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
关键词要点
一 说文解字的历史根源与学术背景
广义而言，说文解字就是对某种语言文字的解释、归类和规范，特指对古代文字的研究则大致可以对应于英文中的philology或paleography，又作palaeography，法语philologie，其词根来源于古希腊语palaios“古旧的”和graphein “书写”，内涵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校雠学”、“训诂学”和“辨伪学”最接近，堪称西学中的小学。 [1] 西方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源于公元前2世纪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校勘的知识积累，后来也包括对古埃及语、梵语等东方语言的研究。 [2]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文字学被当作了解远古历史的一把钥匙，早期人类在岩石墙壁上刻画出的痕迹，庞培遗址中的拍卖、选举公告，罗马地穴中的基督徒铭文都是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以破译古代文字为重点的研究又加入了比较的维度，即在各种印欧语言的变体和古典语言之间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此来分辨各种文化之间的源流关系。由于欧洲文字历史上经过了很多融合变化，因此，古文字学的研究者往往不仅精通语言文字，而且对文物考古、审美鉴赏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并与考古学等学科交叉互证。古文字虽然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但它本身受制于特定的物质水平，并依附于一定的物质材料呈现，因此可以注重物质现实的考古学互相印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化史的研究者将文字与仪式并列作为集体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这种文化记忆“以类似于集体灵魂的价值观为核心，经过政治及文化精英的维护处置而外化为文本和仪式，二者而在互动中塑造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气质”。 [3] 文化记忆说代表人物阿斯曼认为，对于一个群体而言文化记忆形成的关键性环节，就在于文本和仪式的经典化。因此古文字研究被视为为重建文化记忆的一个重要根据，比如作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西班牙人和美洲原住民都试图通过对文字及其背后的仪式系统来重建自身的文化记忆。 [4] 这种对解释权的争夺同时也就是对文化认同资源的争夺。这门始自古罗马帝国的学问从一开始就被帝国的野心所鼓动，后来又夹杂着确认文化身份的冲动。
统而言之，所有语言文字都是一种符号现象，而符号活动则是人类的基本文化特征。卡西尔曾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并认为符号而非理性才是人类的根本属性。 [5] 换句话说，人创造并运用符号对外在世界进行分类、联系，赋予意义的活动构成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点，而不同的符号体系则是文化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所在。延续不断的文字系统作为人类交流信息、传递文明、构建秩序、维系认同的基本工具，必然成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但文字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符号，它是社会言语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类发展的标记。索绪尔说过：“言语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再现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6] 这表明从索绪尔开始，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注意到了汉字的特殊性。德里达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文字，他认为：“现在我们往往用‘文字’来表达这些东西：不仅表示书面铭文（inscription）、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并且，它超越了能指方面而表示所指方面本身。” [7] 在德里达看来，文字溢出能指的这部分就对传统的结构主义的二元关系构成了挑战，而汉字这种基于象形会意的文字则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中文语境中，说文解字就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直接相关，甚至专指此书所开创的研究路径，以及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研究。中国古人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态度对待文字，不仅源于他们对文字创制者的推崇，也出于对文字之社会功能的深刻体认。《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8]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被视为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儒家则更加推崇文字的社会功能，如许慎所道：“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9] 可见汉代儒者对于文字的社会功能已经认识到了何等高度。对于一个从未中断过的文明而言，文字是文化得以传承的最重要纽带，而其中的奥秘或许就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文解字》不仅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同时也总结了古代中国的认知方式和研究方法。围绕着这部书的历代研究，形成了“说文学”这样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10] 在此基础上，现代人借助更为广阔的跨学科视角，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又不断增添新的维度。
二 诸学科背景下的说文解字内涵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对语言文字的兴趣持续不减，甚至还日益浓厚。历史学家一直将古老文字看作接近古代文明的路标，比如通过对玛雅文字和埃及文字的释读，古文字学家就重构出这个消失的古代文明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对于成熟复杂的社会来说，文字的功能可想而知，新史学的奠基者布罗代尔在研究地中海早期文明的基础上提出：“文字是一项技术，一种工具，用于记录、沟通、指挥和向远方发号施令。幅员辽阔的社会和帝国都是文字的产物。无论何处，文字都和它们相伴而生，而且过程相仿。” [11] 也许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才将统一文字视为开国之首要大事。反过来，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古代文字就是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材料。 [12] 这一判断源自于对语言文字本质的认识：按照结构主义的描述，即“语言结构是一个纯抽象的实体，一种超越个人的规范，一种基本类型的集合，它们被言语以无穷无尽的方式实现着。” [13] 这种从语言到言语的生成实现过程也正是文化编码的过程。
