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的社区

有一次我和小董、小董的堂弟兆明，还有干荣寨来的一位小伙子去干荣玩。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想到我们可能会在干荣玩得很晚，为了回来时方便，我们都带上了电筒。出门时我看到兆明把手电筒揣得好好的。我将手电拿在手上，还没有走出东引寨，兆明看到了我手中拿着的手电就说：“王哥，把手电筒揣起！”我说：“没关系，拿着挺好的。”兆明见我没有把手电端好的意思，又接着说：“揣起嘛！”这回口气中有催促的意思。我不解，问道：“为什么非要揣起呢？”兆明说：“让别人看到没好意思。”我更加不解，又问“为哪样呢？”兆明笑着说：“别人看到我们拿电筒，以为我们去串寨找姑娘玩没好意思。”哦！这我才懂了，赶忙把手电装进背包里。可是我又想这一点点事情又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后来我才明白在一个到处都是熟人的社区中你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别人关心的对象，别人要谈论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多多少少会构成一种压力吧。因此在这种环境中，人们都自然形成了点点滴滴注意和检点自己行为的习惯。

西江苗寨确实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区，几乎每个人都是相互认识的。同寨的人不必说了，那是在同一血缘上都很亲近的继嗣群，说成是一个超巨型的大家庭也许都是不过分的。别的寨子同样到处是熟人。所以西江人开玩笑说：“两个人见面谈上几句话，讲上几个人，就可能发现彼此原来都是亲戚。”这虽是玩笑，但真实的成分是很多的。

我在西江住下后不久，很多人也认识了我。我很快也就成了大家的熟人，许多人也成了我的熟人。回到家摆谈起来说：“今天我认识了哪个哪个。”董叔和叔妈就会说“哦！晓得，晓得，他还是我们家的一个姑爹呢。”“他还是小董的表弟嘛。”“那还是我们家的亲戚呢。”这样的话听得多了，我才发觉，西江这张由熟人构成的网真是不得了。在西江有个习惯，当人们谈到某个西江人时，不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或是在哪里，比如说在凯里教书，或是在贵阳工作，或是在北京当官，人们最先会说的是，他是某某的大舅、姐夫、堂兄、姨爹等什么的。这样一说就会把一个遥远的人拉得很近，拉进到一张熟人的网中来了。这说明西江人在言谈中界定一个人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他在亲近或熟悉的程度上和自己最近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才是职业、身份、其他。

高度密集的熟人社区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力，人情味也比较浓一些。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的私密便很容易被别人闯入，这种闯入不管你愿不愿意就自然发生了，有时不免使人感到压抑。兆明那次叫我藏好手电筒便属于这类的情况。而对于一个生活在熟人密度疏松的城市中的人来说，他有很大的自由的空间，他个人的私事别人也不会特别关注。一般说来城市中的人也比较尊重或者说比较不关心别人的隐私。这种“尊重”是一种默契，因为一个人也不想别人太关注自己的私密。而乡土熟人社区中的人对别人的私事的边界的设定同城市人有很大的差别。城市人主要是由事缘而发生交往的，血缘、亲缘在社会化的生活中占的比例不大，公事私事的边界分得比较清楚。但是在西江这样的熟人社区中，尤其是农民的社会生活，好像很难有公事私事之分。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思想这种很切己的私事之外，其他一切都好像可以被别人“参与”进来的。比方说就连一个人的婚姻这种事，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两个人自己的“私事”，而是家族之间的“公事”。当然，这是有点夸张的说法。

关于一个族群之内，又是传统农业的熟人社区生活中的私事与公事的划分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但这里我不能再谈论下去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也包括事缘这样纠缠起来的熟人社区中，人们又是怎样获得处在这种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灵活的自由度的。熟人社会并非样样事情都好办，实际上有时候恰恰是因为有熟人、亲戚同胞这一层情面的存在，而使有些事情不那么好办了，特别是涉及“私事”、“私利”的时候更是如此。

遇到有“矛盾”、“紧张”，或是不愿意别人的掺和，不愿得罪人而又非做不可的事的时候，人们往往还要考虑到情面，而不希望表现得完全不顾他人。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使事情既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又顾及到事情的和谐呢？

我发现仪式在这种境遇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江是一个充满了仪式的乡土社会。一年四季，一个人的一生，都由许多仪式连环着，其中有些仪式在熟人社区中起着解决人际关系紧张的问题。人是自私的、自利的，生活中有紧张、有矛盾、有冲突、有竞争，这些是必然的。但熟人圈子中的人在维护自己私益的时候又不想把事情闹得很僵，要留有后路。都是因为相互之间是熟人而且是不可回避的熟人。生活在同一个乡土区域的人今后总还会再打各种交道。因此解决矛盾需要智慧。

