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

关键词要点

一 本草名实

什么是“本草”？《说文解字》释：“药，治病草也。”本草代称中药。 ^[1] “本草学”是一门专属于中国传统认知性、践行式的中医药知识谱系。在我国，凡“正统”学业、术业，无不需要“正名”。中药学知识谱系也不例外。“本草”滥觞于古代的神农神话；是为“源”，亦为“正”。所谓“源”，强调“本草”的源头；所谓“正”，指“正名”，“名正言顺”也。就中医药学——特别是中药学的历史而论， ^[2] 《淮南子》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故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三皇本纪》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之说。我国中药元典为《神农本草经》，虽然在中医药起源上的“圣源说”中，除神农外还有“伏羲说”、“黄帝-歧伯说”等。 ^[3] 如果说黄帝是中医学的“正名”的话， ^[4] 那么，中药学的“正名”则是神农。

中国传统之名、事的神话推源范式不是用于“证明”，而是用于“正名”。正如《淮南子·务修篇》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始入说。”我们今天仍以“炎帝子孙”自称，不失遗范。“本草学”缘何选择神农？根本原因乃中国为“农本”（以农为本）国家。古神话中，神农兼作“后稷”称，《左传》云：“稷，田正也”，故有“社稷”之称；《国语·周语》有“农正”之说。 ^[5] 惟“农正”（正名、正统）而“农政”（以农为首要政治和政务）。神农在指称上更接近于“农神”，《尸子·君治》有：“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依据神话记录，神农有牛的形象，他发明了耒耜、斧头、锄头等生产工具，教民耕作。《周易·系辞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也因为此，中国历来有“农医同源”之说。另，在中国历史神话的叙述中，炎帝神农的开创性业绩难以分开，他（他们）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始祖神，炎帝与黄帝又为中华文明的共祖。

“本草”包含明确的身体践行（可理解为“实验性”）意味。“尝百草”是一个行为动作，强调身体力行。中医药从发现到发展，皆由“尝”来。 ^[6] “本草”作为一个对自然界物质的总体性表述，反映出中国“尝”的践行式形制。“尝”的本义就是尝试、品尝、食用，中医药史上有“医食同源”、“药食同源”之说，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寻找、认识食物过程中，同时也发现和认识了药物。以神农的故事原型，“尝百草”、“品滋味”、“识甘苦”，符合中国式的认识论精神——体识，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品尝一尝”（毛泽东语录）的道理。这也是中国学问之精神所在。

中医药史曾经历过一个巫医并置—并称时代，医学史上有“医源于巫”的说法。巫觋是天人沟通的使者。远古时代，人类处在“自然崇拜”阶段，“信仰”（belief）、“信念”（faith）与“相信”（believe），且与上帝、经验和知识融为一体，成了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界话题。 ^[7] 在我国的殷商时代，人的疾病被认为与“天”有关，甲骨文中的“天”皆有头疾（泛指疾病）之意，卜辞中所说的“疾天”（乙九0六七）即指疾顶。 ^[8] 医师在出现之前，已有“巫医”的称谓，“医”在古代可写作“毉”。本草学的发凡亦与之有涉。《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者，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世本》：“巫咸，尧帝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说文解字》释：“古者巫彭初为医。”我国早期的名医大都具有巫师身份。从文字构造看，小篆“医（醫）”由三部分构成，即医箱中的箭矢和殳之状。殳是手持工具之状。酉则是酒罐之形。酒是麻醉、消毒、加速药力或激励心情的药剂；而“毉”中之“巫”代替了酒的部分。由于医是巫发展而来的职业，故巫、医常连文，有时偏重医的职务，有时偏重巫的事务。如《管子·权修》：“上恃龟策，好用巫医。”此处的巫医实指巫者一事而已。 ^[9]

古代“巫医”在品尝一些特殊的草本植物时也多有记录和证据，比如灵芝和大麻，我国新石器时期就食用五谷中的麻籽，用麻籽来达到一种神经失常的状态虽还没有证据，但东汉《百草经》在讲到麻的时候有这样的话：麻黄，味辛苦，有毒。主五劳七伤，利五脏，下血寒气，破积，止脾，散脓。多食令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这种从草本植物中获得的食用感受仿佛酒醉之态——萨满师的工作状态，并非孤案，它与人类的某个阶段存在密切关联。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特征是“萨满式（shamanistic）的文明”。 ^[10] 虽然，在漫长的中医药学历史过程中“巫”与“医”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史记·扁鹊列传》有“信巫而不信医则不治”的议论； ^[11] 但笔者不认为有将“巫”与“医”在发生时代就划清界限的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二者曾经是一体的。有的学者将“巫”、“医”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世界观，二者没有共同的源头”的说法， ^[12] 笔者不能苟同。

