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
关键词要点
身体是人类“第一性”的存在与表述方式。人类生存与繁衍的演进之路，文明穿越乡野与城市的化变之途，就是一部以身体书写和记忆的历史。而体育则是人类身体表达、身体记忆、身体塑造最为重要的文化制度与文化实践。从意识形态到文明制度，及至知识体系和行为实践；从自发、自在到自觉、自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体育是人类最本朴和最重要的身体文化遗产。它既是一种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也是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还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表述方式与生活方式。
无论是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盛会，还是古代中国的养生法，抑或是古印度的瑜伽修炼，都与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感知、理解，以及应对智慧息息相关。在人类的文化系统中，对身体的不同认知，形成不同的身体塑造行为与制度；身体行为与身体制度带来身体观念的延展，成为体育之概念、规范和规律的来源；而这些抽象的体育定义，亦需通过具体化的身体塑造过程来加以表达。文化的变迁，使体育的手段和目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使体育的概念处于不断地演化与论争之中。就中国本土而言，“体育”之称谓与范畴皆是舶来之物。本文在文化遗产学的视野之下，从西方和中国对身体认知的知识考古楔入，反思体育概念的来源与知识分类的合法性，打开体育认识论的维度——由“单一认知”到“多元对照”、从“部分言说”到“全体在场”的悖论性互照，并最终指向体育作为人类最重要文化遗产的主体性、完整性与原真性。
一 西学考释
（一）存在与演化
西方体育之历史，植根于“两希文化” [1] 传统。希腊与希伯来的体育，分别具有自己的纵向脉络。从类型上看，它们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身体形态、身体经验和身体知识，并沿着传统不断巩固深化各自的身体文化特性。
希腊半岛多山少地，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因此，战争成为古希腊人进行商业贸易、掠夺海外资源、实现城邦防卫的必要手段。古希腊神话中的十二巨神 [2]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祖先（如阿基里斯 [3] 、奥德修斯 [4] 等）大多是身姿健硕、体态优美的超人，具有英勇无畏的冒险精神与无可匹敌的征服力量。对他们的顶礼膜拜和身体模仿，其实是古希腊人在城邦林立、战火连年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延续的必要素质与必然选择，并以“神”来装点包装。奥林匹克赛会 [5] 的起源传说， [6] 更是在彰显“神圣身体”的表象之后，潜伏着追逐“世俗权力”的本质要求。古希腊人尚力求胜之风气与其城邦制度相得益彰，形成传统：奥林匹克赛会是神圣的宗教庆典， [7] 是以身体向神致以的最高礼赞；奥林匹克赛会也是希腊公民的专有权，是“权力”竞争与“秩序”观念的表层结构。 [8]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体育之目的并非为了生命本体的育成，而是彰显个人英雄主义的强者文化，是获得权力与维护秩序的首要工具。难怪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大哲，虽然都主张通过坚忍不拔的努力去锻炼身体，最终还是要使身体做好精神的奴仆。 [9]
在希伯来文化传统中，基督教教义告知世人：人是生而负罪的，而这种罪恶来自于身体的欲望。人完成救赎，进入天堂的途径便是弃绝物质的享受，克制身体的欲望。 [10] 西方体育的价值观，在这一灵肉关系的建构下，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罗马时代的角斗士，已沦为奴隶的专属工作，是卑贱低下的生命无奈，是与兽等同的悲怆哀歌。教会规定，参加圆形竞技场竞技的教徒不能领圣餐，角斗士不放弃自己的职业不能接受洗礼；教会学校不设体育课，学生从事体育活动要遭到严厉的惩罚；民间游戏，如摔跤、投掷、奔跑等被认为是违背“上帝”意愿的行为。 [11] 中世纪的“黑暗千年”，除了必要的军事体育训练（骑士体育） [12] 和少数统治阶级的消遣活动外，西方体育陷入了全面衰退的状态。
13世纪以降，伴随着“采邑制度” [13] 瓦解、城邦出现、市民阶层和新贵族崛起，欧洲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古希腊关于“身体”的文化，在欧洲人对希腊文明的回眸中重新被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带来“人文主义”崛起，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自然主义” [14] 体育思想和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绅士运动” [15] 的推动下，体育在教育（学校）与社会生活中（大众）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18～19世纪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革命的兴起，更是带来了人类社会基本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体育亦概莫能外地从生理、教育的“个体”层面，逐渐延展到国家化、公民化的“社会”层面。体育一方面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健康劳动者”的重要手段；同时，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充满竞争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使竞技运动在欧美各国的市民基层中全面流行。上述言及的体育制度化、社会化、竞技化、全球化转轨，成为了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基础与发端。而现代体育的价值观，也主要通过这一国际性的竞技体育赛事，得以在全球传播确认。世俗主义、平等的竞争机会和条件、角色专业化、理性化、科层化、量化和追求记录，成为现代体育的本质特征。 [16]
