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贵州开科增额的土家人
500多年前的大明朝廷里，端坐在金銮宝殿的嘉靖皇帝，接到一份沉甸甸的《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的奏章，这道奏章让嘉靖皇帝一下子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贵州。
发出强烈呐喊的人，是时任礼部左给事的田秋，一个乌江土家族学子。他7岁能文，13岁考取秀才，17岁做了举人，21岁登进士。初授福建省延平府推官，后授直隶河间府推官。明嘉靖九年（1530年）升朝廷礼部左给事中，再升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四川按察使，嘉靖十九年（1540年）升任广东布政使。田秋居官20年，谨记父训“居家应谨身节用，入官当忠君爱民”，清正廉明，平生耻攀权贵，虽官居高位，而不享特权，于广东致仕、仓促求归，两袖清风，不持一物。
田秋手迹
田秋在官不谋私利，一心为朝廷谋事，为国分忧，为民谋福，也为家乡贵州做了许多好事，尤以疏通乌江航运、请准贵州开科乡试两事，影响深远，至今贵州人民还深受其益。田秋在外为官，经常往返于乌江，知其航道无人整治，滩险流急难以直航，而贵州人民食盐又依赖于四川，川盐入黔大都依靠乌江航运，由于航运艰难，运费成本高，黔人难以承受，造成官、民、商三方不利。于是田秋利用在川为官之机，多方促成川黔巡抚合作整治乌江航道，并呼吁商贾资助。由此乌江航道很快得以治理，川盐入黔畅通，运量增大，运价减少，盐价相对降低，使官府获千百之税，民获廉价之盐，商获千百之利。
从永乐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一百多年间，贵州生员的科考一直附于四川、湖南、湖北、广西、云南等省。贵州各地到湖北武昌、云南昆明，少则两千余里，多则三四千里。山川险阻，交通不便。贵州士子为了参加科考，长途跋涉，远赴他乡，不堪其苦。赴试之时，又正值夏季，“溽暑瘴疠正甚，往者隐忧，居者积虑，构病遭劫，亡财伤身”。尽管每次开科，贵州都有不少士子跋山涉水远赴考场，但录取人数都很少。明宣德七年（1432年）壬子科之前，每科乡试，贵州仅仅录取一人，而云南每科录取，多则五十几人，少则十几人，云贵同属西南边地省份，解额却如此悬殊。贵州士子的科场不利不仅制约了贵州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而且阻碍了贵州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极不利于明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因此，自弘治年间起，贵州地方官吏及一些有识之士，从维护统治的目的出发，多次奏请朝廷，要求自设科场举办乡试，但均未获准。直到嘉靖九年（1530年），田秋为了扶持家乡文教事业的发展，伏阙上疏，坚请贵州举办乡试，并要求增加名额。田秋在疏文略谓：“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设乡试，须附云南科举，盖因永乐设省，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今涵濡圣治，百五十余年，远方人士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固非昔日之比。开科盛举，正有待于今日。贵州至云南，相距两千余里；思南、永宁等府卫至云南有三四千里。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其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有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今幸叨列侍从，乃得为陛下陈之。边方下邑之士望天门于万里，扼腕叹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臣尝闻国初两广亦共一科场，其后各设乡试，渐增解额，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臣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黔省设科之后，人益向学，他日又安知不如两广之盛大乎？开科之后，请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知激劝，则远方幸甚。”
田秋文章言辞恳切，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贵州地方官的配合下，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正式批准贵州开科。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乡试在贵阳隆重举行，贵州迎来了文化教育的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田秋特地捐资购地，将所收租谷用作考生的试卷费，表示对家乡开设乡试的支持和庆贺。
之后，田秋又向朝廷呈上“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奏折，自此以后，贵州参加乡闱的人数不断增长，到万历年间（1573～1619）发展到七千余人。应考人数的增多，极大地刺激了府州县卫司学和书院的发展。开设乡试后，仅明代贵州就新建府州县学16所，新建书院29所，有进士137人、举人1759人，这些都说明开设乡试的确给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科举制度在贵州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推动了贵州学校教育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贵州的对外形象。俊杰之士联袂而起，他们或以吏治政绩，或以学术成就，或以文章书画卓立于世，体现了贵州士人昂扬向上的人文精神。
清末皇城贡院科举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