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

关键词要点

旅游，今天无论是在学术界亦或是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然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只是直到今天若想要给旅游下一个被公认的圆满定义仍非易事。旅游涉及太过宽泛的人群、文化、社会、行业与学科，因此，从不同人群的行为方式与心理体验、文化逻辑或社会情景、商业利益或学科角度对旅游做定义、定位或是阐释，均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与概念，正如范·哈森（Van Harssel）所言，“要概括旅游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缺乏一个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定义，部分原因是旅游者的活动太复杂，部分原因是由于旅游活动中卷入不同利益所致”。 ^[1] 尽管如此，旅游总是围绕着离家的外出行为与活动，而同人、移动、地方与物等要素交织联系。

一 溯源旅游

从旅游的词源上考据，在西方，与之相关的概念纷繁杂多，包括旅游（tourism）、旅行（travel）、旅途（journey）、旅程（route）、旅行（trip）、巡游（cruise）与度假（vacation）等，从字面意义上而言，它们均与旅游相关，却又各有其偏重：如“journey”强调过程，“route”凸显景点，“trip”相对短距离，而“cruise”指明交通方式等，只是在具体的使用与研究中，人们更为频繁地使用旅行（travel）与旅游（tourism）。虽然，学者们已达成共识：travel更偏向于指示一种空间转换的行为；而tourism更多指现代社会旅游行业中的特定活动与行为。 ^[2] 然而若是从词源上考证，二者之间其实蕴含了更多围绕旅游文化与历史的联系和转换关系。

从词源上看，travel源自于法语travail，意味辛苦而繁重的工作。这也恰隐喻了英国古典旅行观中离家远行的被迫性与危险性所在：英国孤悬大西洋，是欧洲边缘化的落后农业国家，偏僻闭塞加之四面惊涛拍岸，最终陶冶出travel所隐喻的对外世的畏惧与退缩心态。 ^[3] 之后，新大陆与新航线的开辟，推动了18世纪肇始于“回归自然”需求的游览休闲活动进而掀起了近代西方的第一次旅游浪潮，即贵族旅游，它以宫廷贵族作为旅游主体，突破了古典旅行观念与生存意识，此时的travel已从原初的危险、困难与艰苦之意成为标示贵族高贵身份、名望与文化的外出旅游活动。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日渐富有的新兴资产阶级旅游热，他们效仿宫廷贵族的生活方式，讲究等级身份与高雅情调，而由此依然沿用travel来称呼他们的旅游活动。 ^[4] 伴随着旅游的普遍化与消费化趋势，tourism才开始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travel成为指称旅游现象与活动通用词汇。

旅游tourism的词源可追溯至拉丁语tornare与希腊语tornos，原意为车床或圆圈，亦即一种按照圆形轨迹的移动。作为旅游含义的tourism，意指一次往返的行程，即离家旅行而最终返回的活动。tourism在问世之初，并不具备旅游的意义，西方依然盛行使用travel来赋予旅游高贵气质与美名。直至19世纪中叶，以团队旅游为模式的中产阶级旅游，掀起近代西方的第二次旅游浪潮，与之前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旅游者形象大相径庭，中产阶级旅游者言行粗俗、品位低下，到达旅游目的地后只是“成群结队，四处寻找便宜货”， ^[5] 被旅游地主人看做仅仅来此“空转了一圈”，因而用市井俚语戏称其行为为tourism。约定俗成地，tourism与tourist逐渐成为当时旅游与旅游者的代名词。1876年版《世纪大百科词条》将tourist定义为“因好奇和无聊而旅行的人”。与travel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观不同，tourism从自然科学思维出发，凸显旅游的大众性与普遍性、超越民族性，最终伴随20世纪以来西方近代第三次旅游热潮，即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大众旅游”，上升为西方旅游主流中的基本概念与通用词汇。

