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西江的家

董叔和叔妈答应我可以搬到他们家来住，为此他们还专门搞了一个欢迎的仪式。大伯家和三叔家也是这个仪式的主要参与者。在西江苗寨，当某个家庭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时，往往会以扩大的方式来对待这件事，也就是要把这件事扩大到这个家庭之外的其他家庭之中，当然这些家庭和事主家在血缘关系上是最亲密的。董叔有一个兄长和一个兄弟，董氏三兄弟各自都有一个很大的家庭。但是当其中任何一家有稍微重要一点的事情发生，三家必然是要共同参与的。我不知道我搬来董叔家算不算他们家的重要的事件。不过从大伯三叔都来参与的欢迎仪式看，还是比较重要的吧。毕竟要接待的是一个陌生的并且几乎是完全不了解的异乡人，而且不是本民族的人，而且一住就是一年。同样的情况对于大城市中的家庭来说恐怕是不可想象的。记得我是在认识董叔的当天便向他提出希望到他家住的要求的，当时董叔只是略微思忖了一下，也就几十秒钟然后就一口答应下来了。苗家人的豪爽以及对人的信任，还有同外人相待的亲和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欢迎仪式是一次隆重的家宴，我支教的西江中学的几位领导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邀请同来参加，叔妈专门杀了一只鸡，买了几斤肉，这顿家宴的菜肴是很丰盛的。并且在之后的两天大伯家和三叔家也轮流请我喝酒吃饭算是这个仪式的扩大和延续。表明这个扩大了的家庭对我的到来是欢迎的。

在饮酒的过程中，董叔说：“王老师愿意到我们苗家来住，我们很高兴也很欢迎。从今以后呢，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我们也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小辈看待，我们吃什么你也就吃什么。你也不要客气，以后这里就当成是你自己的家一样。只是我们家条件不好，怕你……”我猜到董叔下面要讲的内容，没等他讲完，连忙接着说：“我很感谢董叔一家能接受我。我很喜欢这里，只是以后要给你们增加麻烦了。”董叔笑呵呵地说“哪里讲！”“来！喝酒！”大家不断地举起酒杯。大伯和三叔也表示了对我的欢迎。董叔还向学校的几位领导表态，要他们放心王老师住在这里。几位领导不仅放心而且也为我找到了这样好的人家住下感到非常高兴。

想到我终于在西江有了一稳靠的住所，又是我所期待的同当地苗人同吃同住，我心头感到安稳和高兴，酒也喝多了。恐怕这是我平生喝得最多的一次。不过，在西江住下了，后来的喝酒量又超过了这一次，而且逐渐升级。

董叔和叔妈为我安排了单独的一间屋子，叔妈已经提前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不大，刚好安得下一张大床和一张桌子，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这间屋是小董老师的弟弟住的，他到广东打工去了，房间就空了出来，现在归我住。房间清爽干净，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杉木的香味，我很满意，觉得比住在招待所要好得太多。

刚开始住下的那一段时间叔妈每天早上都要专门为我煮面条或稀饭。她知道城里人是要吃早点的。西江人却没有吃早点的习惯，因为他们的早饭开得比较早，一般是10点左右就吃早饭，而且是很正规的一顿。吃完之后就上坡去劳动了。专门为我做早点这使我感动但也感到不安，觉得增添了叔妈的麻烦。我再三要求不要这样，要和大家一样，叔妈最后才依了我的要求。事实上10点钟就吃早饭，也根本用不着吃早点的。

西江的务农人家一天严格说来只有两顿饭，早饭和晚饭。这种饮食习惯是适应当地的农业生产的。人们的田土离家都比较远，频繁地赶回来做饭吃是不合算的。早上这一顿是非常正式的，吃饱之后出门干活要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回来。肚子饿了可以吃早上的剩饭剩菜，一般情况下人们做早饭时都会多做一点以至有剩余的饭菜可供晌午食用。吃晌午不是正式的一顿，很随便，也不必一家人围坐而食，人们甚至将就冷饭凉菜，添上一碗随便就吃。晌午不必现做一是可以节省时间，二是可以节省燃料，但又补充了能量。应该说这种安排是很合理的。吃了晌午后人们又出去干活了。打柴、割草，或是到附近的土中去做点什么的。傍晚回到家中才又重新生火做饭。晚饭和早饭一样的正式，也比较讲究一点，有兴致时人们会多做几个菜，一家人围坐一席，慢慢享用。男人们这时往往还要喝一点酒。这顿饭有一点犒劳一天的劳作的意味。饭后也不再有什么事可做，因此晚饭可以慢慢吃，饭间一家人的谈话也就多了起来。

过了苗年，天气开始一天天凉下来，晚饭这一顿我们喜欢煮火锅。肉、豆腐、粉条、蔬菜，什么都可以一锅煮，边煮边吃。乡下的饭菜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不仅味道好，而且营养也是丰富的。猪是传统方式喂养出来的，菜是自己的园子中用农家肥种出来的，酒是自家酿烤的，一切都保持最为纯正的味道。我发现董叔每次煮饭时并不淘米，而是直接掺水就煮。一两个月之后我发觉我的严重的脚气病竟然无影无踪了，我想是吃这种饭的结果吧。

