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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的文化戏剧
如果说语言和服饰是一个民族身份的标识的话，那么，在今天的西江你仍然能从妇女的身上看到这两个文化标志，它们依然保存完整，而男人只保留了语言，服装上已经完全的汉化了。如果你不听他们讲话，从外表上你很难判断面前的这个男人是汉族还是苗族，或是其他什么民族。只有在节日的仪式中西江的老年男人才会穿上“古装”，那是因为仪式礼仪的需要。我在黄里过鼓藏节时参加了一次盛大的跳芦笙仪式，那天在芦笙场的中央聚集了许多老人（男性），他们都穿着崭新的礼服。但这种“古装”却是一百年前普遍流行于中国的长袍马甲。这说明男人的服装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变了。
据说以前西江男人的服装是左衽大襟短褂，或低领、无领对襟便服，下身穿大管便裤。面料是自织的土布，有青色、白色、绛紫色三种，脚穿草鞋或翘鼻布鞋。这种装束偶尔还可以看到，多半是年纪很大的老人还在穿。曾经一度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里的男人流行冬天戴解放棉帽和军帽，现在也不见了。
服装真的很像一个不断登场又退场的变化着的角色。
今天西江的年轻人穿的衣服已经非常的城市化，这已经不能用“汉化”的概念了，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国际化”。也就是说发生在全球范围的服装式样，也通过商业的渠道传到了西江苗寨。西江有许多外出打过工的年轻人，还有就是学生，电视和外部世界的生活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是穿“国际化”服装的主流。有一次在西江街上舞厅，我看到几个穿着很时尚的女孩，染着浅色头发，发型也是时尚的，脚上蹬一双厚底松糕鞋。开始我以为是外面来旅游的学生，后来听到她们讲苗语，同小伙子们玩马郎，才确信她们就是西江当地的苗族女孩。小伙子们则多喜欢穿牛仔裤、T恤、衬衫。
但是，就整个西江的情况来看，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服装变化是相对不大的。穿着时尚新潮的女性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几乎是从外面打工回来，不久可能又要出去的。大概只有这些姑娘才敢于在服装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样子。如果是一位长期生活在西江的女性，那么她在服装上还是坚持着穿传统式样的衣服。这会给她带来自信、自然、随意、放松、合适的感觉。年纪较轻的女性偶尔改穿一下普通的衬衣而不是本民族式样的衣服，但在头发的式样上仍然保持梳成苗家女人的发型，这几乎是唯一不能变的。除了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教师以及一些生意人，绝大多数的西江女人仍然保持着穿传统式样的右衽便襟绾服，她们喜欢青蓝色的布料。从前西江女人是穿裙装的，改穿裤子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如今只有跳芦笙时才穿传统的裙装。
西江的女人，少女和成年的妇女在服装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也只是在布料花色上的差别。年纪轻的喜欢穿花布，中年妇女则几乎是清一色的穿青蓝色。对她们来说真正的差别只有便装和盛装之别。
盛装是只在节日里跳芦笙，或出嫁时才会穿的，那是一套甚至可以称之为族徽的符号，我以为把苗族女人的盛装称之为穿在身上的族徽也未必不可。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劳作的时候，是不可能穿盛装的，因为那很笨重，并且一套盛装的造价不菲，因此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礼服，女人们在重大的节日中或人生礼仪场合才会穿戴起来。通过这一套符号荣耀她们的身世，神圣着她们的价值，美化着她们的形象，界定着她们的身份。
西江苗族女人的盛装才是苗族真正的“古装”，这种古装苗语称为“乌摆”。很有意思的是这套穿在女人身上的服装的名称直译过来叫做“男人的衣服”（或“雄衣”）。传说在很久以前苗人曾有过男人嫁到女人家的时代，“乌摆”（雄衣）是男人出嫁时穿的衣服和装饰。这种说法的真实与否已经无法考证，有的人类学者根据苗族中曾经实行过的“姑舅表婚”、“舅权制”、“不落夫家”以及苗人的亲属称谓和“乌摆”这些文化信息，构造了关于苗族曾有过母系制社会的说法。大体说来这种推测没有问题。人类中有很多族群确实存在过母系制社会阶段。但如果认为西江苗人（即把苗族这个族缘和西江这个地缘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有过母系制阶段，这种说法就值得讨论了。西江的苗人其溯源有200年或2000年这两种说法，无论取其中任何一种，在这个时间上说西江苗人仍保留母系制就很可怀疑了。但西江的文化和习俗中确实保留着大量的信息，证明着女人曾经有过掌权的时代，这倒是说明了在西江这个社区中它的文化和风俗有过很长时间的超稳定的延续。
其实，“乌摆”是“男人的衣服”的说法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这种服装是为男人而穿的衣服。从这种盛装主要是出现在跳芦笙和婚礼上这点来看，这身衣服确实有吸引男人的功能。在我看来“乌摆”不论是作为“男人的衣服”或“为男人而穿的衣服”来理解都是可能的。关键的是它们的文化语境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它们的功能也在随之而演绎出不同的文化含义。这就是服装的文化戏剧。
更奇妙的是，西江苗族女人的“乌摆”在今天这种文化语境中，它的意义的边界还在扩大。在我没有去西江之前，我曾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过有关西江的图像报道。在涉及西江苗人的形象时几乎有一个固定的形象标准，那就是身穿盛服，头戴银冠的苗家女人的形象。在记者的镜头中这种形象出现在“美人靠”上，出现在田间的小路上，出现在寨子边向客人敬拦路酒的场合上，当然更出现在芦笙场上和结婚仪典上，还出现在和外界的重要客人，比如说和国家领导人，省州领导干部，外国游人，社会知名人士的合影上。很多情况往往是应摄影报道者的要求而配合做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却给西江苗人在形象上似乎有了一个标准式的定位，以至外界人士认为西江苗族女人的服装就是这样的。哪里知道穿这种服装是极少情况下才有的，在过去有些女人甚至一生只穿过几次。也就是婚礼和可数的几次跳芦笙场合才穿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江苗族女人的这种形象（通常人们认为应该是的这种形象）与其说是她们自己本身的，不如说是由外部人所“制造”的，当然这肯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西江苗人在意识到外界对自己的服装的这种特殊的兴趣的时候，也在主动地迎合着这种趣味。这也成为她们同外界发生接触的一种交往策略。这种意识首先是从当地政府部门开始的。当西江发生一些公共性的活动时，自然会引来外面一些人的观光，政府也促进这种交往，他们会要求西江的女人们穿上以前是不可能随便就穿的服装。当这些服饰在新的语境中出现时，它们便成为文化交往中重要的超语言的文化话语表达。这有时会带来一定的实惠。
随着西江有越来越多的外来游客的观光，有些游人希望穿上这种华丽典雅的苗装留影纪念，当地人提供后也会得到一些报酬。通过服装来界定人生的阶段或作为族群身份的标志以及审美的炫耀和财富的显示和把它作为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考虑，这之间确实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种变化却已经在发生了。政府和民间都觉得服装是一张有经济效益的牌，各有各的打法。在西江街上的一个摆摊上，我经常看到有人把一些新的或旧的苗族服装摆出来卖。城里人也有专门到乡间去搜集各种传统式样的苗服的。一件做工精细的苗族古装被认为很有价值，因为那上面的刺绣确实是难得一见的民间工艺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