生存适应、文化变迁使人们不断将新的身体经验、道德标准与意识形态，注入体育的实践之中，并赋予其合法性。貌似一以贯之的西方体育，亦是不断重构的“传统的发明”。概而言之，现代体育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活动，正以一套崭新的行为与象征方式，建构着西方乃至全球新时代的社会文化意义。
（二）概念与分类
概念与分类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认同。体育的概念，是人们对体育本质认识的抽象理念；而体育的分类，则是遵循体育的本质与逻辑学原则所进行的系统建构。因此，无论从历时还是共时的线索来看，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分类都是我们研究其体育谱系的基础。
体育的英文规范称谓是“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体育运动）。 [17] 但就英文语词本身而言，Sport与Physical Education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自16世纪始，西方才出现常用于表达体育的Sport一词，此前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都是用古罗马文Deportare来指称体育。Deportare的原始词义是指“自由的、全然地玩耍”。显然，这与后来主要以竞技和紧张为特征的Sport还是有区别的。 [18] “在中世纪的英国，Sport几乎包含了所有的以户外活动为主体的娱乐活动……民间舞蹈、节庆活动、竞赛性游戏、滑稽表演等等。”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自然语义”，将众多类型的身体活动囊括在体育之内，但在科学主义的背景之下，人们开始试图对Sport加以明确的逻辑与分类界定，以寻求其稳定规范的“科学语义”。“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Sport就从包容很广的词，向包容较狭窄的竞争性体育游戏转化，从概念定义来说，就是加大了内涵，缩小了外延。” [19]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Huizinga 1872～1945）从游戏理论出发，指出Sport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不可或缺的游戏要素。”吉内特（B.Gillet.法国）在《Sport的历史》（Histore du Sport. 1949）中提出作为Sport必须满足的三项基本条件：游戏性、竞技性、身体运动。 [20] 在西方庞杂繁芜的Sport概念中，对其本质的阐释主要使用“play”、“athletics”、“game”、“exercise”、“movement”、“recreation”、“practice”来加以框定。可见，Sport着重强调的是身体的运动状态。因此，身体运动的构成要素成为现代西方体育的分类依据，体育被分解为球类、径赛、田赛、水上、冰雪、格斗、靶类、骑马、体操、举重、空中、赛车12个类别。 [21]
而Education physique（法文），最早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于1760年在其教育专著《爱弥尔》中使用的，指称对身体进行的教育活动。英语Physical Education则最早出现在H.斯宾塞1861年结集出版的《教育：智力的、道德的和身体的》（Education：Intellectual Moral Physical）一书中。《韦氏英语大辞典》对Physical Education的解释为：“对人体的锻炼、养护和保健等方面的教导，特别是在学校或学院，通过体操、竞技等课程进行的教育。”在Physical Education一词中，到底是“身体”（physical）还是“教育”（education）作为核心语素，成为西方体育概念的争议焦点。 [22] 上世纪30年代，以威廉斯（J·Williams）为代表的美国体育学派，将Physical Education从单一偏向生理性的“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重释为“通过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强调身体对认知、情意、技能培养的整体面向。综上，与Sport比较，Physical Education更多地强调形成运动状态之前的训练和教育过程。以此为据，形成了现代体育“三分法”：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休闲体育。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英语系国家用Sport代替Physical Education，如学校体育用School Sport，大众体育用Sports for All，高水平竞技体育用Elite Sports或Top Sports。 [23] 而长期沿用Education Physique Et Sport的法国，现在则开始用Activité Sportive Et Physique来泛指“运动与身体活动”。 [24] 二者相较，笔者认为，法国人以“实践性”将“运动”、“身体”加以统合，仿佛更能贴近和还原体育的本体价值。
（三）身体之殇：在场的缺席
