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江过苗年

十月间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在西江也正是稻谷完全成熟的时候。人们趁着这段时间中连续晴好的天气，抓紧收割谷子。收割和打谷子是很重很累的活儿，这是真正的农忙。但收获是喜悦的，人们的心情高兴，干劲也就充足。转眼之间几天的工夫，那满山遍野金灿灿的稻子就收回家来了，田野中只剩下一堆堆的谷垛。谷子收回家来也就到了一年一度的苗年了。又是一个大好的天气，一早太阳就明晃晃地出来了。我按捺不住想出门去远游的心情，决定去一趟开觉寨。叔妈见太阳这样大，对我说：“天气热恼火，太阳太大，你莫出去！”叔妈怕我受不了这种天气太阳的烤晒。我说：“不怕，我喜欢出太阳的天。”执意还是要走。

开觉寨是西江镇下属的一个中心，有自己的鼓，自己的鼓藏头，自己的鼓藏节。在苗疆一个鼓代表一支独立的氏族，是一个较大的原始性质的社会组织单位。开觉寨过苗年的时间也同西江大寨错开，要早十三天过。西江大寨过苗年是三次：开年、大年和小年。开觉只过两次，大年和小年。我去开觉是想去看看那里是怎样过苗年的。

从公路走，西江到开觉有8公里的路程，如果从东引寨羊排寨后面翻山过去走小路就要近一半。我不熟悉山路，所以选择了走大路。走上大路就感觉到路面辐射出的热量。天蓝得像大海，一丝云也没有，太阳光毒辣人。走路虽然辛苦，但沿途的风光却使人心旷神怡。中途要经过干荣、中寨等几个较小的苗寨。它们掩隐在青山当中，恬淡而安详，有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味道。快到开觉的时候，路上碰见的行人多了起来。人们肩上都挑着东西，一包糯米饭、一只鸡、一坛酒什么的，显然是去开觉过苗年走亲戚的。

我在开觉一个熟人也没有，好在前几天在西江镇政府遇到镇干部李炳权，他对我说“过两天开觉要过苗年，你和我一起去玩嘛”。李炳权家就在开觉，我决定直接去他家。进了寨子打听他家住处，正好问到他的哥哥。炳权的哥哥是开觉的小学教师，他说他认识我，在西江过教师节时看到我在主席台上，听过我的发言。接着还把我发言的最后一句话背了出来：“我希望今后走到各村各寨时能够得到各位老师们的接待和指导。”一下子我们好像就成了熟人。他关上自己开的一个小卖铺要带我去找炳权。在他带领下我们很快到了他父母家，炳权回来都住在这里。炳权没有在家，老母亲说几位房族兄弟请他喝酒去了。我们才坐定下来，就有人来请我去吃饭，说炳权也在那里。我不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来到的消息是怎样传递到那边的。

在炳权堂哥新盖的房子中我见到了炳权。他见我真的来了感到十分高兴，拉着我的手叫我坐下一道参加他们兄弟家的酒会。我把带的糖果分给大家。喝了酒炳权才带我到他家，给我安排住处，说：“明天才是正式过苗年，今晚你就住在这里。”主人这般诚恳和热情我只有遵命。何况我也想留下来看看开觉过苗年祭桥祭祖的情况。

由于小儿子炳权的回家，加上我这个客人的到来，炳权70多岁的老母亲异常高兴，连忙蒸了一甑糯米饭要打粑粑。按苗人的习惯，过苗年家家都要打糯米粑，用于祭祖、自食和赠送客人。如果炳权不回来过苗年，老人这次就不想打耙粑了，因为没有劳动力打，炳权的父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开觉寨的哥哥已自己成了家。炳权和大哥却在外工作，家中缺乏劳动力。打粑粑是很累人的，但因我们来了，老人一高兴忍不住就要打了。糯米饭蒸好后，老妈妈也把打粑粑用的大木槽洗干净了。我和炳权的堂弟轮换着打了一槽粑粑，累得我气喘吁吁。

当晚的夜饭相当于汉族春节的除夕夜年饭。但苗家一般并不重视这顿晚饭，捉鱼、杀鸡是第二天才弄，所以只有苗年的这一天是隆重的。祭桥、祭祖、吃团圆饭也是在这一天举行。家中来了我这位客人，晚饭时炳权的哥哥和几位堂兄弟也来了。煮了一大锅肉，一盘炸花生米，一大盘炒肚条，即是一餐丰盛的年夜饭。自然少不了要喝酒。吃完年夜饭，炳权把我一人留在家中，要我早些休息，自己却跑出去玩，几乎一夜未归。我知道他肯定出去串寨找姑娘“玩马郎”去了，苗寨的年轻人的夜生活就是“玩马郎”。逢年过节，更是大好时机，大家都不会轻易放过。因为逢年过节外寨来玩的亲戚朋友多，正好是姑娘小伙子们见面的机会。

