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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老的权力在哪里
西江地处苗疆腹地，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一直是“化外之地”，没有任何的行政建置，是一个完全自主自理的地方。地方性的事务乃是由当地的自然领袖们管理。这些所谓的自然领袖就是方老、寨老、鼓头、活路头之类的人物。在没有设治之前，苗人社会的治理以“自然地方”（苗语Jangx fangb，音讲方）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像西江就是一个“自然地方”（讲方）。西江原称“鸡讲”；现在的“西江”便是由“鸡讲”这个发音重新译过来的。一个讲方由“方老”来进行管理。每个讲方又管辖若干个村寨，而村寨则由“寨老”来进行管理。“方老”和“寨老”便是这一方的自然领袖。从权力的大小范围来看，“方老”要比“寨老”的权力大一些，管得宽一些。这有点像行政官员的行政级别差异一样。当然，行政官员是拿国家的俸禄吃饭，而“方老”、“寨老”则不拿任何俸禄。因此，平时看来，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照样上坡种田上山打柴，和一般普通农民无异。
“寨老”的权力虽然没有“方老”那么大，但他管的事情却很具体，上至议定“榔规榔约”、主持扫寨仪式、组织生产，下至田水协调使用、邻里扯皮、家庭纠纷，他都要去过问，真可以说是鸡毛蒜皮都管到了。
当寨老的首要的一个条件是必须是年纪较大的。农业社会是一个重视人生经验的社会，一个人活得越长，他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受人尊敬。丰富的人生经验是其资本，但光有经验还不行，还必须具有德行。也就是他必须是比较能够为大家的利益着想，也比较能够吃得亏的人，简单说就是有公共德行的人。这样的人在人们心目中便有了一定威望，人们遇到事情时愿意听从他的意见。有了年纪和德行这两项条件，大概就具备了当寨老的资格。在西江每个寨子都有寨老并且不只一个，一个塞子中有好几位寨老呢。
在传统的社会中寨老们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权力不是靠“委派”，而是靠“人民同意”，因此，寨老们往往是一个寨子的良知、秩序、权威的人格化形态。一个寨子往往是一个大的继嗣群，大家都有共同的祖缘，说起来都是一家人，但矛盾总是会产生的。在此情况下由寨老们出面去协调处理是比较有效的。这里有三个认同的前提：一是血缘的认同，协调者不是外人；二是威望的认同，他是大家推举的；三是文化的认同，习惯上认为寨老的话语具有神圣性。
以上这些大致是就典型的传统生活语境中的情况而言的，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自清代国家政府在西江设治以来，经过民国再到共和国的现在，总的趋势是一个寨老的权力旁落的过程。地方性的由习俗和习惯形成的管理越来越被超地方性的、理性的，但也可能是生硬的不切实际的管理体制所取代。在代表着国家利益的政府体制看来，代表地方利益的寨老制，多半是保守僵化，甚至是腐朽落后的东西，因此都是在被“革”之列的，至少对之是不太尊重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西江东引寨下面临白水河的地方有一处开阔的田坝，从历史上来看这可能是西江的祖先们最早开垦出来的大田。它的历史意义和纪念性意义应该是很高的。此外这块临河的大田坝也是西江最美丽的田园景致，有极高的观光价值。更不用说它是多少人家的永远的“饭碗”。这块西江仅存的平旷的田园土地现在被西江镇政府看中准备作为新的“开发区”。在镇政府召开的无数次的关于如何开发利用这块地方的各种会议中，我想是不可能请西江的寨老们来参与的。政府官员们忘记了或者是根本没有想到过西江这块土地是由西江祖祖辈辈的人开发出来的，西江苗人应该有权力参与对自己的家园的规划与开发。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2000年5月，我参加过一次西江开发规划方案的汇报会。这次会议上我没有见到有请寨老们的参加。原则上我相信西江镇政府提出的开发方案是在为西江人民的利益着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怎样开发，却应该是有西江人充分的意愿汇入其中的。
后来，我曾问过一些寨老，问他们对开发西江的事有何看法。有的寨老说不晓得具体的情况，只知道西江要开发。有的说：“政府要搞他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口气中颇有消极的态度。
我的感觉是西江镇政府有一套自己关于未来的西江的想象的蓝图，也有一股开发西江的热情与干劲。但这个蓝图是不是西江人真正想要的就很难说了。
我很奇怪的是，西江镇政府很清楚西江开发的定位是在旅游，其前提是保护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既然政府已经知道西江当地的文化资源是未来的新兴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为什么又不能充分调动当地的“文化人”来参与这个文化性的建设工作呢？这当中可能有一个权力性的文化语式问题。在政府的话语中自己是主语西江是宾语，潜台词是“我们要使西江如何如何”。这样的语式反过来行不行呢？“西江”是主语，“我们”是宾语。应该是“西江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以为谈到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恐怕这种语式才是一个合理的文化语法结构。
西江寨老们的权力是大大地萎缩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西江年轻人生活阅历的扩展。尽管西江现在还是一个比较传统型的农业社区，但由于这些年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很多（几乎家家都有人出去打工，广东、浙江、上海、北京、贵阳到处都去），外出的年轻人获得的是另一种人生的经验和阅历。这些经验和阅历比起长期厮守在一个地方的人来说是丰富了许多。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经验不再是唯一权威的经验，那些有着新的生活为背景的年轻人不再把老人们包括寨老的话语当作是“金科玉律”；尽管尊敬但不一定遵从了。
在我熟悉的一个家族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例子，东引寨的一个叫燮的苗族青年，看中了羊排寨的一位姑娘。他们想组合一个家庭。燮把这事告诉了自己和父母的房族中的伯伯们。燮的大伯是寨里的寨老，对这门亲事颇有不太赞同的意思。大伯的意见在房族中其他老人的身上很有压力。我看到当时燮的父母和燮的二伯都皱起了眉头，他们在心中是赞同这桩婚事的，但碍于大伯的意见不好反对。那顿饭吃得很紧张，酒也喝得很冷场。这个压力在年轻人的身上不太管用，下来后我看燮照样笑嘻嘻的。这两位年轻人还是结了婚。而大伯也随顺了这件事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后来的婚礼中也很出力操办。
我知道这两个年轻人都到过许多地方打过工，他们的生活经验教会了他们更多地听从自己的主张。若是在从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恐怕这对恋人就会急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