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走在悠长的盐油古道上
陆上盐油古道
乌江，这条逶迤于贵州高原的大河曾经涛声激荡，在西部历史上激起惊天回响。历史造就了乌江曾经的辉煌，那些樯帆林立的场景，记载于历史文献中，流传于民间传说里。
在重庆至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自古存在着一条运输盐油的古老通道。无论是远古的巴人，还是后来的土家族人，都往来于这条古道。这条古道是巴人、土家族人的生命线、经济命脉。它以乌江航运为主，水陆并进，自渝境涪陵码头转运长江上卸载下来的川盐，溯乌江经武隆、彭水、龚滩、沿河、潮砥，抵达思南，然后从陆路辐射到黔东、湘西、鄂西等地；顺江而下的船只，则将桐油、皮张、药材、生漆、朱砂等贵州土特产品载运出黔。这条被称为“渝黔文化通衢”的乌江盐油古道不仅带动渝黔经济发展，而且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各种文化的交融、经济互动，使得古道所在的乌江流域成为当时渝黔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之一，极大地推动了这里文明的进程，其影响延续至今，其历史价值与巨大贡献，堪与滇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媲美。
寻踪古道，运销贵州的川盐进入贵州的路线主要有4条，经过四大口岸，即所谓的仁岸、綦岸、永岸、涪岸，其中对贵州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涪岸。涪岸就是千里乌江盐油古道的起点，它起运的就是四川富顺、荣县和犍为三地所产盐巴，运抵川境涪陵（今属重庆）后再行转运，溯乌江经彭水至龚滩后，盘滩转运、起盐换船经沿河而达新滩，再次盘滩转运至德江潮砥，然后第三次换船抵达思南。有的盐巴还需第四次换小船，经乌江支流龙川河后抵达石阡。
但以上水运码头并非盐油古道的终点，古道继续向贵州腹地及重庆、湖南边境延伸。从这些码头出发，还经陆运销往三处：一是由沿河通向松桃、铜仁、秀山；二是由思南经石阡龙家坳至思州（今岑巩），再转水运至龙溪口及镇远；三是由重庆彭水运往正安、务川，这是盐运的路线。而乌江沿岸的高山谷地，则有着丰富的资源，如粮食、木料、药材等，尤其盛产桐油。在石油出现以前的古代，桐油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它是天然油漆，也是照明燃料，用途十分广泛。这些土特产的出境，也是依托于这条古老的运输通道。如此，一条以运送盐、油为主的古代通道，在我们的视野里渐次清晰。
在这条盐油古道的历史上，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盐油古道的组织者和受益者，他们使盐油古道成为古代贵州的一条黄金通道，像血液一样流淌在贵州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命脉的毛细血管里。
让我们放眼乌江。溯源历史，秦灭巴楚的故事尽人皆知。早在公元前28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大将司马错征伐楚国，正是从乌江与长江交接处的重庆涪陵逆水而上，直奔楚国黔中地，而战国时期黔东地区的沿河、思南、德江、印江、石阡均属黔中地，《华阳国志·巴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最早用于军事运输的乌江因此被载入史册。而巴人的活动远比历史的文字记载要早得多。隋唐以前，乌江河道似乎畅通无阻，因为乌江三大断航滩的形成，都是在唐宋以后。但人类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前行。随着人烟的稠密，乌江航运逐步向乌江纵深，向中上游的黔东地区延伸。
晋灭掉蜀汉以后，准备进攻吴，将乌江航运继续向上延伸，蜀郡益州刺史王澹大造舟船，王遣参军李毅由涪陵入取武隆，李毅从乌江进军的路线与秦将司马错取黔中郡路线近似，这是乌江水道的又一次军事利用。同时，乌江民运也在发展，虽然地处边缘的巫盐、郁盐资源枯竭，但很快海盐、自流井盐和贡井盐，仍然通过乌江航运，大量运往川东和黔东北等巴人地区。乌江沿岸的丹砂、中药材、煤、茶、漆、麻等土特产又源源不断地通过乌江进入长江，运往中原。
今天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县城
宋代，由于乌江航运有了新的发展，乌江沿岸的开阔地带也得到了开垦，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在乌江沿岸垦荒种地就能收获粟万余石。明代朝廷在思南、石阡、铜仁、乌罗等地建了八府，同时建贵州行省，黔桐（油）入川，川盐入黔，使乌江整体航运得到更快发展，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乌江盐油古道，给乌江经济文化开发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沿江的农业耕作、经济林木、畜牧产业、加工业、纺织工艺、竹藤编技都有了新的发展，思南、沿河、德江潮砥等不仅成了本土物资集散地，也是沿江周边等各府州县的物资集散装运的重要港口。清雍正九年（1731年），颁“定口授盐”之法，按人口多少来配盐，招专商承引，分场定岸配销，黔东北地区逆乌江而运销川盐，由乌江入长江口之涪陵逆江而运，被称为“涪岸”。
盐运是乌江航运中的主体，航运业的发展，带动了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输，如粮食、木料、药材等，尤其是乌江沿岸盛产的桐油，占当时全国桐油产量的三分之二。这些土特产的出境，也是依托于这条古老的运输通道。故思南、沿河、龚滩、彭水、涪陵等很快发展为商贸中心，仅盐号大小就有360多个，还吸引了四川、陕西、湖南、江西、上海等外地的商人来乌江沿岸经营食盐、大米、黄豆、桐油、生漆、木油、山货、布匹、中药材、煤油等，仅沿河城就有外来者不下200人，这些人的到来，使乌江沿岸的商贸业得到迅速发展。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朝将领傅友德，率30万大军从四川、湖广远征云贵，大量粮草运输就取道乌江。除军事用途外，乌江航运更多为民用，其中运量最大的货物就是食盐。明朝贵州巡抚郭子章在《题征路苗善后疏》中说，食盐从四川数处运入贵州，其中一半运到思南销售。清代的历史更为清晰，川盐运抵重庆涪陵后上溯乌江，经龚滩、新滩、潮砥等处盘滩转运贵州沿河、思南，再分销至石阡、铜仁、镇远以及重庆秀山，每年都有数百万斤川盐辗转入黔。因为关系民生，又有利可图，故盐为官办商运。乌江航运由此兴旺。
民国时期，日寇侵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川盐济湘，湘粮调川，乌江航运更是成为国民政府维持正常工作运转的重要生命线。
今天的涪陵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