对于语言文字问题的研究也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中心。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视角下中，语言文字已经突破了语言学的范围，成为文化结构分析的利器。结构主义的研究就是从语言现象开始的，而将语言文字分为能指与所指的基本划分则是主要基于表音的拼音文字分析而来的。德里达的分析也从文字入手，在《论文字学》 [14] 一书中他强调：“科学概念和文字概念——因而也包括文字学概念——只有在上溯到词源时，只有在已经具备某种符号概念以及有关言语与文字关系的某种概念的世界中才有意义。” [15] 通过对文字与言语之关系的剥离和剖析，德里达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探讨文字和语言，从而形成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的解构。和解构主义的主张不同，认知人类学以一种新的眼光重新考察文字编码体系，这使得《说文解字》作为文化编码的密码本的价值重新凸显出来。认知人类学是文化相对论和结构主义共同催生的产物，博厄斯在《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的前言中，就对各种语言描写的特征作了系统的总结。这种始于对“原始人动植物分类自然知识”的研究，从不同文化的分类编码体系入手来了解每种文化背后的原理，试图揭示的是特定文化所造就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e）。法国哲学家则深入到语言结构和认知行为背后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这种被人们视为正常的秩序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将研究的领域扩展至人类的话语活动，突破了最初的原始分类的研究。“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物相互间遭遇的方式的隐蔽网络而大的中被给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视、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 [16] 福柯说他在“《词与物》中想从事的是秩序的历史，说的是一个社会借以思考事物间的相似性的方式和事物间的差异借以能被把握、在网络中被组织并依据合理图式而被描绘的方式”。 [17] 而这种方式，在最初的汉字系统中就得到了系统而清晰的表达，并一直沿用至今，有学者甚至认为汉字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一个“谜”。这种稳定性当然与儒家经典化的过程相关，其从萌芽期到成熟期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体系化，而这一点则有许慎很大的功劳。罗兰·巴特则明确指出：“语言是一种立法（legislation），语言结构则是一种法规。我们见不到存在于语言结构中的权势，因为我们忘记了整个语言结构是一种分类现象，而所有的分类都是压制性的：秩序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胁。” [18] 《说文解字》正是对中国文字在定型期所奠定的编码规则乃至分类秩序的一种系统总结。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汉字无疑是把握汉民族思维方式和认知秩序的最佳标本。
在中国传统学术的体系中，文通“纹”，实际上是所有花纹的总称，而字则是定型下来的用于书写的、规范系统的表意符号，因此《说文解字》要解决的是从表象到内涵，从零散的符号到体系化的文字之间的编码规则，堪称中国文字学的里程碑。从最初的陶文刻画到甲骨文是象形文字，象形的初级编码要如何建构起更加严密、丰富、可扩展、易掌握的系统，则需要借助成形的字典。说文解字全书共收9353字，重文1163个，共计收字10516个，分摄于540个部首之内。 [19] 后人对《说文》的推崇之一端在于它将汉字的造字理论概括为“六书”。“六书”原本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东汉郑玄在注释中引郑众说点明了六书的名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20] 《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21]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第一，在东汉时期，虽然六书之说已经大体成型，但其排序和具体所指还略有歧异；第二，作为早期君子教育的一部分，它更多的是立足于学习的阶段，还没有被系统用于文字研究；第三，许慎对造字法的概括借用了已有概念，表明了他对文字与社会、人格以及思维方式之同构关系的基本认知。因此《说文》中系统论证的六书是对汉字理论的极大推动。事实上“六书”中既包括了形象思维的层面，比如“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之象形就是最直接的形象思维，而“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和“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之转注则已经属于抽象思维的层面。 [22]
在中国传统小学的范畴中，《说文解字》总结了先秦、两汉文字学成果，保存了汉字的形、音、义，是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古音、训诂不可缺少的工具。后世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大体都必须涉及《说文解字》所涉及的范围，中国传统学问中对《说文解字》的研究由来已久，围绕它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说文学”这一独特研究门类，其所以如此正如黄季刚所道：“《说文》一书，于小学实主中之主。” [23] 然而，以音韵训诂为主的“小学”自古就是经学的一部分，或者说小学家皓首穷经孜孜以求的看似是一字之训，其实看重的却是背后的道义之争。清代大学者戴震就说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 [24] 立足于文字的小学研究被视为通乎古圣贤之心志的台阶，评价不可谓不高。专治《说文》而颇有心得的小学大家段玉裁所谓“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就是对小学与经学之间研究方法之暗通互济之直接概括。在中国经学的传统中，尊德性才是道问学的终极目标，因此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控制着小学的内在灵魂和指向就是儒家的价值观，而这种传统还是从文字、音韵和训诂三方面入手：字词训诂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段玉裁《说文通训定声》和徐灏所著《说文解字注笺》。 [25] 从语音角度的研究，如对《说文解字》中所引到的方言的研究。 [26] 研究《说文》与相关文献的勾连关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马宗霍的系列研究成果。 [27] 最新总体汇通性的研究汇编如国家图书馆所编《说文解字研究资料汇编》。 [28] 该书收录南唐至民国有关《说文解字》研究的文献，共计24种，统一按照底本年代的先后编排，堪称对“说文学”的一次总体检阅。