在历史的回眸中，我们发现：1.“身心二分”的哲学基础，决定了西方体育成为身体演绎的工具化历史。希腊古典体育虽然具有无可比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但其表面所彰显的游戏、尚武和艺术精神，都无法从本质上对抗“神圣逻各斯”。而文艺复兴之后，在“世界的发现”（全球地理）、“人的发现”（人文主义）、“科学的发现”（理性权威）的历史语境下，虽然西方体育提出“培养人身心均衡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基本立场，使另外两个二元对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始终无法弥合，也决定了西方世界对身体认知重构的有限性。2.现代体育以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的权杖，在丰富运动形式和训练方法、完善赛会组织与竞赛制度的背后，同时也将游戏、娱乐、信仰挤压到了文化的边缘。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一种文明制度，体育代表着公民、族群、国家的平等权。演者与观者、技术与信仰、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使“工具主义”继续撕裂着“人文主义”，体育中的“身体”，也一再被抽离。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对“身心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类知识的传统图谱开始得以重新显现与复原：梅洛-庞蒂将身体还原于知识的起源中，打破了理性一统的霸权；福柯将身体解剖为“知识与权力的产物”，认为身体呈现了社会的规训；人类学家们从“人的观念”、“身体技术”到“双重身体”、“实践性身体”，坚持不懈地为身体正名。尽管如此，但当社会的主流意识还被束缚在片面化、工具化、制度化的认知桎梏中时，身体和生命就会沦为“民族国家”、“科学理性”、“个人权利”的解释物与塑造物，泥足深陷！所以，如何通过“先于认知的实践感”，将“整合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身体化惯习”解构，重建现代体育的认知，成为一个历史任务。 [25]
二 本土源流
（一）本体与体本
“体育”一词，是近代由日本引入中国的舶来物。 [26] 据学者考证，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是我国最早使用“体育”一词的官方文本。 [27] 在汉语传统的语词体系中，“体”与“育”各有其意，分而用之。近代之前，也从未以两字相合的连词形式指代身体活动。
體（体），金文
从“体”与“育”的字形词义中，已经凸显出中国传统身体观的独得之见。但我们仍须循着中国特有的生态、人文历史，方可确知本土身体文化的形成要因与本质特征。
中国虽然也有绵长万里的海岸线，但古人几乎无法逾越深广莫测的太平洋，再加上北接苍茫大漠、西有崇山峻岭之屏障，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环境。从地理上看，中国应属于大陆性民族。由于地势西高东低，梯级落差巨大，所以自古以来水患不断，中国的上古社会被称为“治水社会”。驯水之暴、顺水之力，与自然界抗争并达成平衡，就需要集体主义的协作精神和大一统的政治形态。因此，中国古人首先以血缘和亲缘，形成了宗法道德的社会约束机制。在“夏传子，家天下”之后，血缘宗法更是与政权相结合，形成了“家国天下”的特有形制，进而推为“重和轻争”、“以和为贵”、“知和曰常”的封建伦理体系。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耕生产方式，则使先民们必须合天时、应地力，求人和。生存适应之经验浓缩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知见中，形成了中国人“时空合一”、“三才一体”、“万物同构”的思想传统，以及对身体来源和本质的基本解释：“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
体本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无不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人的身体既是宇宙图示也是社会图示，身心问题并非是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是从“道德”到“性命”的实践性问题。“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记·礼器》）“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审分》）中国思想传统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体本”之学——“即身即道”，这与西方“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基础其趣迥异。
（二）体知与体育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实践哲学的性格，是一种能够用身心加以实践修行的体验性知识，并以这种体验性知识为基础，获得超日常经验的高层次知识。东方经验假定人通过身心修行可使身心关系产生变化，因此，身心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推测，而是一个实践的、生存体验的、涉及整个身心的问题。 [38]
夸父逐日、 [39] 后羿射日、 [40] 巫咸做筮 [41] 的传说在中国民间可谓是家喻户晓。同样是勇猛无敌、比配乾坤的自然神力，却不同于希腊神话中人神“嬉戏”、“竞争”甚或“超越”的表述。周代设“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授王孙贵胄。先秦诸子百家，各有其道，盛衰消涨，绵延不绝。儒家提出“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明确表达了其“轻力”、“贵仁”的身体观； [42] 道家以“法道、贵柔、重啬、节欲、守静”的保健养生观，倡导气功修炼之术；墨家“尚力”，强调身体锻炼，构建了形神、生命与运动的系统关系；兵家提倡武术技击；医家则从“整体恒动”、“动静结合”、“四时有别”的理论出发，推行禹步、吐纳、引导等健体养生之法。战国时期，诸国林立、战乱纷起的社会背景，使得佩剑、尚武、骑射之风盛行。击壤、吹竽、狩猎、角抵等娱乐活动也开始兴起。 [43]
