火、土，颜色也不例外。《周礼·考工记·画缋》载：“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根据战国末期驺衍的“五德始终说”，将色彩与“五行相生”联系起来，构成木—青、火—红、土—黄、金—白、水—黑五色，此五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为间色。历代严格规范正色和间色的使用，如上衣用正色，下裳用间色；皇帝、诸侯等用正色，普通平民用间色等，以保持天地人世间的和谐。

中国古代服饰图案纹样华彩精美，它们不仅是装饰品，亦蕴含着人们的观念、信仰和心理。最为典型的是周代冕服上的十二章纹样。《虞书·益稷》载：“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十二章纹皆有含义：日、月、星辰相对应，取光明照耀之意，预示气候变化；山有稳定、镇定之意，预示能提供人以生活资源；龙是氏族崇拜的图腾；华虫以其色彩鲜艳，纹章华美，寓意穿者有文章之德；宗彝为威猛、智者之兽，能避不祥，表示深浅之知，有威猛之德；藻，隐意为文采；火，取光明向上之意，预示着火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粉米，是农业耕作的果实，其色用白，隐意为涵养化育；黼，其色半白半黑，隐意为能断是非；黻，其色青黑相间，隐意为背恶向善。 ^[18] 十二章纹浓缩了中国传统关于“天地人”的观念。至于表达人们向往自由、幸福、吉祥等观念的传统服饰图案更是俯拾皆是。

三 服装工艺：由古至今 绵延不息

服装工艺是作为文化遗产的服装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广大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古至今，绵延几千年。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将葛藤在沸水中煮软，分离出纤维加工成纱线，采用自然发酵脱胶获取苎麻纤维，编织成纺织品。蚕桑在夏商已普遍使用，蚕、桑、丝、帛等字常见于卜辞。《诗经·幽风·七月》描绘当时妇女采桑养蚕的情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尊彼微行，爰求柔桑。”东汉《四民月令》也记载了养蚕到缫丝、织缣、擘绵、治絮、染色的全过程。明代丝织品已有了丝、罗、绫、绸、缎、绢、锦等品种。 ^[19] 我国棉花由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传入，最早发源于南方、西南和西北地区。《尚书·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筐织见。”“卉服”就是海南岛棉布做的衣服。明代时棉花种植已在全国普及。动物毛毳也是古代重要的纺织原料之一，相对于棉、麻，并不太普及。

《淮南子·祀论训》载：“伯余之初作衣也，换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自从人类学会纺织起，纺织技艺便不断发展。以纺织工具为例，纺织工具分为纺纱工具与织布工具。新石器时期，我国出现的纺缚是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纺纱工具名称。商代，我国发明了手摇纺车。秦汉时期出现了脚踏纺车，到宋元之际，脚踏纺车已发展到五锭。宋代后出现水转多锭大纺车，大大提高了工效。原始织布机腰机在新石器早期出现，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脚踏提综斜织机，这种织机成了后世普通平纹织机的前身。春秋战国以后，在单综或双综的斜纹机的生产实践基础上，人们又发明用多根踏杆控制多片综框的多综多蹑纹织机。战国至秦汉时，人们创造了花缕束综的提花机，能织出纹样繁复、色泽鲜艳的织物。商周时出现了罗织机，当时的罗主要是二经相绞的索罗，秦汉后出现了四经相绞罗，清代时发展成九梭罗、十一梭罗、十五梭罗等品种。东汉时立织机出现，用以织造地毯、挂毯和绒毯等类织造物。 ^[20] 竹笼机在宋代已经存在，在我国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应用较广，一般用于织锦，能织出美丽的花纹。清人沈日霖《粤西琐记》载：“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烂然，与缂丝无异，可为裀褥。”是指用竹笼机织出的壮锦，壮锦为明清时期贡品，可见其工艺之精美。