开始的时候，我的饭量不行，每顿只能吃一碗饭。董叔和叔妈见我吃这么少，很是着急，一再要我多吃、多吃。每次吃饭时叔妈都会说：“吃不下饭就没有力气，你要多吃点，才有力气，才有力气跑路。”确实，用他们饭量的标准来衡量我，我吃得少得可怜。可能是乡下空气清新，饮食天然的缘故，再加上看到董叔一家吃得那样香甜，我的饭量也迅速增长了起来。很快每顿吃三大碗饭是不成问题的了。叔妈看我吃饭有了长进才放了心。

小董老师的父亲有五十多岁，我叫他董叔。他中等身材，很壮实，头发虽然花白了，但却又浓又密。同人讲话时总是笑呵呵的。他曾经在雷山县城工作过，后来回到西江在镇上干过几年的武装部长和副镇长。退休以后回家干起了农活，又还原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董叔读过书有文化，又当过国家干部，在东引寨乃至整个西江镇都是很有威望的。但是他从来不显示这一点，只是每月去领退休金，公家的事儿一概不去过问了。在他身上更本质的还是苗族农民的本色：质朴、稳重和厚道。

家中打柴的事好像是董叔一人包了似的，我经常看到他挑着沉重的柴回来。西江的燃料仍然主要是柴，每家都在自己的自留山林去砍柴。砍柴要走很远的路，是一桩很沉重的工作。每次看到董叔打柴回来浑身像水打湿了一样，身上那件洗旧了的军衣上是大片汗盐的印迹。董叔虽然已经完全是一副地道的农民样子，但在待人接物上却很周密细致，显出知书达理的味道。他订了一份《农村科技报》，对上面的科技信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天下和国家的大事也很关心，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是每天必看的。从这两桩事上我感觉到他身上又有一些同西江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

董叔有一位兄长和一位兄弟，我以和小董老师平辈的身份叫他们大伯和三叔。三家人是挨在一起住的。董叔家在坎上面，大伯家和二叔家在下面，三家的房子挨在一起形成一个品字形。大伯年轻时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复员后又在水利部门工作过，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回到西江后也成了地道的农民。据说大伯年轻时是西江吹芦笙的高手，人又长得英俊，很得姑娘们的喜欢。大伯现在老了，是东引寨的寨老之一。在家族中说话是最有分量的，也是最受尊敬的。三叔大概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却十分能干，有一手好木工活，盖房子、打家具都是自己动手。三叔没有“文化”，但却是最爱讲话的一个。大家在一起吃饭喝酒时，数他讲话最多，很有幽默感，有他在气氛就不会沉闷。三叔还是一个打猎的能手，以前经常到坡林上去打野猪。我喜欢听他讲打野猪时碰到的那些事情，讲得活灵活现。我第一次见到三叔那天，就遇到他带领一伙小辈子去白水河打鱼。三叔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贪玩的。我很喜欢他，没有事的时候经常到他家去玩。三叔妈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我的一些苗话就是跟她学的。三叔家的大儿子董兆明也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他接亲“偷婚”的时候我被作为迎娶新娘的成员之一，说明他们家是把我当成了自家的人来对待的。

董叔妈是一位纯朴善良的苗家农妇，平时总穿一身阴丹蓝的对襟衣，头上包一块帕子。几乎所有的西江妇女平时都是这种穿着。董叔妈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她却选择了过平平淡淡的普通农民的生活。1969年，叔妈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被选为贵州省的党员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并受到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接见。我问她被选为少数民族党员代表，到北京去参加如此重大的国家大事是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感想？叔妈只是淡淡地笑笑，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和她摆起这段历史时，叔妈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到贵州组参加讨论时的情形。叔妈说从北京开会回到贵州，她就按照中央的说法去做了。

还有一件事是叔妈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至今叔妈家还珍藏着当时毛主席接见全体代表时合影的照片。这幅照片成了叔妈家最宝贵的东西，收藏得好好的，不轻易拿出来示人。第三个深刻的印象是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她同她握手的情形。“九大”开完后叔妈又回到雷山县，当时县委是留她在县里面工作的。叔妈说她不喜欢那些搞政治的人，“文化大革命”中又乱，搞不清楚那些人心头想的是什么。加上县城里面烧煤巴，她受不了那煤烟气，于是就跑回西江来了。

我开玩笑地对叔妈说，“当年你要是不跑回西江，现在起码是个厅级干部了。”叔妈笑着说：“我们没有读过好多书，没得文化，搞不来那些。还是回家当农民的好。”叔妈当年没有选择留在城里，也没有选择去搞政治，而是选择回到她的家乡当了普普通通的农民。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哪一种选择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