开觉这一晚我睡得很香甜，早上醒得很早。虽然是一大早，寨子里面已疏疏落落地响起了鞭炮声。太阳又明晃晃地爬出了山头，正式的苗年开始了。我洗完脸，看到炳权和他的哥哥捉着一只大红公鸡，提着一篮香蜡纸烛，一瓶酒，正准备出门去祭桥。我抓起照相机也跟了出去。

祭桥也叫敬桥。西江地区的苗人逢大的节日，比如苗年、吃新节、鼓藏节，每家每户都要祭桥，并且时间都在这一天，尽量地赶早。有些人家甚至在天不亮时就打着手电去了。

我见到的祭桥仪式是这样的：在田埂边、沟坎处、小河边、小路旁作祭仪。所谓桥，其实只是一个通道，架在沟坎上、小溪上的一块石板、一截木头，便算是桥。有的地方甚至连铺在沟坎上的石头都没有了，但人家知道那里原来是有的，也算一个桥。祭桥时祭祀人先燃放一串鞭炮，点上香、烛、纸。现场杀一只公鸡或鸭子，把血滴在桥上和钱纸上，拔下一小撮鸡毛粘在钱纸上。然后向桥上及四周泼一些酒水，供上带来的鱼、糯米饭、鸡蛋，祭祀者做这些事时口中默默念辞祈祷。少顷，收拾好东西，把杀好的鸡，带的鱼、糯米饭、酒等带回家。祭桥仪式即算完毕。

为什么要祭桥呢？这除了对祖先的崇拜之外，恐怕也有对自己所属的土地领域的一种强调性的暗示和崇拜。西江的苗人，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桥，据说这些桥是当年老祖公搭建的。西江是典型的山地，田土多是梯田，沟沟坎坎甚多。为了行路的方便必然要搭建一些小桥。哪怕是垫一块石头、支一根木头、架一块石板也会便于行走一些。同时这些沟坎也自然形成一些土地分割的界线。在垦田私食的时代，每家的祖先会在自己领属的土地域限处建起一些桥，除了方便走路之外，也有标识的作用，表明过了这个界线便是自己的田土范围。经过岁月的变迁，土地也被多次重新分配。当年各家各户通往自己田土的这些小桥的边界和领属的标识意义已经不存在了，但对祖先的功德的记忆还在。小桥多半也还在，因此，祭桥实际上是紧接在家中祭祖的一个前奏，或者说是祭祖的一个部分。敬桥有感谢从前老祖公开垦土地养育家业的意思，也有接引老祖公回家过节的意思，但对自己原来私属土地领域的强调性暗示和谢拜的含义却早已荡然无存了，而比较突出的是接引的含义。为什么人们要在一大清早就去祭桥？这乃是出于敬畏之心，生怕老祖宗回归的路上认不得自己的路了。或是太冷清，子孙没有欢迎接引而不高兴。祭祖是祭告祖灵。灵魂为阴物，喜欢在黑夜或凌晨阳气未充满之时活动。那些天还未亮或天麻麻亮就去祭桥的，实际更符合古意。桥又有沟通的含义，因此它又有阴阳两界之中介的象征意义。从西江苗人如此重视祭桥这个仪式，可以感知到西江苗人相信人鬼可以沟通，阴阳可以往来，以及祖灵崇拜的意识是很深厚的。我看到人们在经过别人家刚刚祭过的桥时，都会自觉地绕开一下，尽量不去踩踏到桥上的血迹和钱纸，即便是身上挑着重担的人亦是如此。可见他们对于祭桥的敬畏。不过，近些年来，情况稍微有了一点变化。家中的年轻人去祭桥时已经不在意敬桥的时间，太阳出来老高才出门去祭桥的大有人在。

祭桥回来之后要在家中接着进行祭祖，在堂屋的祖先牌位前请祖灵血食。然后等鸡肉鱼肉煮熟后还要再次供奉。祭祖的供品中除了鸡肉、糯米饭、酒水、菜肴等，不能缺少的是鱼，哪怕是两小尾鱼也行。苗族祭祖必须有鱼，这应该是同他们原始的图腾意识有关的。主人在牌位前插上香火之前，在自家的门口也要插上三炷或六炷点燃的香。这大概也是含有迎请的意思。供完祖宗，这些供祭的食物便归活人享用了。因此，苗年这一天烹宰鸡鸭鱼肉真正受用的还是活人。

