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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的传说与恐惧
我小的时候就听人们说过，乡下的苗族会放蛊，不要惹他们，不然要遭放蛊，你着蛊以后会肚子疼，生怪病，严重的会死人。说得很可怕的。后来才知道这是人们对于乡下少数民族生活文化不了解而产生的一种想象，一种恐惧的想象。不过，这种想象也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城市人对蛊的认识大概是道听途说加想象的结果。学了人类学，才晓得所谓的蛊不过是巫术之一种，大概属于黑巫术一类的。说到巫术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并且巫术不仅少数民族有，汉族文化也多有巫术。巫术不仅在乡下有，城市里搞这一套的也大有人在。关于蛊，有人类学家曾经专门研究过。
西江苗人除了祖宗崇拜之外，还有巫术信仰。苗寨中有专门司事巫术的人，当地人叫鬼师。但鬼师除了扫寨、清秽、逐邪、占卜、通灵之类的法事，却没有做“放蛊”这种法术的。因此，西江人对蛊的概念，大概不是指巫术之一种，而是特指染有污秽的一种人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家人不干净。但这种不干净又不是指卫生方面的不清洁，而是指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干净。通常人们对被认为有蛊的人家是尽可能回避的，比如人们就忌讳同有蛊的人家联姻。此外，在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处也往往嫌避。
在西江我曾就蛊的问题请教过一些人，除了极少数人根本不相信之外，大多数的人对此却态度晦涩模棱两可。但是当我进一步问他们时又多语焉不详。我要他们给我指出哪家人有蛊，他们也指不出，或者不愿这样做。因为若叫对方知道了这毕竟是得罪人的事情。听来听去，我发现人们所说的所谓有蛊的人家，大概有这么一些情况：比如说这家人经常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灾祸。不是有人意外死亡，便是生怪病，要不就是诸事不顺，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某家因为从前有些不合常规乖戾的事发生（特别是涉及性方面的），后来也可能被指责为有蛊。此外，还有便是某家突然发达，过分暴发，也有可能被认为有蛊。蛊不是人本身，而是一种不洁的、阴邪的东西，人家沾染到了它，被它附着，所以才会碰上各种各样不合常情的事情，发生各种各样不好的情况。某家人一旦背上了有蛊的名声，是很难洗刷的。人们出于害怕被污染而有意无意地去排斥他，因此这种人家在这个社区中多少是有些孤立的。尽管人们表面上不会明显地做出躲避的样子，但心里还是恐惧和抵制的。在这种人际关系中多少有一些歧视的成分在里面。
奇怪的是我在西江听到的蛊的传说，人们多半会说，“有蛊的人家的姑娘往往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再漂亮也没有人敢去同她谈情说婚。因此有蛊人家的姑娘往往只有嫁到很远的地方去。因为那远乡的人不知道她家有蛊。”苗族俗谚有：“狂狠成疾病，发狠成鬼家。”“好花偏生在悬崖上，好女偏出有药家。”有一次我和董叔闲谈，话题讲到了蛊的事情。董叔笑着说：“其实哪里有蛊，人家姑娘长得漂亮，有些人得不到，嫉妒，就乱说。”我想董叔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发狠成鬼家”，为什么“好女偏出有药家”，这当中确实有嫉妒在里面，只不过这种嫉妒采用了一种文化的方式来表达罢了。用文化的方式，嫉妒者可以使自己的私欲隐藏起来。也可以说服自己放弃一个自己不能实现的愿望，同时也不希望这个愿望被熟知的人去实现了。“好女偏出有药家”，这确实是用文化来作为合法性掩饰的一种强烈的嫉妒，可以称之为文化化了的嫉妒。
当然指称某人家有蛊并非完全是出于嫉妒，最早对蛊的情绪反应恐怕是恐惧而不是嫉妒。嫉妒是派生的，是借恐惧的力量而依附上去的。说到对蛊的恐惧这也是一种文化化了的恐惧。在传统的鬼神信仰、巫术信仰的社会中，人们对一些超溢出正常生活的，难以理解的负面事件，自然会产生恐惧。前面我们提到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灾祸、怪病、凶死等，当人们无法理解而又恐惧不已时，对之采取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它边缘化，或者是逐出生活世界意义的中心。虽然人们最终还是不知道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人们理解的文化图式的结构当中它有了一个位置。把它放在中心之外的、边缘的位置，同时也有了一个价值的裁判。蛊本身的价值当然是负面的，但把蛊纳入到文化的言说和解释中，即纳入到文化的结构中，这种对蛊的想象和安置却又是有意义的。这关乎一个文化对于事情的分类以及对事物的一种认知图式。其实，城市人生活中的干净与不干净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自文化分类的习惯，而非医学卫生学意义上的标准。果汁倒在嘴里是干净的，倒在身上就是脏的了。这有道理吗？再如，有的社会中把思维和行为异常的人定为疯子，这恐怕也是一种文化分类的结果。如果再把这类人送进疯人院，那么疯人院就是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以及价值的认定上形成的体制。一种文化的分类标准同另一种文化的分类标准是不一样的，但目的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化的秩序。然后才是权力、控制、歧视、排斥等社会力量的介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不必去讨论了。
我想说的是西江苗人社会中关于蛊的观念其实也是出自这种文化对那些无法言说而又令人不安的现象的一种处置。将一些令人困惑的、混乱的、使人恐惧的现象划出一道边界，并使之固定在某个范围之内，这有利于化解人们对之产生的焦虑。社会通过这种对“正常”与“非正常”的生活秩序的设定，而起到对“正常”的生活秩序的肯定，和对“非正常”的否定与排斥。因此，这种文化的解释有一种警示和纯洁的功能。当然，这种文化的解释并没有科学的意义，但它有着文化的意义。
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会碰到各种偶然的、完全意外的、不可理解的负面事件。文化的解决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从概率上讲，任何家庭都可能会碰到意外的凶险的事情。但一个社区中并不会因此而乱将蛊之属的恶名加诸于这种家庭。人们之所以认为这家有蛊而不是那家有蛊，其中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前面提到的嫉妒便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恐怕要从那些被认为有蛊的家庭的历史情况来考察才能找到更细微的因素。但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很难进行的，因为没有任何一家人肯自认为是大家所说的有蛊之家，别人也不敢也不会去明确地指出某某家是有蛊的，因而这几乎没有确定的对象可以考察。
因此，据我的观察，在西江有蛊的人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蛊的观念却可能存在，它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和恐惧之中，它也存在于人们的口头言说之中。而那些不幸被这个观念和言说所笼罩住的家庭便成了有蛊的人家。随之而来的是压抑、痛苦、被歧视和排斥。
好在随着西江和外界的接触的扩大，受到科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知识在扩大，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在增多。勇敢的人们发现同有蛊的人家接触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对蛊的恐惧和观念也就在逐渐淡化，头脑清明的人就根本不相信有蛊的存在。今天的西江，提到蛊，人们说说而已，并不认真对待了。
我回到贵阳后，在学校里同学生们谈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时，经常有人向我提问：“苗族到底有没有蛊？听说蛊很可怕！”这样的提问听多了，我倒是觉得城里人心里面也是有“蛊”的。这个“蛊”就是他们对于乡土生活，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生活文化的无知，以及由这个无知而产生出的一种莫名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