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锣敲鼓薅草忙
这首《竹枝词》是清代土家族文人彭施铎对土家族山歌“打闹歌”的生动描述。往前追溯，在明朝嘉靖年间的《思南府志》中就有关于“唱歌耕种”的记载。
在乌江流域的广阔山区，每逢栽秧薅草等农忙时节，人们就会在锣鼓声的伴奏下，一边唱山歌一边干活。
比如在为苞谷薅草的时节，常常会有锣声、鼓声、歌声一起，从苞谷林中热热闹闹地传出来：
那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和激越悠扬的山歌声融在一起，山鸣谷应。舒缓处如微风拂面，清脆处如高山流水，高亢处似春雷滚动，奔放处似大江汹涌。这山歌就是土家族“打闹歌”。
火辣辣的阳光下，绿色的苞谷林空隙中，红背心、蓝衣裙、白头帕、黄彩巾若隐若现。只见两个手持铜锣扁鼓的男子或女子，边敲边打，跟在几十名手握银锄的男男女女身后。若有人偷懒或掉队，屁股上就要被打锣鼓的人打一下，所以几十个人你追我赶，跟着锣鼓点子和山歌尾音大声合唱，银锄嚓嚓有声，动作潇洒，节奏鲜明，一大坡苞谷地眨眼工夫就薅完了。
土家族人居住的许多地方山高坡陡，土多田少，满山遍野都是苞谷。从前端阳一过，苞谷封林，杂草猛长，土家族人就开始打酒，烧腊肉，推豆腐，蒸粑粑，聘请唱“打闹歌”的歌手。除草干活，累得要命，背驼得像把夜壶，不敲锣鼓凑热闹，不唱山歌提精神，那多难过！
“打闹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巴人的历史有多长，土家族歌舞的历史就有多长。巴人立国之前，中原的早期文献中便有巴师“前歌后舞”助武王伐纣的记载。后被周武王亲自编定为“大武舞”。之后，土家族先祖巴人来到武陵山区，开荒种地，立房造屋。由于林密山高，人烟稀少，成群的野兽常常出来咬伤人畜，糟蹋庄稼。人们为了生存，就敲打竹筒，生野火，唱山歌，以驱赶野兽，保护人畜和庄稼，正如一首竹枝词唱的：“溪州之地黄狼多，三十六冈尽岩窠。春种秋熟都窃食，只怕土人鸣大锣。”这种习俗后来渐渐用到劳动中，一人击鼓、一人打锣，众人唱歌，互相呼应，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在的“打闹歌”。这种歌的歌词有传统的固定式，也有随兴而作的即兴式。内容有唱农事、唱狩猎、唱生活、唱爱情等等。鼓点雄浑高亢、厚重，且因地因人而异，如思南县南盆一带，就有《大号》、《小号》、《花号》、《太阳号》、《送郎号》等，长长短短，共有四十几套曲牌。其歌词由“歌头”、“请神”、“扬歌”、“送神”组成。
薅草锣鼓
走进乌江两岸，就可以从那些层层叠叠的山坡上，看到土家族人唱“打闹歌”的情景。
在一坡苞谷地里，领唱的两个姑娘一个穿花格衬衫，一个头搭白毛巾。有个穿蓝背心的小伙子想占便宜，等花格衬衫姑娘的锣槌刚敲下去，他就抢先唱道：
花格衬衫姑娘没防他这一手，慌了神。头搭白毛巾的姑娘急忙朝她耳语几句，两人锣鼓一敲：
“蓝背心”一时答不上来，急得抓耳挠腮，逗得薅草的人们捧腹大笑。有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见这情势，走近“蓝背心”，也是几句耳语，“蓝背心”顿时来了精神，朝胸膛上“啪”的一掌，唱道：
“对得好！唱得妙！”薅草的人们欢呼起来。“花格衬衫”和“白毛巾”羞红了脸，丢下锣鼓，扛起锄头，跑到女伴们中间去了。
“蓝背心”和“红背心”得意地笑着，捡起锣鼓又敲了起来。只见薅草队伍中间有人掉了队，两个小伙子提着锣鼓跑过去，急忙唱道：
两边的见中间的赶上来了，有点心慌意乱，两个小伙子奔回来，他们助威：
人们舞着银锄，你追我赶，这一队刚从浓密的苞谷林中钻出来，那一队又闪电般地薅到另一块苞谷林中去了。
用土家族人的话来形容，“打闹歌”就像红线，把土家族山寨勤劳的有情人连在一起。对那些干活偷懒的人，它又像一口大钟，经常撞响在你耳边。土家族人的生活就在这山歌声中热热闹闹地过着。放工时还要唱道：
另外，在乌江流域的沿河中界、晓景和印江沙子坡的“打闹歌”里的高腔薅秧歌也很有特色。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