或许正是因为travel所蕴含的西方人文价值与贵族气质，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travel自始至终所贯穿的两希文化（指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主题与要素，并将其置于了一个新的反思高度：旅行之道中强烈的文化隐喻离散、出走、英雄、殖民、战争、流放、寻索、爱情、悲剧、荣誉、背叛、怀乡、回家、凯旋、仪式等，使旅行活脱脱将人类文化“走”了出来。 ^[6] 在后殖民与后现代语境下，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重新对旅行进行了反思，把出现于20世纪晚期的旅游和迁移的社会现象概括为“旅行文化”（traveling cultures） ^[7] ：首先，旅行早已突破简单意义上的身体移动，而成为包容了物品、技术、资金、资本、形象、信息的混杂体，一并进入到后现代的移动性特征中；其二，旅行提供涵盖过去文化多方面的材料与信息，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脉络、社会权利政治错综复杂的缠绕在一起；其三，这些不停移动着的人与物所携带的价值观念、文化隐喻与生活方式会同目的地历史、文化与社会发生排斥或吸收的各式物理或化学性反应，使得旅行文化获得一种地方性表述。总之，20世纪的旅行远非简单意义的空间移动，而是深刻地触及到社会内部构造，从而揭示隐蔽于旅行之后的社会文化变革图像、形貌和范式。

就旅游的发展路径而言，中国与西方由于各自的历史脉络、文化情景、生态环境与社会结构差异，中西方的旅游自古便沿着不同的文化逻辑演进。具体就西方而言，古希腊人对奥林匹亚诸神的信仰与崇拜，不仅奠定了其神性思维的基础，也隐含了古代西方旅游的精神资源。奥德赛式的英雄史诗、狄奥尼索斯的酒神节，以及奥林匹克大会的各项祭祀仪式，型塑了古代西方旅游的运思方式与行动路径。如古罗马人因笃信母亲节的洗浴仪式能够促进生殖，于公元前2世纪开始在温泉附近修筑公共浴室，进而促成了西方古代史上一系列著名的休假圣地，如意大利的奥斯蒂亚、德国的巴登-巴登、瑞士圣莫里斯、英国的巴斯等。 ^[8] 夏季，古罗马贵族纷纷外出利用其良好的道路、驿站与旅店网络，前往各度假圣地，享受闲暇、佳肴、美酒、社交与性。进入中世纪，基督教的一元神信仰取代了多神崇拜，在此宗教观中，旅游被打上原罪的烙印，禁欲主义鄙弃肉身愉悦，此时的外出旅游者多是赤足鄙衣，一路苦行的朝圣者。总之，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人多神崇拜仪式上的狂欢愉悦，还是中世纪朝圣苦旅中的精神升化，人神沟通均是古代西方人远行的传统文化本源。

进一步而言，西方万能之神与信徒的关系，恰隐喻了现实生活中团体与个人的关系本质，“过强的集团生活反而激发出个人一种离心倾向的反抗”。 ^[9] 进而造就了西方崇尚个人自由与平等的民主之风。此民主之风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公共政治（polis），人们在公共神庙内针对世俗政务展开辩论，这一公共辩论与公共空间中的民主模式，从中世纪至近代虽经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人权宣言，所贯穿的均是“我”之觉醒、个人与自由主义风潮。“如今的民主制度，正是团体生活的进步：团体中各分子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转入主动，于是团体不得不尊重个人自由，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 ^[10] 此外，再加之西方海洋生态环境所锻造出的人们赋予冒险、用于开拓的海洋民族品质，最终培育出西方旅游传统以神性为基础，通过异域经验与感知追寻主体自我价值、独立与发展的文化特质。

而我国传统旅游则是沿另一文化路径延展。古代中国最早的旅游概念出现于《周易》。《周易》64卦中29卦都蕴含游的内容，如《旅》卦有“小亨旅贞吉。” ^[11] 《彖传》解为：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意为行旅是中正之道，必须以坚定的行为去体现，目的是附丽于光明之所在。而“旅”中的“时”与“义”，亦是指当时周人严密的宗法制度。与土地“捆绑”的农耕社会孕育古代中国宗法血缘与伦理制度的文化传统：以天为核心的宇宙观中，人居于天为经、地为纬的网络格局之中而遵从于一整套礼，天地间、君臣间、夫妻间、子女间、亲子间均有严格尊卑与关系限制。社会中的人各就其关系，排定彼此的名分地位，据此实行对彼此的责任义务，人与人生活于彼此的关系之中，由此，个人并非像西方文化中那样，以一种独立个体的形式存在。“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存在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作为依存者（depending bing），不是指其生存必须依靠于他人，乃是说其生活在世，必须尽一种责任，无疑为了这个责任而生。” ^[12]