从世界范围来看，巫术在人类学学科里可通称为“萨满”。 ^[13] “萨满”不仅泛指原始宗教的某种特殊现象，也与人类远古时代的技艺相结合，并掌控人类精神活动，治疗人们身体疾病。萨满师通常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具有引导、转移、转换人们（包括死者亡灵），将人们从病状中解脱和转移的治疗能力。 ^[14] 在有些地方，萨满师不仅充当伤病的医师，而且还是梦的解释者和治疗者，他们通过一系列特殊的技术手段（甚至暴力手段），以掌握和表现特权。 ^[15] 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性技术，萨满治疗疾病的功能即使在今日社会（特别是民族、民间社会）仍然活跃， ^[16] 人们可以在朝鲜、中国和西伯利亚的萨满仪式中看到大量有关巫师治疗伤病的情形。 ^[17] 我国彝族毕摩迄今仍在进行类似的治疗实践。 ^[18] 从现代的眼光看，萨满的医疗活动在有些方面包含了无形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

如果说，我国的本草学在漫长的生成时期，经历和交织“圣源”、“巫源”、“农源”等不同的阶段和因素，那么，人们对生命的感受和身体的伤病现象，以及对伤病的治愈方为根本的功能性需求，人们通过独特的对自然现象和物种分类的认识和经验，形成了以某一个创世或英雄祖先为名，实为人们世代累积的经验和知识的集成，形成了中国的本草学。就其形成和发展的谱系论，本草学（就名事、编纂和集注的线索）大致经历了开创、发展、成熟、高峰等不同的阶段。按可知为据的文献资料，《诗经》、《山海经》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动、植物可为药用的记录，而“本草”之名，始见于《汉书·郊祀志》，现存最早的本草书是《神农本草经》。南北朝时期，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补充了大量新的药物品种，对往昔混乱的体例进行了整理、集注和分类创新。唐代出现了第一部官修药典《新修本草》，为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比西方最早的《纽伦堡药典》（1546年）早了近900年。 ^[19] 宋代出现的《证类本草》、《本草衍义》等，代表了我国本草学的特殊成就。迄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我国最具成就的本草著作。

二 本草体性

本文所谓“体性”，指本草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国医药体系。 ^[20] 它是先辈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智慧结晶，包括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物体、物性以及人类自身体性所形成的整体性分类、阐释、实践和应用的总结，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认知、经验、知识、表述、实践、效应等为一体的中医药哲理体性。

中医药的体性以“自然”为其基本，将生命、身体、造化、物理、变通、气势融为一体。中国人把生命力视为“气”，处于一盈一亏、不断循环中。自然被物化为“五行”（五种元素组成），人的生命和身体也由五种元素所组成。命理中缺少什么元素，就要加入什么元素；身体中缺乏什么，就要补充什么，使之完整、无恙。体性还有“整体”的意思，中医的经络讲究的正是整体关照，每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形成了整体的通缀。而这些仿佛无形遗产所讲求的“整体性”原则。此外还有两个特点：“活态”和“动态”。前者主要指无形遗产事实上是生活的常态，即它不仅活在生活中，而且总是处在变化和变动之中；后者主要指人们的身体践行，是人们生活和实践经验的客观体现。

自然之“草”与“草”之自然：本草也！（彭兆荣摄于西藏林芝）

本草学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所成就的中式“体认”， ^[21] 无怪乎历代医家素有“不知《易》者，不可为太医”之说。我们更愿意将中医药学视作中国式的“生命现象学”；比如中医药学所说的“藏象”（指“藏于内而象于外”）， ^[22] 《黄帝内经》之“金匮真言论篇第四”载：“夫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故病在头。”“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舌，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即是对“藏象”的全面观照。