20世纪70年代山东莒县陵阳河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十来个规整的图案，被视为象形文字的雏形，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黄悦 摄于山东莒州博物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20年代《说文解字》研究曾一度成为显学，上承乾嘉，下启新民之新学术，虽为小学之遗续，但也是对时代主题的有力呼应。其原因在于章黄学派将文字的研究与传承提升到了民族文化之根本的高度，力图通过“继绝学，明宪章，存国故，植邦本，固种姓”，实现“用文化历史唤起种姓”的伟大梦想。 [29] 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章太炎才说：“《说文》之学，稽古者不可不讲。时至今日，尤须拓其境宇。举中国语言文字之全，无一不应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宜从；不知文字亡而种姓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夫国于天地，必有所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先坠也。昔余之讲学，未斤斤及此，近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 [30] 以《说文》为基础，将小学当作通经立本明道救世之途也正是章黄格外重视《说文》，用力甚勤、建树颇丰以至于成就了乾嘉学派之华彩绝响的重要原因。 [31]
三 字里行间的文化史
章太炎说过：“依照近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32] 毫无疑问延续使用至今的汉字系统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史，自章黄起，在新的知识条件下重新研究《说文解字》成为新的热点，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当推臧克和所著《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 [33] 该书开篇即提出“《说文解字》这个庞然系统所包孕的观念形态，比较其他文献来的尤为纯粹、著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保存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原生形态’”。该书从《说文》的取类方法、释文系列、意象系列来找到其与中国系统思维、逻辑思维、审美思维和神话思维的关系。在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研究论文是通过对某一个部首之下的字的分析透视古代生活状况。 [34] 具体而言，《说文解字》在新的知识条件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发展。
首先，《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解释保留了很多汉代以前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图景，而其中许多信息在后来的经典化书面表述中已经湮没不闻。根据许慎自道《说文》的组织基础就是“取象取类”。《说文》第十五卷《叙》说道：“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35] 这种最为人所称道的当属取譬联类的分析方法，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法就暗含着万物相通内外一体之理。其中的一些分类范畴，虽然在今人看来似乎有违常理，但从其中可以发现独特的思维特征和文化信息。比如对于“日”及其相关字形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与时间观是密不可分的，“说文一书所涉及一系列时间意象，大率都具备时、空二元一体的特征。古代人的时间观念源于空间距离，以空间体示时间，正反映了古代人原始思维的某些特征”， [36] 因为“传统时间体系的建立事实上是通过对空间的测定完成的。” [37] 这表明了中国中古上古独特的时空观。而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运用太阳测定方位的技术。而这一时期远早于汉字定型的时代。 [38] 由此这种时空混同观念的物质基础就得到了证实。
当代研究者更注重与各种资料的相互印证和激发来深化《说文解字》的研究。臧克和发现：“在古人‘取类构形’的过程里，言、口、心三部在一定范围内不妨看作是同一义类。”在这里，言部和口部、心部可以互换，直观具象地传达出“言为心声”的观念，口就是这一转化的中介。因此中国上古对于言的规定，所谓“诗言志”说也正是着眼于此。
[39]
这一研究就结合了无文字民族的民族志材料；而同样是对于口部，日本学者白川静则有不同的看法，他更多参考了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认为
《说文解字》所开辟的是将汉字作为文化符号系统的分类研究方法，这一点与当代符号学的观念暗合。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分为三个层面进行考察，一为“图像”（icon），二曰“指示”（index），三曰“象征”。 [42] 按照这种分法，《说文解字》对汉字符号的认识就兼顾了这三种特征，形成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无所不包的系统。许冲上《上〈说文〉表》曰：“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43] 许慎自道作此书的目的乃是：“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 [44] 在汉字从图像发展到指示记号，再进一步凝练为象征符号的过程中，汉字独特的编码规则就更凸显了其重要性。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符号的阐释离不开系统和结构，因而对分类和联系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物相杂而谓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45] 章学诚的这句话告诉我们，由文而生类的过程其实也是意义被赋予和增殖的过程，而“知类”则是进入特定知识体系的方便办法，也是传统“小学”研究的重要进路。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沿着这条路线并参照文字学以外的考古、民俗、神话学等资源，就可以得出更加富于启发性的结论。现有研究表明：《说文》所汇聚的词义中“90%以上产生或存在于先秦时期；这些词义在总体上是信而有证的，全书字词的形、音、义存在着整体的联系，其中贮存了先秦时期汉语字词的意义体系”。 [46] 文字中的隐喻现象和符号指向往往带有象征性及仪式性的特征，因此，对文字现象的归类往往是复原某些观念体系和象征系统的重要途径。
商代刻于甲骨上的卜辞是研究中国早期文字最可靠的材料，也是研究早期中国思维方式的最有力证据。图片中是一片放大的刻有卜辞的甲骨（黄悦 摄于安阳殷墟遗址）
