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哈的故事

老哈的名字叫董大海，二十四岁，一脸憨厚的样子，出门最远的一次经历是到过紧邻雷山县的榕江县。老哈年纪轻轻人又很单纯，照理说人们应该叫他小哈才对，可是不知怎么的东引寨的人们都喜欢叫他老哈，甚至比他大一辈的人也这样叫他。老哈是我们的邻居，他的家就在我们家门外的坎子上面。我要找他时只需在门外的坎脚喊一声就行了。除了小董老师，老哈是我在东引寨认识的第一个苗族青年。当时他闲着无事坐在小董家堂屋的廊靠上，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进来后，就和我谈开了。老哈虽然没有见过世面，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人又单纯幼稚，但是却非常喜欢讲话，为人随和自然，是一个很容易与人相处的人。

和老哈谈话是令人愉快的，大多数的时候，我只是听他讲，也不需要对他的话有所应答。他只顾讲，把他所知道的东西一股脑儿地讲出来。当然他所知道的多半是西江的事，道听途说也好，自己的见闻经历也好，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总之，什么事他都愿意说给别人听。而我也爱听他讲，一是可以消遣，二是可以从中了解到有关西江的一些“知识”和消息。尽管支离破碎，但对我来说这些零零碎碎的“知识”和消息还是有用的。

老哈是个贪玩的人，像他这样大的年轻人大多都到西江之外的地方打工去了，老哈之所以只能呆留在西江，是因为他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老哈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姐，一个已经出嫁到别的寨子，另一个到广东打工，后来也嫁给了外地人，家中只剩下老哈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因此，凡上山砍柴、割草、打田、收割等重活他都得去做。有一次我问老哈“你为什么没有出去打工？”老哈怏怏地说：“我也想出去，去不成，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去了家里没有干活的人没好意思出去。”说完之后眼睛望着远方，呆呆的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幸好老哈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转眼之间换个话题之后，他又眉飞色舞地讲起了别的事情，把刚才的烦恼丢到九霄云外了。其实，老哈是太想出去闯一闯了。他那唯一的一次榕江之行已经不知给我讲了多少次，每次讲起时都是兴致勃勃的，从中可以感觉到他是多么渴望见识和体验一下外面的世界。

老哈和我成了好朋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跟他学苗话，另一个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在西江所有教我讲苗话的人中间，老哈是最热心的一个。有一次我说要跟他学讲苗话，想用录音机帮助，但我的电池完了，等买来装上后再学。由于其他原因我老是忘记买电池，老哈每次见到我总是要问“电池买了没有？”好像他比我还急于学苗话一样。老哈确实算得上是我的苗话老师，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教我讲一点苗话。喝酒吃饭的时候他会指着锅中的豆腐说这叫“叨蒿”（音译）。指着辣椒说这叫“沃梭”（音译）。太阳出来时他指着天上说“打哈打呀”（音译）。晚上分手回家睡觉时，他会提醒我说睡觉叫“乜得”（音译）。在他这种情景教学法中我还真的学会了一些苗语。可惜我是一个不太用功的人，边学边忘，最终没有掌握苗话，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老哈教我讲苗话时的那种热情和不厌其烦的耐心。

在东引寨，凡是姓董的都是一个房族中的人，其亲缘关系是比较近的。老哈和小董老师还有三叔家的兆明也就像兄弟一样。董叔和叔妈也把老哈当作是自家人一样的看待。因为是近邻，所以一有空老哈总是喜欢跑到这边来玩。一来是因为这边有电视可看，二来是这边人多热闹，老哈是贪玩和喜好热闹的。老哈到我们家来玩完全没有一点拘束，有饭就吃有酒就喝。在董叔家住的那段日子中，由于各种原因家中经常喝酒，我已记不得到底喝了多少次，我是一个酒量不大的人，但苗家人劝酒又特别热情。每次只要有老哈在场我就会放松许多。只要我觉得不能再喝的时候，我就以兄长的名义叫老哈帮忙，他总是义不容辞地帮我喝下一杯又一杯，完全不在乎会不会醉倒。或许他竟是喜欢喝醉时的那种感觉吧。

有一天晚上他们几位年轻人喝酒之后，说是要到寨子下面的街上去跳舞。西江的街上有一家小舞厅，这成了苗乡的一种新型的“马郎场”，每到晚上，各个寨子的男女青年都喜欢到这里来聚集“玩马郎”。“玩马郎”是苗族青年人婚前谈情说爱交往的一种习俗。自然是我的人类学考察所关心的一个方面，早就想现场观察一下西江的年轻人们在这个新的“马郎场”（舞厅）是怎样交往的。那天我也同大家一道去了街上的舞厅。临出发之前，老哈消失了一会儿，等出现时已经换上了一件几乎是新的白衬衣，风领扣和袖口都扣得好好的。我还注意到他那平时只穿凉鞋的脚换上了一双皮鞋，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舞厅是原供销社的一间大房子改装的，有一些简易的装饰，地面上有一圈闪烁的小灯，顶棚垂挂着一些塑料的叶子，中间挂着一个球型旋转灯。舞池周围是一圈长凳。光线很暗，音响效果也不好。到这里来的都是清一色十多岁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像我这种年龄的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看着这些年轻人在昏暗的灯光下跳舞，要不就是坐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谈话，我觉得这里的气氛更像是人类学家笔下的部落村寨中专供青年人交往的公房。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把这个环境同“玩马郎”这个意象混合起来的缘故吧。