之后，苗年早上的这一顿饭是真正的年饭也是一年之中一个家庭中最丰盛的一顿家宴。这是一顿团圆饭，大的家庭几代人都到齐了，满满的坐了一屋。

在开觉过完苗年回到西江十三天之后，我又过了一回苗年。这次是在西江我的主人家过的。西江过苗年分做三次来过：头年、大年和尾年。其中大年最为隆重热闹，时间是农历十月下旬的卯日至十一月中旬；每隔十三天一次。从时段上看，把整个苗年的日子拉得这样长，但具体的每个年中又过得很短，仅仅一天，这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整个黔东南地区包括西江在内，苗人过苗年在时间上并不是统一的。不像汉人的春节全国统一在正月初一。在苗疆不同区域的苗人自己规定苗年的时间，相互之间有意错开，并且将苗年的期限拖延至一个月之久（以头年、大年、尾年为计）。我想恐怕有这样的意义：苗年期间正好是一年农闲之际，秋收之后的人们有条件，也有时间和心情放松娱乐一番。在一定的地域之内不同地点的村寨，往往是以较大的村寨为中心的寨子，相互之间多半是通婚的区域，亲戚朋友熟人较多。人们把苗年错开来过，有利于相互之间的走动联络。因此这种大范围小区域之内错开时间过苗年实际上有着促进各村落氏族之间互动往来的功能。苗年中的跳芦笙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激活和加强不同地域集团之间的联姻关系。当然，节日期间人群走动也起到经济物质资源调剂使用的作用。走亲戚送礼物，就是如此的。这一点我将在另外的地方再作描述。

在西江过苗年的前一天我到街上给董叔、大伯、三叔三家买了一些水果糖、鞭炮，还专门买了一只四斤重的大鸭子给我的主人家，以示贺年。叔妈早已蒸好了糯米饭，董叔开始打粑粑。我在旁边照相，也帮着打几下。我不会打，弄得一些粑粑从槽中飞了出来。我正表示不妥时，董叔笑呵呵地说：“没关系嘛！那是老祖公来抢吃去。他老人家等不及啦！”董叔的幽默使我顿感释然，也觉得这种想法很有文化趣味。

苗年这天的早饭是非常隆重的。一大早全家人就开始忙起来。天蒙蒙亮董叔就出门去祭桥了。我起床时，叔妈已经在煮鸡了。厨房的大铁锅沸腾的汤中翻滚着两只鸡，灶孔被燃烧的柴映得通红。小董在春辣椒，董叔在杀鸭子。我插不上手，便出门去转转，在东引寨看到家家户户都在杀鸡煮鱼忙着做年饭。

年饭终于搞好了，祭过家祖之后，大伯、三叔两家也来了。大人小孩一共有十多个，吃饭前小董燃放了一大串鞭炮。一帮小孩被分到另一桌吃，大人们围着炭火坐在一起。我被告知今天的年饭要一家一家地转起吃，叫做吃转转饭。我在心理上作好了一点准备，酒饭尽量少吃一点。果然，这里刚才吃完不久，三叔家那边就来请去了。接着又是大伯家。差不多是同样的菜肴，同样的米酒。大伯家这里还没有放下筷子，隔壁邻居又来请了。这种吃法尽管我预先已有准备，还是招架不住。每家都有热情的祝酒，我已经不知道到底喝了多少杯，反正是天旋地转了。我想再不逃跑今天必定要出大洋相，便趁着混乱，逃回了我的房间。躺在床上听到他们还在划拳吃酒，我则昏昏然睡去了。

下午羊排寨的唐飞先生带来了两位北京客人，一男一女，是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他们想来采访叔妈。正好邻居宋大哥家来请去吃饭，大家又转到了他家。一阵忙乱中又是介绍又是请坐。大伯已经是醉人一个，不停地向身边的北京客人说话，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你们从北京来，辛苦啦！不容易！到我们苗家过年，我们是非常欢迎！”大伯只顾说话，别人也不断地插话打断。此情此景我发现几乎所有在场的男人都有了醉意。只有伯妈、叔妈、宋大嫂，一句话只有女人们是清醒的。伯妈和叔妈还唱起了酒歌来向北京客人敬酒。两位北京客人显然招架不住众人如此热烈的劝酒，放弃了采访匆匆地落荒而逃了。我也乘机再次溜之大吉。回到家看到董叔一个人坐在堂屋中，那样子已经是醉得一塌糊涂了。

由于西江去年才过了鼓藏节，按惯例，吃鼓藏之后三年内不准吹芦笙，所以今年西江的苗年没有吹芦笙的活动，也就少了公共性的庆典气氛。晚上特意下到寨子到街上去看了一圈，冷冷清清的，没有过节的景象，热闹的场合都以家庭为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