从宏观体系架构来看，《说文解字》以一开始，以亥和亥的异体字结束，这种编排体例就是中国早期世界观的一种体现。许慎自道曰：“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毕终于亥，知化穷冥。” [47] 在许慎看来，这种分类体系不仅能够包容万象而不杂乱，并且能够通晓各种事物之间的变动转化。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汉儒许慎将汉字看作圣人为发天意所立之标准，因而这些文字背后必然有理可说，而这里的“理”与后世所谓学术之理大有不同，乃是根植于上古天人合一的基本宇宙观，其运动之规律“天地造分，神人以和，草木屯生，万物晋进，霜丧僻曲，伏藏富背，亥而生子，复从一起”。 [48] 通而观之，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许慎的体系中关系重大，在解释示字部的时候他就专门讲道：“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人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这里通过一个示字的解释将天人之事联系在了一起，并且为所有的祭祀事神的活动提供了宇宙论的支撑，因此，所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49] 由此可见，许慎强调的是文字为传承正统、立本传道、匡定王政的系统工具，具有政治哲学的本体论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说文解字》研究的对象是小篆，而作为小篆基础的甲骨文和金文许慎却无缘得见，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时也为后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随着甲骨文、金文和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比如日本学者白川静所著《常用字解》虽然不是单纯针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但却以甲骨文为基础，参照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文化人类学方法并援引最新的考古出土材料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部首进行了甄别和辨析、修正，因而也可视为说文学的一大进展。 [50] 这种研究必须借助于《说文》，但又大大超越了汉儒和清人的视野，推进了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
作为世界上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系统，汉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书写过令人骄傲的记录。但在近代以来的知识转型和全球化浪潮中，汉字也经历了诸多考验，与这些考验相伴而来的，是民族记忆的模糊和失落。随着计算机编码技术的日益普及和文字处理系统的多样化，作为表意系统的汉字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习惯了以拼音为输入工具进行计算机文字处理的人们惊呼“提笔忘字”，这一忘忘掉的不仅仅是一种后天习得的书写习惯，因为作为音形义统一体的汉字绝不仅是一种书写工具，还有其背后的分类体系和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审美趣味。在长久的汉字发展历史中，知识阶层不仅延续了对文字的崇敬和热爱，还在其上附加了许多审美因素。这种审美性被视为人格的外化形式，“所谓字如其人”，又掺杂了许多哲学和诗学的核心范畴，如“气韵”、“风骨”这一类的概念则是将书法作为精神的载体。作为文化遗产的汉字如何在重新编码的时代保持其魅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早在民族危亡之关头，章太炎先生曾这样表达自己研《说文》治小学之动机：“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问答》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 [51] 时隔半个世纪，章太炎先生的努力在异域获得了回响，1991年，日本文字学家白川静因为其所著《字统》、《字训》和《字通》而获得日本菊池宽奖，白川静的治学思路与太炎先生可谓一脉相承。在给他的授奖词中，阿川弘之提到：“汉字产生以来，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无原则地、彻底地改变过。”因而白川静一生对于汉字追根溯源的研究和规范化的努力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52] 在全球化甚嚣尘上，民族文化与身份出现危机的时代，语言文字及其所负载的民族特性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借用汉字的日本人尚且如此珍视汉字背后的文化遗产，这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遗产观可谓一种深刻的启发。
[1] 米辰峰：《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40～154页。
[2] 也有人认为，欧洲早期的古文字学只包括对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的研究。而负责破译埃及、西亚和远东古文字的西方学科另有称谓。这一区别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因而本文对这些细节不予区别。
[3] 王霄冰：《文化记忆视角下的文字与仪式》，《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王霄冰、迪木拉提·奥迈尔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3页。
[4] （德）丹尼尔·格拉那-贝恒斯：《美洲殖民时代前期的图形文字与记忆——以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高廷昌（Cuauhtinchan）为例》，何少波译，《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王霄冰、迪木拉提·奥迈尔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8～97页。
[5] 原文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6]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7、51页。
[7] （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8] 《易·系辞下》，引自《汉书·艺文志》（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0页。
[9]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3页。
[10] 《说文》学研究高潮当属乾嘉时代，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所附《引用诸书姓氏录》统计，仅清代治《说文》并传之于世者就有二百余人。而当代的研究也十分丰富，据刘志成《中国文字学书目考录》中所录，截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仅以“说文”为书名首字的著作就多达489种，说文学之盛可见一斑。刘志成：《中国文字学书目考录》，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版。
[1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12] 这里的文化史是特指西方新史学的一个新兴方向，重视通过文化符号的解读来重新阐释历史，具体观点请参考代表人物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 转引自（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5页。
[14] 需要说明的是，德里达书中所讨论的文字学乃是发育中的grammatologie一词，其表示的意思为“讨论文字、字母，音节划分，阅读和写作”。德里达指出在他之前只有盖尔布（I.J.Gelb）在1952年出版的《文字研究：文字学基础》中使用过这个词。（见原书题注第5页，注释2）。这个概念与古文字学有所不同，但都是对文字与言语体系的研究。