我在西江苗寨走访的时候，发现有些人家的门楣上挂着一样东西。问主人家挂上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他告诉我说这是用来打口舌的。西江这个熟人社区人们之间的评论、约束和控制，一部分来自闲话。闲话有很大的力量，有时闲话使人讨厌。对闲话的规避和拒斥，产生出一种巫术，“打口舌”。为了避免同寨人的闲言碎语，人们便请巫师作法。原来，挂在门上的这种东西是一个驱逐仪式的标记。如果哪家人感到被别人不怀好意地谈论，为了中止这些闲话，就会请巫师来家里做这样一个法事。用一些竹子、鸡毛、五倍子和野花椒的根、鸡猫狗蕨类植物的根须等捆成一捆。念过咒，施过法之后，悬挂在门楣上，就算是避免口舌的纠缠，驱逐闲言碎语了。这当然是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仪式。从效果上看，这个巫仪肯定是起作用的。即它达到了主人家做它的目的。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来消除话语的困扰呢？我想这同熟人社区是有关的。同一村寨的人大家都是同胞、熟人，然而生活中难免也会有语言上的纠葛，被不善的话语困扰的人家碍于大家都是熟人乡亲，不便直接的冲撞，但又想消弭这些口舌是非，于是便用这个仪式，象征性地对那些口舌是非进行回击。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是因为在一个相信巫魅的文化圈中的人对巫术仪式是有敬畏心的。当闲言者看到对方的这种反应时，知道自己的恶言已经使对方不安了，而且对方已经有了回敬的表示。并且关键的是这种表示是通过一种神圣的方式而显示的，但它又没有直接指名道姓反击，而是维护了熟人的情面，避免了撕破脸面的恶语相向。在此情况下，口舌的发出者多半会自觉地收敛，一场口舌的风波也由此熄灭。仪式解决了问题，也挽留了面子。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仪式可以化解人们在面对面的争夺中可能的尴尬。

马郎场上的一些小伙子和一些姑娘聚在一起，大家在用歌声相互传情达意，这是一个很仪式化的情景。这种仪式的氛围有效地消解着熟人之间在利己的竞争中可能产生的不愉快。谈情说爱，追逐异性，应该是最合人性的、排他的活动，情敌的产生是常有的事。在西江玩马郎是一种公开的、群体性的情感交往。可以说都是在熟人圈子中。几个一同去马郎场的小伙子或几个一同来的姑娘，同时喜欢对方当中的某一位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出众者的魅力所致。但是在这种仪式化的情景中，每个人都可以极其自然大方地向对方表达爱慕之心，而不必顾忌自己身边的追慕者。这种坦然有一个前提，即你、我、他，我们大家都喜欢那一个人，但我们都有权利公开表白而不必互伤和气，因为我们是同胞、兄弟、姊妹、亲戚、熟人。在此场合中很少有尴尬，冲突、仇视、妒恨。当然“情敌”的概念在心里面可能是会有的，但不至于导致大家为此撕破脸皮。我想这种和谐便是由仪式带来的。仪式提供了每个人可以在此充分表达自我的合法性。尽管这种表达是排他的、自私的、争夺的。在这里玩马郎的仪式有几个功能：一是为求爱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二是保护了每个人在此合法竞争的神圣权利；三是化解熟人之争的尴尬。一句话，仪式可以使人体面地“得罪”熟人。

说西江是仪式的海洋是因为在这种熟人社区中，有很多仪式是起到润滑人际关系的作用的。由熟人构成的社群虽然有凝聚力，但也仍然难免充满矛盾冲突。人们之所以觉得这种熟人的乡土社区有很深厚的人情味，就是因为人们发明了诸多解决冲突矛盾的办法。巧妙的是这些办法是完全文化化了的。民间俗谚有“人情大于王法”，是说在一个充满亲情、熟人的社会中，人们意识到“熟人”是一种很宝贵的资源，是不可以轻易破坏的，要想方设法去维护它。这种礼俗和文化甚至可以高于“王法”。熟人社区中创化于民间的一些仪式便是很聪明的既维护个人又维护群体的民间智慧结晶。

如果人们再问道，为什么仪式会产生出这些作用呢？那就是涉及文化的更深入的问题了。仪式学可能会说：首先仪式具有某种神圣性。仪式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结构中出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仪式有反结构和再结构日常生活意义的功能；仪式是人类心灵秩序的象征结构；仪式提供大家共享的意义形式；它的中介性的力量超然于个人而又降临于人，等等等等。

我想说的是，其实仪式的功能是很复杂的，一个仪式很少有单一的功能，比如说玩马郎。礼仪的产生有很深厚的人心和社会文化的根源，不可等闲视之。存在于社会中的任何一种仪式肯定会有它的文化的合法性。如果要尊重一个文化的话，那么我觉得首先要尊重这个文化中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