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的记忆

东引村寨的山顶上有一大片非常美丽的树林，那是东引村的风景树林。在西江几乎每一个寨子的边缘都有一片属于这个寨子的风景林，也叫风水林。风水林属于全寨所有的集体山林，由于它有护养本寨风水的作用，因而是一片神圣的领域，任何人是不能随便砍伐这片林中的树子的。东引寨的风水林荫荫地覆盖在全寨的顶部，这是一片松林，其间杂有一些枫树和其他的树种。我经常到这片树林中漫步、憩息。有阳光的下午，柔和的光线照进树林，洒落在林中被松针铺盖着的地上，躺在那里看书和发呆是十分愉快的。可是一到傍晚，林中的光影暗淡下来的时候，气氛就有些阴森森的。原来是树林中有一小片墓地，除了那些有墓碑的、有人挂青的坟冢之外，有几十个小小的坟茔是没有任何标记的。既没有人去挂青，也没有人去管理，它们已经被野草侵埋。这是些什么人的坟呢？为什么只是这样草草的便处理了？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去寨子里问人，才知道同这些坟墓有关的西江的又一个故事。不过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故事。

西江大寨方圆几公里的山坡上和谷地都是开垦出的水田，层层叠叠的梯田是西江的一个壮观的景致。西江的苗人自古以来便是耕种水稻的，人们的主要粮食是大米，近些年来西江人改种杂交水稻，粮食产量有大幅度的提高，吃饭是不成问题的。大多数人家的粮食吃不完。吃不完的粮食可以用来烤酒，所以现在的西江人不但饭能够吃得饱，酒也能喝得足。但是，在改种改良过的杂交水稻之前，情况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粮食产量比较低，人们的温饱是不稳定的。即使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每年有余粮的人家户也不是很多。如遇灾害，便要闹饥荒，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的。

提到饥荒，在西江人的记忆中，最惨痛最严重的是40多年前的那一次。那时西江许多人家都食不果腹，甚至因此死了人。饥饿的人们为此还出格过一次。那次饥荒的原因表面看起来可能是因为那一年粮食的减产和国家官僚主义的浮夸作风引起的，但深层的原因却可能同那个年代中国家急于进行社会改造和转型的政策与地方性的社会和文化发生的紧张有关。

同全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西江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进入了民主建政时期，这是国家主义和国家体制向边缘地区的一次深入的渗透。国家政府对这个传统的苗人地区强力推行一系列“新政”。“土地改革”、“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便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西江苗人社区的各个自然村寨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继嗣群，即每一个寨子的全体人民都公认或假想自己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继嗣群是同其居住的地缘、社会结构、生产劳动的方式、资源共享或分配方式，以及习惯法的制定和执行是有机一体的。一般来说一个大的寨子里面又有按血缘的远近不同而分出的不同的房族。血缘是这个社会结构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元素，人们的一切行为，从义务、合作、互助、忠诚、权力、利益、责任等都在这种社会组织结构中有着清晰的认知和运作，从日常生活的结构来看，互助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存策略。这在传统的原住民社区尤为重要。在西江互助主要是以房族、邻里、亲戚关系为基础的，尽管互助的内容是不固定的，也是十分简单的，但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农田耕作中的相互帮助和参与，耕牛的共同使用，农忙时节中的临时性集体，灾难时候的相互扶助等。总之，在这种以血缘为核心的社群中有一套适应这个社会的互助和救助系统。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却将这个社会组织结构从内部给予了极大的消解。如“合作社”、“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的制度的推出造成了西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生产合作行为的减退。“合作社”、“人民公社”这种超地缘和血缘的组织撑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由于新的生产合作方式不是自然形成的联合，而是在突然之间由权力的操纵强行捏拢的，因此那些在传统的血缘社会中和族群文化中自然赋予的凝聚、认同、义务、权力、忠诚、利益、责任等要素无法整合进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固有的社会要素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是被削弱了，挫伤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和互助的可能性。“公社化”之后，一切财产归国家集体所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劳动分工制度和分配制度出现，这种体制完全不顾及当地传统的劳动组织模式和资源消费的模式，使社区内部家族之间的互助合作、共渡难关的能力降低到最大限度。家族和继嗣群不能成为保护每一个个别家庭的社会帷幕，每个个体的成员只能完全地依靠国家。1956年，西江大寨的各个村寨办起了公共食堂，人们不是在自己家中吃饭，而是集中到合作社的食堂吃饭，成年人每顿有半斤米的供量。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个人完全依靠国家集体的象征。