[15] （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6] （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17] Michel Foucault，Dit et écrits，Ⅰ，1954-1969，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P498.转引自莫伟民：《译者引语：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页。
[18] （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页。
[19] 黎千驹：《说文学专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0] 《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11页。
[21] （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0页。
[22] 在语言学家看来，六书中的不同造字法显然属于不同的逻辑层次，其中象形、指事属于一个层级，而在象形、指事基础上形成的会意和形声则属于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层级，中国古人将这种层级关系比拟为父、子、孙、重孙的关系，而当代语言学家则概括为“二次约定”。参见黄亚平：《论二次约定》，《语言研究》，2007年第1期。
[23]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24] 戴震：《古经解钩沉》，《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2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清）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马叙伦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上海书店，1985年版；向夏编写：《说文解字叙讲疏》，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版；（清）王筠注：《说文解字句读》（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钱玷撰：《说文解字斠铨》，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26] 马宗霍：《说文解字引方言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毕沅撰：《说文解字旧音》，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陆志韦著：《说文解字读若音订》（影印本），出版者不详，1946年版。
[27] 马宗霍著：《说文解字引群书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宗霍著：《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28] 耿素丽选编：《说文解字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29] 潘重规：《季刚公传》，《黄侃年谱》，司马朝军、王文晖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30] 转引自万献初：《〈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绪论，第14～15页。
[31] 虽然代表章太炎之说文学最高成就的当推《文始》、《新方言》和《小学问答》，但他对当时学术风气之影响也不可小觑。1908年4～9月，章太炎曾在日本讲授《说文解字》，当时听课的学生包括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等人，这三个人的课堂笔记后来被整理成《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从这本书及其影响来看，章太炎先生的革命志向与学术成就在其中可见一斑。
[32]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33] 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4] 李秀明：《〈说文解字〉“心部”字的隐喻研究》，林源：《〈说文解字〉的心部字研究》，卓殿元、梁孝梅：《〈说文解字〉肉部的文化阐释》，苏馨：《羊部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张艳青、李清：《从〈说文解字.宀部〉字透视中国古人生活状况》，刑怒海：《〈说文解字〉宀部字的社会文化意义阐释》，杨飞：《〈说文解字.宀部〉与传统文化》，赵菊：《〈说文解字〉水部字的文化研究》，张玉梅：《〈说文解字〉女部的文化内涵》，王欢：《浅谈〈说文解字〉贝部字文化意蕴》，牛丽：《〈说文解字〉金部字看中国古代的金属文化》，雷汉卿：《说“示”》等学术文章。
[3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53页。
[36] 臧克和著：《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37]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38] 参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9] 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40] （日）白川静著：《白川静文字学的精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41]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一章《总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42] 转引自丁亮：《汉字符号学初探》，《符号与传媒》，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春季号，第112页。
[43]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6页。
[44]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63页。
[45]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9页。
[46] 宋永培著：《〈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78页。
[47]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1～782页。
[48] 宋永培：《〈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82页。
[49]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63页。
[50] 参见白川静：《常用字解》，苏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51] 章太炎讲授：《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王宁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前言第6页。
[52] 白川静：《我的履历书》，《白川静文字学的精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1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