梁启超认为：“重文轻武”，乃中国文化之传统。从秦始皇堕名城，杀豪俊，搜天下之兵，以弱黔首之民始，及至汉景帝大诛游侠，以保国安，“尚武精神澌灭已尽矣”。 [44] 加之汉代以经学词赋取代“六艺”取士，设文官制度，代代相继，士风文弱，民气消沉。与欧洲“列国并立，首重国防，人鹜于勇力，士竞于武功” [45] 相比，古代中国“一统之世，则养欲给求而无所与竞，闭关高枕而无所以争”，所以“向者之勇力武功，无所复用，其心减弛，其气渐柔，其骨渐脆，其力渐弱”。笔者以为，梁公此言，可谓差矣。这一近代精英士大夫阶层的视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将中国传统身体活动，置于西方体育的价值观下加以品评，以“勇力”和“竞技”为圭臬，对中国“尚敬不尚力”、“尚让不尚争”的道德传统漠然置之；二是对“武”的理解囿限于军事、国防、选士的范域之下，对传统身体文化中“行气引导”、“坐忘养神”、“百戏嬉乐”亦为“非攻之武”的本质认识不足。其实，中国丰富而多意的身体文化，并非只存在于精英阶层的政治书写与国家武备之中。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宗法制度、以“气一元论” [46] 为基础的生命哲学主张，同构出中国特有的身体文化和传统价值。身体活动既是满足生存需要的必要体能与技能、也是福泽苍生子民的定力与德行。“治”（尚武治国）、“礼”（礼法仁道）、“养”（养生保健）、“娱”（游戏取乐），四大体系全部都围绕“为生民立命”、“为子孙垂范”、“为万世开太平”而成。
综上所述，1840年以前的中国，沿着“体知”之传统，修持着国人的“身体”——从现象中见本体，于物质上寓精神。虽然也有同异文化的交融互动，但其主流价值观与行为实践，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绝对史”。鸦片战争之后，“天朝梦醒”，文化优越感被打破，中国由“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为以强弱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 [47] 精英阶层给予西方体育在观念上的最高地位，全盘接受其知识体系。在使用西方的理念剖析本土问题，将本土身体文化传统与生活现实一一搁置的同时，亦未深入到西方体育的文化根底和价值取向层面，而是在“保种强国”的历史语境和“经世致用”的思维模式下，从功利主义的现实需求出发，照搬西方体育的组织与表现形式。外在形态上的亦步亦趋，与内在理解上的爱毛反裘，使国人对西方体育观念与实相的认同都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体知
（三）身体之道：“天人”、“中和”、“生生”
以上我们追溯了中国本土身体文化的起承转合，并试图从中求证其演化的历史应然性和当下体育认知危机的必然性。身体观的差异，使中西方文化对“体育”的认知与分类各辟蹊径。与此对应，其“育体”之路径与方法亦大相径庭。从“体本”到“体知”，传统中国的身体文化逻辑与实践都终归于“体道”之中：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是中国哲学中具有根本性质的重要观念。“天人合一”含纳天人一“心”、天人一“理”、天人一“气”，无论从认知、制度或是器物层面，天与人都是无法分开的。因此，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以“合”为基本原则，强调阴阳相合、礼乐相合、形神相合。中国人的身体活动既要合“天时”，又要合“人伦”：春节出巡、郊游踏青；元宵观灯，拜庙踏歌；清明扫墓，放鹞秋千；端午祭神，龙舟竞渡；七夕祈拜，夜游赏月；中秋祭月，舞龙点灯；重阳祭祖，登高游赏；腊祭驱邪，踢毽跳索。2.“天人合一”强调集合之“一”，“致中和”的和谐观则是强调“多极之和”、“守而弗争”和“执两用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中国传统身体文化既强调锻炼筋骨（健），亦注重调节血气（康）。“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黄帝内经·素问》）古代中国不但骑射、驾车、武术之技世代相继，行气、导引、坐忘之术亦是朝野倡行。此外，百戏、蹴鞠、棋类等娱乐游艺活动，舞龙、踏青、竞渡、登高等身体民俗更是洋洋大观、无计其数。3.“生生不息”的运动观，是中国古人认知宇宙生命和社会历史变易的传统智慧。“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集合之一”与“多级之和”聚于“生生”之上，“生者不得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列子·天瑞》）“生生”成为中国变易之道的源点与归宿。中国传统运动观中的“恒常变易”与西方的“动静二分”不同，其“静”仍然为“动”，不但是生命运行的一种形式和状态，甚至是养生蓄神最为根本的方法与路径。因此，“气沉丹田”、“周天运行”等行气功法，“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的坐忘之功，与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和太极拳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养生术的完整体系。
体道
三 体育：人类生命的文化遗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体育界发生了一场“土洋体育之争”。 [48] 学者们大多采用西方现代体育的科学观念，考究“国粹体育”是否符合现代体育的科学原理与教育原则，试图为传统身体活动争取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1932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铩羽而归，病夫之名、国耻之痛，把“土洋体育之争”推向高潮，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大公报》刊发社论《今后国民体育问题》，提出：“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舍弃过去模仿西洋之运动竞赛，从此不惟不必参加世界欧林匹克，且应绝然脱离远东欧林匹克！” [49] 理论工具的片面化（西学模式），与现实世界的失落感（弱者心态），使“土洋体育”的文化论争，始终弃本土身体文化之内核于不顾，而以爱国主义和救亡图存作为弘扬传统体育的价值观念。“因通达变”样样未至，“体用造化”步步未明！正是造成中西方体育文化冲突的症结所在。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再一次对中西方体育传统加以追溯和关切，可以说是被“遗产运动”带来的文化反思浪潮所推动。从文化遗产学的路径出发，保护遗产的原则不仅指保护具体的遗产，也包括保护和尊重在遗产认识上的差异性，因为这些差异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 [50] 因此，对体育的关注，并不仅仅在于运动、教育、技术、权力、资源等单一领域，而应落脚于文化传承的主体——“人”，对“体育”的认知与认同。本文对“体育”的词义、概念、理论和实践的追溯，并非是要在知识考古的基础上，抛弃文化插入的“既成事实”，而是冀望达到“致中和”的传统文化理想，厘清交杂纹理中呈现的体育本体，在“差异”、“联系”与“融合”的历史回放中，在与“其他意义”共同构建的“全体图景”中，发现与坚持“家园遗产”的特有价值。