连吃饭的方式都公共化公有化的时候，人们的互助意识也发生了变化。首先互助成了一个模糊的东西，在传统的生活结构中互助是指向个人，指向家庭的，互助的目的、结果和落实在人心中的感受是明确的、亲切的、感性的。“合作社”、“公社化”使这种互助成为空洞的东西，人们之间只有“合作”而无互助，合作的目的、结果、利益最终是落实在国家和集体，而国家对于一个以村寨或家族来界定自己身份的苗族人来说则显得太抽象了。

一切劳动成果先归国有，人们靠工分吃饭，从工分这个中介转换出自己日常生活的衣食。村寨氏族的公田在土改中已化为乌有，个人和家族都已不再可能有蓄积以备不时之需。民间在灾难面前的互助和自救几乎不再可能。当这种格局形成时，假如遇到灾难，仅以吃饭而论，那么，面临饥荒就不会是一家两家，十家八家，也不可能有丰足的人家站出来接济亲属邻里的事情出现，而可能是整个社区都要陷入灾难之中。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1959年对于西江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年头。1958年的“大跃进”引起的农业浮夸风给全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西江这个边远的苗人地区也有着鲜明的表征。据西江老人们回忆说：“1958年到1959年，粮食减产。县里面要我们多报粮食产量，明明亩产只有百把斤，硬要说成几百斤，要我们弄虚作假，说是要‘学剑河，赶剑河’，西江的粮食全都堆在粮库里面了，要等上面的人来参观检查。我们饿得要死，家里面一颗米也没得了。”在那个饥饿的年头中，甚至出现了三个南瓜换一幢房子的事。

1959年的一天下午，饥饿的西江人已经有五天断炊了，饿昏了的人们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人们都知道就在街上的那边的粮库中有粮食，那是他们种出来交上去的。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出，人们已经看不下去那种绝望的场面，有人提议开仓救济，但这个提议遭到否决。饿疯了的人们本能地围近了粮仓，但没有人敢于前去把仓库的门打开，饥饿的人群越来越焦灼不安。一些男人在互相壮胆，人们相互之间鼓励和壮胆的话就是“开仓也是死，饿死也是死，不如开仓，至少娃崽们还可以得活”。

忍耐的极限终于崩溃了，有人用斧头砍开了仓门，人们疯狂地涌进粮仓……

西江一位中年妇女向我述说这件事情时面带恐色地说：“哎哟！那个时候好多人都去抢。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姑娘，也拿起口袋去抢。抢回来走到半路上又被别人抢去，我哭哟！人们都像疯了！”

抢粮之后不久，州和县政府便派人来处理这件事。因为参与抢粮的人实在太多，只好抓了几个据说是组织抢粮的头头。而在西江当地人后来的说法中，那被抓进监牢的人其实是几个成分不好的坏分子，可悲的是这几个人并没有参与组织抢粮，因此是很冤枉的。但饥饿的人们已经顾不得去管这些事情了，不管怎样说总算是抓了几个人，当地政府也可以向上级部门有个交代了，西江的抢粮风波自此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1959—1960那两年中，西江挨饿甚至因此死亡的人已不是个例。大家都吃不饱，哪里还有力气干活？而对于死者，成天忙于找东西充饥的人当然也无心细致料理，通常只是将其背到寨子附近的山上，用一张席子卷上草草掩埋了事。

东引村寨头风水林中那一群没有墓碑的土坟，就是当年那些饿死的人的坟冢。它们正在悄无声息地融入风水林中的土地中，微微隆起的土包上长满了青青的草，没有任何的标志。当年掩埋时是草率的，之后人们也不再探望，仿佛要竭力忘掉那段惨痛可怕的经历。

如今西江人种植优良的杂交水稻，粮食已经吃不完了。饥荒、抢粮、死人已成了历史。不过，这段历史在今天仍躲藏在西江中年以上的人们的记忆深处。只要提起它人们便会在脑海中清楚地回忆出当时的情景。几十年之后，这段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历史恐怕将会烟消云散。唯有这一群无主的坟茔能够作为这段惨痛历史的见证。

春天又来了，风水林中又铺上一层厚厚的绿茵。茂盛的野草又一次覆盖着那些无名的坟冢。我在想，坟墓不会说话，并且它们也可能会随着年岁的流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坟墓之下那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人们应该永远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