由此，与之相应的，中国旅游自古呈现出一种内敛的抑制性特征。所有外出活动均与此社会伦理秩序为根据与标准，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游与人们行为的关系是“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待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我有长兄，当须顺之，吾有小弟，当须教之”； ^[14] 孝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舟而不游，道而不径” ^[15] 等。因此，古代中国几乎没有以休闲度假为目的的旅游，巡游、游学、游宦、游商等的出行均是带有治国、出使、求知、求婚、经商、探亲访友等的现实目的。进一步究其本质，现实社会中严格的伦理关系，正是对应了人与天、地及自然万物间“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所谓“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周易》将天地人并置在一起称为“三才” ^[16] ，三者各有其道，相互对应，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而人则是实践原则。由此，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人将自己的理想与情操寄托于自然万物之中，以游寄情，物与神游，以此衬托儒家理想中完美人格与伦理社会中的道德意涵。孔子的“比德说”正是这一理念的典型写照，《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17] 在此，自然万物均成为人格道德的象征物，蕴含着仁人君子的高尚道德与完美人格，人们正是在此自然山水中受到道德力量的感召，在“游观中获得品德的陶冶与升华”。其所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山水之间的神韵、气质与品格，正是人们穿越表层而进行的深层次体味与感悟，这也正是古代中国旅游的文化内涵所在。

虢国夫人游春图，如同今时自助游行。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及地理大发现，直接冲击了西方中世纪以来的神性思维；17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想，则彻底击碎了古代西方旅游者与神沟通的文化动力与内涵。就中国而言，长期的“东学西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一家旅行社”与“第一部旅游学专著”，由此标志了中国旅游从形式到内涵的革命性变革，从原初在旅游中追求伦理秩序与宗法道德的理想转变为休闲、交往、审美等现代旅游体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旅游活动与旅游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增长，标志“群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此时旅游文化丧失了其原本“质”的内涵，而被简化为不断追踪与消费旅游文化产品，由此伴随着享乐、体验、感觉、自私等特点而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二 旅游的人类学研究与扩展

席卷全球的“群众旅游”热潮，促使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异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旅游之中，人类学者所关注的地方族群或少数民族区域纷纷成为旅游目的地，使原本被学者们视为“轻佻”的旅游活动，最终吸引了人类学者的关注。人类学对异文化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加之与其他学科交叉带来的开拓性成果与方法，都深化了旅游在社会、文化、地方与族群等方面研究，特别是其对东道主社会族群长远利益的关注与研究，均显示出人类学对旅游活动研究的学科优势与特点。具体而言，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的视角表现为：其一，从全球-地方的关系情景中展开旅游研究；其二，关注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其三，着重旅游者的旅游过程与体验研究；其四，强调旅游中的符号与象征研究。 ^[18] 并由此形成了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仪式性、真实性、族群与认同、工艺品与纪念品、性别与身体、符号与象征、凝视与权力、主客互动、遗产、博物馆等主题。 ^[19]