老哈的舞步跳得相当自如老练，说明他是经常到这里来玩的。我因酒喝多了，头昏脑涨的，就提前出门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老哈时，他已经变了一副模样，眼睛是泡肿的，右眼下面一大块青紫色。问是怎么了，才知道昨晚他在舞厅中和别人打架，当然是为姑娘的事。三叔在一旁做木工活，问他“老哈，疼不疼？”老哈蹲在地上尴尬地笑着，掩饰性地说：“不疼。”我们都笑了。三叔又说：“还是疼一点点嘛！”我们又都笑了起来，老哈也跟着大家一块笑了。

老哈憨直以及有时候的一些笨拙，经常会惹来大家善意的嘲弄和讥讽，但他总是不太在意。我甚至认为他天生的智慧是把这些嘲讽向着好的方面去理解。因此，当人们揶揄他时，他不会生气，反倒是乐呵呵地迎接这些揶揄，最后把它变成一种自嘲似的解围。他的这种幽默的性格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喜欢，代价是他经常成为人们谈话中的笑料，当然是善意的不伤和气的笑料。西江人是富于幽默感的，一种幽默是针对他人的，另一种幽默是针对自己的。老哈属于后者。

下雨天老哈不能到坡上去做活路，他知道我多半也是在家里，就跑过来和我玩。我们坐在廊靠上看着远处的山峦。他给我指他们家的田在远处山坡上的哪里，他家的山林是在哪里。放眼望去那是在很远的山那边了。想到他每天都要独自一人到那么远的坡上去干活，我觉得他身上的担子真是很沉重的。老哈家的劳动力少，加上他又不善经营，在东引寨他们家是属于比较贫困的。我去过他们家好多次。一幢歪歪斜斜的老木屋，已多年失修变形。屋子里面脏衣服和从田土里收回的苕藤、豆角、瓜菜与农具等毫无秩序地乱放乱堆。家里面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一条长长的别人割剩下的玻璃镜的边角贴在廊靠边的木墙上，算是他母亲梳妆的镜子。老哈的母亲瘦弱矮小，身体不太好，脸色不好。看得出是吃过许多苦而生活又不顺心的那种。老哈的母亲显然不善理家，家中乱糟糟的好像从来没有清理过似的。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太简单，除了吃饭和有地方睡觉，好像其他一切都不会在意了。我每次去到他家，老哈的妈妈都要感谢我一番，说我对她家老哈那么好。这使我多少有些愧意，我并不认为我对老哈有什么特别的好，所以每次她这样说时都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说到我对老哈的好，恐怕是有那么一两次我送了老哈一点小小的礼物。比如说我从贵阳回到西江时会给他一包水果糖什么的。我知道老哈家比较穷，他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零花钱，即使有一点也被他抽烟了。有一次赶场天老哈陪我一起去赶场，我买了一些东西，老哈两手空空，我拿十元钱给他叫他去买点东西回家。老哈犹豫了半天，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才不好意思地收下钱。到寨子上他又退了五元钱给我，说是只买了五元钱的东西。我看他只买了一包花生米和一包白糖。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行为会让他母亲那样的感谢我。过苗年的时候，老哈的母亲专门叫老哈请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顿饭，因为节日中他们家杀了一只鸡。

我们在一起时老哈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王哥，我实在喜欢你，二天你走后我会很想念你！”春节快到了，学校放了寒假，我要回贵阳一趟。临走的那天一大早，老哈就来到家里要送我。他说：“我一早就起来看了三次，你都还没有起床，我睡不着，等着来送你上车。”他又说：“王哥，你要走了，我心难过，我要哭！”说着用双手在眼前处比划了一下，表示他哭的样子。他的这些举动反倒让我笑了起来。老哈给我拿了一些粑粑和一瓶自家做的米酒来，要我一定带走。其实我已经拿不动了，因为董叔、大伯、三叔家都给我拿了酒、粑粑，还有腊肉，我哪里还拿得了呢？老哈不管，硬是给我塞在了一堆。幸亏有他和小董送我上车，不然光是把这堆东西扛下寨子都得费好大的劲。

老哈的样子是典型的苗族农家小伙形象，面阔耳大，厚厚的嘴唇显得憨厚淳朴，毛粟头，脸色黑黑的，那是天天在太阳和风雨中劳动的结果。他中等的个子看起不算太结实，但却是很有力气的。我经常对他开玩笑说：“老哈，你看你有一对大耳朵，将来一定会有福的。”虽然是玩笑但也确实包含着我对他的祝愿。

老哈的生活是单调的，大多数的时候日子过得很乏味。人类学家们描述的苗族文化中的那些神话、史诗、歌舞，和他好像没有关系。寨子里已经没有会唱古歌的老人来对他这一辈的年轻人吟唱自己民族的历史。风雨交加的夜晚不能出门去“玩马郎”就只有坐在家中发呆。老哈喜欢看电视，但对电视中出现的许多事情他并不理解其意义或者说那些事情其实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电视节目中的那些生活世界对他而言仿佛是一个神话故事，当然不是自己民族的。老哈看电视只是为了混时间，经常看着看着就呼呼地睡着了。电视夺走了他生活的那个世界中的很多东西，但给予他的却只是空虚和压抑，当然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老哈小的时候曾经“死”过一回。那是1986年西江恢复了停止了多年的鼓藏节，他母亲带着四岁的他去看热闹。拥挤的人潮把他从堡坎上挤摔下来，送到医院抢救时都说没有用了。抱回家来准备后事，在准备把他抬上山埋掉之前，三叔说看看他还有气没有，用手摸他的鼻孔发现还有一丝气息，结果又被救了过来。幸好没有抬去埋掉，捡了一条小命。说起来三叔算是他的救命恩人。后来大家每每摆谈起这件事，都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民间俗谚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真诚地希望我的苗族兄弟老哈以后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