人类生命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历史，和在不同生存状态中的身体实践、文化创造与生命传承。因此，身体文化作为一种人文分类体系，应当强调它的“多样性”与“原生性”。这样，在全球化的大潮流中，我们才不至于错失宝贵的“文化资源”；而当身体文化作为一种生命文化实践行为，则应该强调异文化间的普世价值和生命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就是“生命”与“文化”的共谋，是人类自我表达与自我探索的文化实践与生活方式。这才是“体育”之本体，与“育体”之过程作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
体育，是关乎身体，而又不止于身体的生命文化实践。它在神圣与世俗、游戏与竞技、体验与制度、生命之美与生活之善的对待往来之间周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身体与精神这“三重”文明的基本关系中，起到黏结和枢纽的作用。体育，其实就是时代语境下，身体文化的根脉和主干。说到底，唯有洗练体育的认知，身体文化才能够得以传承——光大或是扭曲！
[1] “两希文化”指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
[2] 希腊神话中的十二主神分别是：神王宙斯（Zeus）、天后赫拉（Hera）、海神波塞冬（Poseidon）、冥神哈德斯（Hades）、农神德墨忒耳（Demeter）、战神阿瑞斯（Ares）、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爱神阿佛洛狄忒（Aphhrodite）、商业神赫尔墨斯（Hermes）、月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火神赫准斯托斯（Hephaestus）。在十二巨神中，只有赫准斯托斯身有残疾，容貌丑陋。但他是诸神的铁匠，传说赫准斯托斯每一次敲打铁器，便会伴随着一次地震与火山的爆发。
[3] 阿基里斯在荷马史诗《伊利亚德》中是一位盖世无双的年轻英雄。他是皮提亚国王帕琉斯与海神忒提斯之子，英俊健美、武艺高强，因为他奔跑神速，有“飞毛腿”的绰号，被称为“捷足的阿基里斯”（podarkes Achilles）。
[4] 荷马史诗《奥德赛》讲述了希腊英雄奥德赛（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取胜后及返航途中的历险故事。奥德修斯不仅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献木马计里应外合攻破特洛伊，还在返航的途中以“智”、“力”克服重重磨难，终于返还故乡。其中有对其游泳、射箭神技的专门描写。
[5] 奥林匹克赛会是古希腊历史时期著名的四大泛希腊赛会之一，此外还有皮提亚赛会、尼米亚赛会和地峡赛会，曾被古希腊人统称为“冠冕运动会”（stephanitic games）。参见王以欣：《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6] 一说是宙斯在摔跤比赛中战胜并杀死父亲克罗诺斯，为了纪念父亲，并向之献祭，宙斯开创了奥林匹亚赛会。另一说是珀罗普斯王子在赛马比赛中杀死未来的岳父，娶妻夺位，为了纪念此次战车比赛和岳父之死，珀罗普斯创建了奥林匹亚的宙斯节庆和赛会。
[7] 王以欣：《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67页。
[8] 参见（希）尼克斯·亚尔罗斯：《古希腊的体育教育》，《体育文史》，1990年第3期，第73页。
[9]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0] 参见陈钦庄：《基督教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11] 参见谭华：《体育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16页。
[12] 在中世纪长达千年的十字军东征背景下，与骑士制度紧密相连，形成了所谓的“骑士体育”。因为宗教扩展的需要，体育成为培养十字军军事人才的训练内容，完善的贵族灵魂以此将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上帝和教会。骑士们锻炼自己的身体、磨炼自己的意志，皆是基于对上帝的崇高信仰和对封建领主的不二忠诚，身体蜕变为赎（原）罪的工具。参见陈志强：《城堡·骑士·贵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3] 采邑制度是欧洲封建时代，尤其是中世纪早期在西欧地区主要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国王将土地及上面的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其终身享用，但不世袭。国王下面的大小封建主皆以这样的形式形成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附属关系，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
[14] 卢梭强调身体教育是智育与德育的“物质基础”。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体育可以增强人的智力；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体育可以培养人的意志；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体育可以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因此，感官训练，特别是对儿童身体素质的训练，是获得知识最为基础的教育。参见（法）卢梭：《爱弥尔》，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5] 洛克提出“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为了满足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要求，主张通过“德、智、体”三育，培养真正的新贵族——绅士。参见（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付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6] 参见（美）阿伦·古特曼：《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花永民、钟小鑫、蔡芳乐编译，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7] 参见熊斗寅：《对体育概念与分类的探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3页。