近年来，人类学者进一步扩展与延伸了对于旅游主题的研究。尼尔森·格雷本（Nelson Graburn）与诺姆·莱特（Naomi Leite）在其新近论文《旅游研究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tervention in Tourism Studies）中， ^[20] 针对旅游中的主题进行了如下扩展探讨：关于人（people）。突破以往旅游研究中的主人（hosts）/客人（guests）模式，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卷入旅游中所有人群，包括司机、导游、表演者、景点雇佣者、服务人员、街头小贩、性工作者、NGO代表、研究者、人类学者、政府、官员、旅行社、目的地旅游者的朋友、亲戚等等，对此，柯斯发明了一个新词汇“tourate”指代上述卷入旅游中的所有相关人群。关于移动（movement）。旅游包含着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动，近来的研究试图进一步区别旅游同一些相似类型的移动模式，如商务旅程、探亲访友。如进一步发展了将旅游比喻为朝圣的研究，将旅游放置进具体情境与经历中分析，区别出前往旧金山的“同性恋朝圣”（queer pilgremage）；前往东欧的“金钱朝圣”（pilgrimage of money）；返乡寻祖的“寻根朝圣”（root pilgremage）等。关于物（thing）。旅游研究中的物包括博物馆与其收藏品、少数民族主题公园、旅游纪念品等，在人类学视域中，任何一个旅游工艺品都不仅仅只同生产它们的地方相关，而在全球化体系中蕴含着诸如认同、权利、政治等更为宽泛、复杂的价值与意味，由此使旅游中的物持续成为学者们关注研究的对象。关于地方（place）。近来对于地方的探讨越来越超越旅游对其的影响研究，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于通过旅游照片、手册、网络、电影、小说等媒介，研究其中所构建的关于地方的神话与叙事（myth/narrative），以及在这一同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叙事想像中，地方如何富有魔力，最终成为获得旅游者认同的地方招牌（place branding）。

三 旅游与遗产

在围绕旅游的上述研究主题中，旅游与遗产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类学者的关注。旅游工业的影响，促使遗产在今天成为被选择与被商品化的对象，尤其是近年来人类学者对于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的研究，使遗产与旅游之间的诸多联系与矛盾暴露出来，进而引起旅游人类学对其的研究兴趣。现代性所催生出的大众旅游者，褪去内心的信仰而表现出极度矛盾：一方面他们鄙视前现代的一切事物，认为其与理性文明背道而驰；而另一方面又想追逐异文化的“原生态”真实，以此寻回失落的精神家园。经济生产越发展，人们就越会陷入到一种对于古老传统“怀旧”（nostalgia）的情结中。人们希望追溯这些古老的传统，放慢生命过程的“脚步”，寻求一种“最为可靠的、有据可循”的心理状态。 ^[21] 而遗产所携带的远古印记与文化传统，恰好契合了现代旅游者对遥远他者的想像与憧憬。

遗产的唯一性、历史性与原生性，在不断勾起外界对其消费欲望的同时，也进一步被投入生产与销售的被建构过程中：第一步，选取遗产。可作为遗产的资源多种多样：各种人文、自然景观，历史遗物、遗迹，仪式庆典，建筑样式和风格，音乐舞蹈，民间饮食，服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源并不是在其历史脉络中被偶然选作为遗产，而是被蓄意选择的。保留什么、替换什么、强调什么，背后都是由各种权力关系依据不同目的进行操控。第二步，解释遗产。被选择的遗产资源是否能进一步转化为产品，关键在于对遗产的“解释”（interpretation）。解释赋予遗产以经济资本的价值。沃尔什和斯蒂文思（Walsh & Stevens）将“解释”定义为“讲故事的技巧”。当解释用于为遗产出售讲故事（telling story）时，它不仅仅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一种销售技巧。谁在讲故事、为什么讲故事、讲故事给谁听等问题的答案作为一种以销售作为最终目的的策略变得至关重要。遗产工业中，“解释成为了被市场所制约的一部分”。因此故事的讲述者变成了权威、商业组织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群。故事本身也随之演变成了一种“权力话语”， ^[22] 在市场导向下，通过遗产解释，资源被进一步整合形成“遗产产品”（heritage product）。第三步，出售遗产。这些遗产产品并不仅仅只是遗产的物质形式，还包括附着其中的各种传统文化因素，在经过遗产的解释与建构之后，一同用于出售。

“建构遗产”（built heritage）的含义，长期以来仅仅和纪念物与历史建筑的保护、修护有关，这些纪念物和历史建筑因为蕴含显著而非凡的价值而受到各项法律的保护，比如，古纪念物法（Ancient Monument Acts）、国家遗产法（National Heritage Acts）等，这些法律促进了人们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实践。