笔者不揣浅陋，将“本草体性”概括为下列诸点：首先，“本草”，物，非物。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认为“本草”不是简单的“具根植物”，而是“草药”。 ^[23] 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完整；因为本草不是简单的物。就“词与物”的推源论，本草体性由“物”而“非物”，由“物”及“非物”，融“物”于“非物”，医方兴焉。换言之，“本草”之“物”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非物”（大象无形）传统；文字时代，述理于书，历史上从“本草待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本草经注》、《新修本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到《本草纲目》……形成了一整套经验性、活态性、实践性、表述性知识谱系。若以当下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无形文化遗产）观，大抵属之。

次之，“本草”，名，非名。就名称而言，本草已然成为一个集合名词。李时珍之《本草纲目》受《通鉴纲目》的启发，采用“以纲挈目”的传统体例，总结其经历27年搜集、整理、编纂集成之著。“本草”之名与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体的“通鉴”同构。中药学自古使用“本草”之名以及诸多的校集本、注疏本、典集本、衍义本、纲目本、汇言本、

养生本、食医本、食疗本、饮膳本、日用本等， ^[24] 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本草学”。有些民族因之借用，如藏药学著名典籍《晶珠本草》（《协称》），1840年由帝马·丹增彭措编辑成书，收载的药物达2294种之多，并配有特制的“曼唐”。 ^[25] 在1989年汉译本中就使用了“本草”之名。

第三，“本草”，类，非类。从分类学看，本草学跨越了自然物种和物质中的不同类种和类型：植物、动物、矿物，同时又是药物。比如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分类格局，改变了原有单纯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用了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每类再分上、中、下三品，“这种方法被后世所沿用”。 ^[26] 《本草纲目》也没有例外，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分类法，把药物分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又将矿物药分为金部、玉部、石部、卤部四部。植物药一类，根据植物的性能、形态及其生长的环境，区别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等5部；草部又分为山草、芳草、醒草、毒草、水草、蔓草、石草等小类。动物一类，按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为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等6部等。要言之，“本草学”反映出中医药学特有的分类体制。

第四，“本草”，学，非学。“本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问自古便已成型，这反映在最早的医药典《神农本草经》中，形成了一贯而下的本草学原理。唐代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官府组织了一次由20多人集体编修的本草学著作《新修本草》，共54卷， ^[27] 也成为官学。作为一门学问，“本草学”包括概念、分类、命名、知识、经验、实践、方法、技术、传承等，并与社会法度相融合。早在《尚书·洪范》就有雏形，以洪范九畴（范畴）之“大法”，定天下道理而制人伦秩序。“洪范”包括九个部分，其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一段话虽朴素，体却独精，羼本草于法，塑本草于范。

第五，“本草”，术，非术。古之“本草”大抵为“方术”，亦可理解为以“方”为“术”。人之病位有远近，症候有里外，治疗有轻重；身体的部位也有“方”之远近，心肺为近，肝肾为远，脾胃居中。肠膻胞胆，亦有远近，仿佛自然中的各种关系。根据这些身体和生理的症状，配合相应的疗法，也就有了“七方”，即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并依以“处方”。 ^[28] “方术”之泛指可包括方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大批古代帛书，其中包括大量方术。中国古代民间传统中丰富的方书和方术、方技，都构成了本草学的基本来源。《平帝纪云》故云：“举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 ^[29] “方术”非今日之技术，它包括宇宙观念、生命认知、身体践行、事物分类和专业技术为整体。此外还包括包含了“术业”“生业”范畴。 ^[30]

第六，“本草”，世，非世。“世”的本义为传承，《说文解字·十部》云：“世，三十年为一世。之形为三个“十”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有：“《论语》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曰。三十年曰世。”按父子相继曰世。中医药的主要传承是家族或师徒传承方式。“按《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盖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 ^[31] 传承当然与术业（职业） ^[32] 有关。我国古代就重视“三方”（即禁方、藏方和经方）的医术相传，尤其重视“禁方”的授受，医家历来视家传秘方为传家宝（传家宝即为一种传承）。传禁方也标志着师徒传承关系的确立。《史记·扁鹊传》记录了长桑君年事已高，欲传其术，见秦越人不凡，又经十年考验，始将秘方传授，并叮嘱：“传于公，公勿泄。” ^[33] 今之所言“世代相传”遂合此道。

三 本草博物

“本草学”虽然是中药学的代名词，但其基础性背景知识则可置于“物理”范畴——中式博物学。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对《本草纲目》作这样的总结：“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称《本草纲目》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34]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赞扬中国古代的“本草”博物学知识谱系的伟大传统。 ^[35] 换言之，本草学承载并继承了中国传统博物学、博物志、“博物体”的传统， ^[36] 展现出中国文化中非西学所能统纳的博物学知识体系。