[18] 参见张颖、寒川恒夫：《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亚洲体育人类学会会长寒川恒夫访谈》，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第3期，第12页。
[19] 参见韩丹：《论斯泡特（SPORT）的源流、发展和当代形态》，《体育与科学》，2006年3月，第4页。
[20] 参见陆小聪：《论Sport概念的演变与发展》，《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7年6月，第40～42页。
[21] K.ブランチャード，A.チャスカ，《スポーツ人類学入門》，寒川恒夫訳，東京：大修館書店，1988，p.114.
[22] See Willams，J.F.“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 In H.S.Slusher，&A.S.Lockhart（Eds.），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readings：An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education. Dubuqua，Iowa：WM.C.Brown Co.1996.
[23] 熊斗寅：《对体育概念与分类的探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3～4页。
[24] 熊斗寅：《对体育概念与分类的探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3～4页。
[25] See Bourdieu P，Wanquant L J D. Réponses：pour une anthropologie reflexive. Paris：Edition du Seuil.1992，pp.15-16.
[26] 1879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收录了《体育学》一书，一般认为这是最早在我国使用“体育”这个词汇。
[27] 杨文轩、陈琦：《体育学原理导论》，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28] （日）白川静：《白川静常用字解》，苏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第291页。
[29] 《爾雅·釋畜》：“體，身也。”
[30] 《易·坤·文言》：“體，謂四支也。”
[31] 《淮南子·本經》：“體是形質之稱。”。
[32] 《文選·沈約（宋書謝霊運傳論）》：“體裁，制也。”
[33] 《易经·繫辭上》：“體，法也。”
[34] 《荘子·刻意》：“體，悟解也。”
[35] 《广雅》：“育，生也。”
[36] 《国语·周语》：“子孙蕃育之謂也。”
[37] 《说文》：“育，养子使作善也。”
[38] 参见杨儒宾主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汤浅泰雄：《‘气之身体观’在东亚哲学及科学中的探讨》），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63～99页。
[39] 《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射，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逐日景，逮之与禺谷。将饮于河而不足，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40] 《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41]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42] 《论语·八佾》。
[43] 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
[44] 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中国之武士道》自叙篇，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5页。
[45] 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新民说·论尚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46] “气一元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世界和生命运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河洛原理》说：“太极一气产阴阳，阴阳化合生五行，五行即萌，遂含万物。”“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认为：气是物质；气是天地万物的本源；由气的运动变化而形成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4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4页。
[48] “土体育”指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而来的武术、养生术与娱乐游艺；“洋体育”指近代引入的西方体育。
[49] 《大公报》1932年8月7日社论。
[50] 彭兆荣：《文化遗产学十讲》，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