而将“建构遗产”与旅游联系在一起，则是最近的事情。为了迎合旅游而进行的遗产建构，其结果是产生不同类型的遗产景点。这些遗产景点被归为自然与文化两种类型。在文化范畴中，遗产景点包括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s）和非物质形式（immaterial forms）：物质形式包含存放于博物馆用于展示的各种纪念物、历史或考古的遗存以及工艺品；非物质形势包括表现的观念、传统和艺术、历史上杰出的事件和人物，特别的生活方式、文学和民间传说等。在自然的范畴中，遗产景点包括花园、地景、国家公园、山川、河流、岛屿以及各种动植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文化的或是自然的遗产景点，或多或少都经过了新的、后天的“解释”，梯尔登（Tilden）强调“解释”在这里是一种技巧，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说明”（instruction），而是为了“促销”（promotion）。 ^[23] 通过赋予它们象征性和标签性的属性，以增强他们作为遗产这一品牌的号召力和对旅游者的吸引力。

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当遗产以文化产品形式进入消费领域时，与其他类型的商品比较截然不同。一方面，许多遗产包含着特殊族群、特定文化背景中的情感，它们是某一民族、族群、人群、家族的传统遗存物，格拉本教授归纳出这类遗产的三种情况：（1）人们继承的由祖上传下来的祖产；（2）由特殊的身分认同所获得和赢得的财产；（3）通过交换或者其他形式得到了，并被特定人群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 ^[24] 这三种类型的遗产都与亲属关系、姻亲关系的基本类型相联系，具有明确的情感纽带，不可任意消费。在现代的遗产旅游活动中，我们看到不少通过对特殊遗产的消费，伤害了东道主情感事情。有些政府和行政部门受经济利益驱使，把一些民族、族群的特殊遗产、崇拜遗物、秘密仪式也搬到了市场上，或在公开场合展出和展演。另一方面，遗产不是批量生产的产品，可以尽意使用、随意接近、任意接触、恶意损害。遗产毁坏了一个、破坏了一处，世界就少了一个遗产或遗址。因此，对遗产的消费必须附带限制条件。而现在许多国家和地方，这一附带性限制条件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和体现。在我国，几乎所有的遗产地、遗址都可见到诸如“到此一游”的各类涂鸦。另一方面，由于各地政府对经济利益的急功近利，对遗产地的游客承载量不进行前期的调研和评估，致使绝大多数的遗产地、遗址被迫遭遇了现代大规模旅游消费的劫难。许多遗址在旅游活动中因为消费文化的作祟而受到损害。

因此，当现代性消费所伴随的是享乐、体验、感觉、自私等特点时，那么对于被消费的“文化”而言就是一种灾难。现代社会中信仰的缺失使人们只活在当下而不考虑未来与存续，并且用即时的享乐主义和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来弥补精神的空白。旅游者对遗产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所以，如何在旅游中消费遗产问题，成为今天遗产旅游应该首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对此，格拉本教授指出，“消费”与其说是行为，还不如说是观念性认知。现代人早已学会消费石油、天然气、煤等“自然遗物”，那么，学会消费传统、消费文化、消费遗产是否也应成为现代人必修的课程？ ^[25] 这值得我们反思。格拉本教授进一步引介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 ^[26] 一书，以色列人对动物的分类为例，从人类对动物的分类入手进行分析：那些和人类很亲近，即与人同居同栖、朝夕相处的宠物绝对不能吃；而在农场里被驯养的动物和在牧场生活的野生动物和鸟类则可被任意宰杀。某些“陌生”的动物，野生的或是属于动物园，总之，不常见于人类熟悉的环境里的动物亦被认为不能食用。他的意见是，对遗产的消费也应该有禁忌。

对此，罗切伯格·哈尔顿（Rochber-Halton）引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27] 一书中将事物和空间进行神圣/世俗二分的观点，将现代性的这种文化消费同神圣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既然神圣性的社会情感、集体表征具有深层次、持久性的特点，那么一旦正式的宗教衰落了，体现神圣性的象征符号也就进入到了世俗的过程中，正如涂尔干所说，一切都可以神圣化，那么当商品脱离物的具体形式，而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时，对于商品的使用者来说，便也具有了神圣的性质。赋予文化消费对象以神圣性，将其转换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所有物。由此促进大众旅游者对于文化商品的珍惜和重视，引导一种健康的针对传统文化的旅游消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