印染工艺和纺织工艺一起诞生。早在西周时期，染色就已发展成为专门的行业，《考工记》所记录的“设色之工”就有“画”、“缋”、“钟”、“筐”、“巾荒”五个工种。 ^[21] 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已掌握蜡染（蜡缬）技法，制作出“阑干斑布”。《岭外代答》载：“其法以木板二片，镂如细花，用以夹布；而溶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见。”汉代已有相当完善高超的配色和漂染、套染、媒染技术，出现了专门开采朱砂矿的大矿主以及以种植桅子、茜草、红花等染草为业的人。唐朝织染署下练染之作有六，其中青、绛、黄、皂、紫五作为染作。据《唐六典》记载，唐朝仅用于丝绸染色的就有30多种染料。古代各种印花技术在唐时均已定型，主要有型版印花、手工印花、凸版印花、镂空版印花、绞撷、蜡缬、描绘、捺印、拓印、夹缬、灰缬、缝绞、扎绞、泥金、泥银、彩绘等印花方法。丰富多样的原料和逐渐完善的纺织工具、印染工艺为后来服装的多姿多彩提供了物质与技术条件。

由于服装被当作“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对服装资料的生产、管理、分配、使用都很重视。从夏朝起，王宫里就设有从事蚕事劳动的女奴；商代王室设有典管蚕事的女宫——女蚕；西周开始设有庞大的官工作坊，从事服饰生活资料的生产，主管纺织的“典妇功”与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合称“国之六职”。 ^[22] 官府从原料和染料的征集到纺织、练染、缝纫、服饰等工序设立了掌葛、掌染草、典妇功、典丝、典臬（府）、内司服、缝人、染人等专职工官和机构；而在“百工”中，则有“或治丝麻以成之”工种，职在纺织而制成服装。春秋战国时出现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官营手工业中与练染相关的有7个工官，有不同的分工，如钟人染羽、筐人设色、巾荒人练丝、还有染人、掌染草等。汉朝设有专管练染的机构，工官有“平准令”，主练染，作彩色，宫中设“暴室，主掖庭织作染练之署”。还设“织室令”，专管监督生产，齐地也设“三服宫”，按时织送不同材料，供政府需要。在江安开办东织室、西织室两个国营织布厂，有男女工奴数以万计。 ^[23] 隋代在少府监下设司染署和司织署管理染织业，以后又合并为染织署。 ^[24] 唐王朝特设织染署，专掌织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据《新唐书·百官志》载，武后时期，织染署所集领作坊有绫锦坊巧儿365人，内作使绫匠83人、掖庭绫匠150人、内作巧儿42人。宋代官府设有文思院、绫锦院、裁造院、内染院、文绣院等机构，官府纺织服装手工业作坊为数众多，遍布杭州城内外。元代各部门都有专设管理机关——提举司等，中央也有总管机关——工部，管理染织等手工业。明朝官府设都水清吏司管理纺织业，清吏司下设有织染所，有织染所大使、副使，经营织染事业。 ^[25] 清政府设总织局和织染局，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大织造监督丝绸区生产。 ^[26] 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促进了织染业的发展和服装制作技艺的传承。

竹笼机（陈丽琴 摄）

以蓝靛染布（陈丽琴 摄）

相对于官府织造作坊的严格管理与较大规模，民间作坊呈现出家庭式的、小规模的零散作业状态。性别分工自古有之。“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27] 妇女承担一家衣穿之职责。秦代时纺织业已成为普通的民间家庭工业。《汉书·食货志》载：“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当时家家户户应是自耕而食自纺而衣。宋时家庭纺织服装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北宋时，兖州一民家妇女，里人称为“贺织女”，“佣织以资之，所得佣直（值），尽归其姑”。 ^[28] “在广大农村中，有的裁缝作为一种手艺人，被一些财主雇请到家中缝制衣物，就更不罕见了。这种情形延续到明、清至近现代。” ^[29] 手工业者想靠自己特殊的手艺维持生活或企图获得独占利益，一般严守技术秘密，不肯传授他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记载：“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明代时，棉纺织以个体农民家庭副业为主，正如《天工开物》所述“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一些地区棉纺织已转为商品生产，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民间手工业工场。清时民营染织产品多作商品买卖。如康熙《桐乡县志》载：“万家烟火，民多织作绸绢为生……花绸、纺绸，名色甚多，通行天下。”服装工艺就这样世代传承，延续着千年文化精髓。

综上所述，服装是人类社会历史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积淀而形成的，具有各地独特的款式风格、精致的工艺、悠久的历史及世代相承的传统，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和精神，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一个民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融会而成的重要文化遗产。在全球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许多民族服饰处于消亡的边缘，对珍贵的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我们目前唯一可以做的而且能做到的是，对其多一份关注、多一点研究、多一些保护措施，留住我们的缤纷衣饰，留住我们的传统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