我国当今的“博物学”实有两个差别甚大的学科性知识来源。近代博物学主要是“西学东渐”的舶来物。西方的博物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包括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早期的博物学大致始于18世纪之前，有名的博物学家有布丰（1707～1788）、林奈（1707～1778）、居维叶（1769～1832）、拉马克（1744～1829）、莱尔（1797～1875）、华莱士（1823～1913）、法布尔（1823～1915）等。达尔文（1809～1882）为著名的博物学家，《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于1859年11月24日。在西方博物学传统中，人们可以瞥见现代“人类学”、“生物学”、“物理学”的身影。博物学从西来的传播中，又加入了物理学的部分因子。当今之“物理”系physics之译，原典于希腊文φυσικ，指自然。它先传播至日本，日本在确定译名时受中国学者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以及其他“物类志”、“物类感应”著作的影响，从而采借“物理学”为译名，上世纪初传到我国，一直沿用至今。

事实上，西方的“博物学”系natural history之谬译，西方“自然史”的原则是：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介乎其中。在古典时期，“我”就是“自然”，我与自然同在——个体通过感受整体存在而存在——“我思故我在”。随着笛卡尔机械论的衰落，“人”与自然分离，这构成了后来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逻辑范式。历史的叙事成为自然的有机部分。 ^[37] 我国并没有这样的历史转型，难怪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并没有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甚或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刚好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相对应……，‘博物学’也是19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时出现的新词新义。” ^[38] 此说虽符合事实，判断却失误。

中国有自己“物理”和博物学传统；古今“物理”的指涉迥异。如《庄子》“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三国杨泉作《物理论》，后经程朱理学的作用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物理学”，朱熹常用“物之至理”。显然，中国的“物理”与中国式的事物分类和认知有关。 ^[39] 我们常在民间文书和地方志中看到“物理”的分类情况，其中糅杂了观念、风水、水土、方技甚至巫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物理”还包含“格物致理”的意思。若以学理形制论，大致可纳入“博物学”。张华的《博物志》有“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 ^[40] 要而言之：“物理”为“活态”，讲求圆通、变化和实践；“物理”为“无形”，追求“形”以“致中”。

我国的博物体系自殷商时代就已成型，其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直到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正统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博物”从属于正统的分类体系，或者成为正统分类的“补充”。本草学与传统的博物学相通契合，在传统的认知和知识分类上相通融。早在《尚书·洪范》中就相当明确，其中九畴有“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等。中国传统的博物志的分类非常独特，张华的《博物志》有以“物理”为题的专论，不过，“物性”与“物类”互为一体，即“物性（特性）—物理（关联）—物类（分类）”。

由于本草学传统中的“医食同源”，故“食用分类”为特色之一。比如最古老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365种物品，可入口的药物食用物品分成三类：无毒的，用于维持生命，可以随时食用；微毒的，在明确病情的前提下，用以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服用；剧毒的，通常是致命的，只有在病人病入膏肓时才能服用。而“毒”之药物原理与今之“毒”者差异甚殊。《尚书·说命》云：“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意指能使人发生强烈反应的药物才有疗效，故称之毒药。据说医师的职责在于“聚毒药以共医事”。（《周礼》）而在《论语·乡党》中，“可食食物”成为“礼”之范畴。 ^[41]

作为博物学的一种称谓，本草学在中外交流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隋、唐时期尤盛。朝鲜、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医药，日本大宝年间（701～703年）颁布“大宝令”，其中医药管理、医官设制、医学教育完全仿照唐制。 ^[42]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将本草学称为博物学，对此，日本维基百科这样记录：

日本学者真柳誠这样总结：中国本草学乃是一个累积了2000多年的庞大体系，其现代意义涉及多个面向。首先是中国的中药学和日本的汉药学，成为传统医疗的基础分野；第二是生药学、天然物化学、药用资源的开发与现代药学的资料；第三是作为医学史、药学史、生物学史、农学史、科学技术史等中国史的史料；第四是作为博物学、文献学、文字（字形、音韵）学等中国学的史料。 ^[44]

概之，“本草学”是我国医药学传统的立基之说，不独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凝聚，也是人类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窃以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学理基础和知识谱系当回归博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