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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原因
所属图书：《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出版日期：2017-08-01文章字数：字

四、出卖原因

明清时期买卖文书对于出卖原因的书写，程式化的现象极为严重，甚至千篇一律。“缺银使用”“要银用度”“缺少钱用”“缺少费用”等成为最为常见的格式套语。但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种“缺用”的产生？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显然在大的“缺用”背景下，还有更为具体的原因。兹据文书交代的内容，作进一步申论，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缺少粮食。黔东南地区，山多地少，粮食匮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难题之一，常有借粮的情况发生 [1] ，而失去丈夫的孤儿寡母，“缺少口粮”成为她们出卖田土、山林财产主要理由。梳理这185份女性参与买卖的文书，除了“缺少钱用”的表述之外，最多的就是“缺少粮食”，共计38份，约占总数的20.5%。时间跨度从乾隆年间到光绪年间，其中乾隆年间1份，嘉庆年间2份，道光年间14份，咸丰年间3份，同治年间6份，光绪年间12份，尤以道光、光绪年间最多。

第二，亲人亡故，缺少葬费。其中以“亲夫亡故”最多，计有7份，例如《道光十一年三月范氏连英山林断卖契》：“立断卖山场杉木约人范氏连英，为因夫亡，所费用之银两，无处得出。” [2] 母亲、婶母、叔母、儿子亡故缺少丧葬费者各1份 [3] 。另外，还有1份《咸丰十一年八月刘晏氏与堂侄刘老万等卖地基契》这样写道：“立卖地基约人刘晏氏、堂侄老万、老丙，为因小叔至秀被乱亡故在外，今欲携回安葬，缺少费用。” [4]

第三，出典而无钱赎回。一般而言，多是女性丈夫在世之时出典，在其丈夫亡故后，因为无力回赎，就只有出卖与典承人。例如《道光十五年四月姜氏香矫、开怡母子卖田契》：“立断卖田契人六房姜氏香矫、子开怡，为因先年父亲光齐亲手将祖父得买姜岳保之田，分名下地名党庙里垅田一丘，典当与姜映辉、朱卓廷二家。奈光齐已故，母子无银赎回，情愿请中将已典当与映辉之田，仍断卖与姜映辉公名下承买为业。” [5] 当然，当承典人无意承买时，也可以卖给另外的买主。例如《乾隆五十七三月吴门杨氏等断卖田约》：“立断卖田约人乌山寨吴门杨氏同男寅乔同侄学玉，为因先年将土名对门溪边田一丘谷六石，典与吴学仲。今夫死不能赎取，今凭中将此田出断卖与王忠贤名下买为业。” [6] 另外，还有一份典而欠租的契约，原因写得较为详细，兹引如下：

蒋文连母子出卖田产的原因经过大体如下：蒋运隆在道光二年将田典给姜吉兆等人，然后又从姜姓处将田土租回来耕种，但连年欠租未交，姜姓欲要告官，姜姓母子自知理亏，于是请中调解，并出卖这些田产给原典主。

第四，还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女性买卖文书中提及欠账而卖田土、山林者，基本是女性丈夫在世时欠下的账，她们出卖土地来还债 [8] 。另外也有典当得钱使用之后，难以归还而出卖财产者。例如《道光十七年二月姜氏晚庙等断卖屋并地基字》：“立断卖屋并地基字人本寨姜氏晚庙、子明诏、媳八妹、弟寅卯、老未、老六、老琨弟兄母子七人，为因父亲先年将屋当与苗光寨姜志远，得银使用，至今银主追逼，无处所出，故将屋出断与姜之模名下承买为业，得纹银二十五两。” [9] 还有被追债而卖田产者，例如《咸丰九年二月姜氏福庙断卖田字》：“立断卖田字人本房姜氏福庙，所生二子，名唤丙申、戊申，为国而亡，因龙乔保、姜壹照、姜兆清三人之账，逼要寡母，所要之银，请中把田卖与本房姜显模、显烈兄弟名下，得银八两八钱八分。” [10]

第五，遇到官司或与人争山，所需费用较多，只能当借或变卖财产应急。例如《道光十七年四月姜江氏同继子姜占魁借当契》：“立借当字人姜江氏同继子姜占魁，为因有事在司，缺少银用无出，自愿请中将到坐落土名眼翁田大二丘，约谷十三担，今将凭中出当与龙里司寨罗天才名下，实借过本银三十两整。” [11]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姜氏男相等人，“为因龙文明争山，缺少银用”，而出卖山场杉木股份获取钱财来应对。 [12]

第六，染病在身无钱使用。孤儿寡母，一旦遇到生病，便只能变卖财产来救急，例如《道光三年六月姜氏宜整、姜领香母女山林卖契》：“立断卖山场杉木契人母姜氏宜整、女儿姜领香。今因母亲染病在身，无银用度。” [13]

第七，一业卖二主产生的纠纷。例如《光绪六年姜氏断卖山场并土字》：“立断卖山场并土字人本寨姜氏卧莫，为因先年夫姜世学，因卖山一业二主，二比争论，姜氏无处所补”，于是“凭中将山场一块出卖与姜献瑞名下，得银三两一钱亲补” [14] 。

除此之外，因“年荒”导致家庭陷入窘境而出卖田产者有之 [15] ，为因“喜事”而“卖兹母养膳之业” [16] 者亦有之，还有因为“抚养父母” [17] 而出卖田产者。

综上所归纳的卖契原因，基本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粮食问题，被特别地写进文书里，体现了黔东南地区粮食匮乏的特点。而女性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她们不仅有“夫债妻还”的责任，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她们甚至逐渐承担男性的角色，变卖家庭的田产与山林。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与徽州地区相比较，黔东南地区女性买卖文书里最大的特点是，在述说出卖原因时，未涉及“户役”“里役”“税粮”等问题，而徽州地区在丈夫去世或外出的情况下，女性是需要承应户役的。 [18] 另外，两地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因此而呈现出来，“专就徽州妇女而言，丈夫外出经商，经年不归，也在客观上为女性参与土地交易提供了条件。” [19] 但在黔东南地区，恰好相反，在木材贸易构筑的新的经济结构中，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参与种杉活动，苗族男性外出较少，大多是守着青山，与女性一起劳作。这不仅提供了相互信任的基础与女性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而且家庭一旦失去丈夫，妇女的这种能力就立即展现出来。又因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女性所表现的这种能力自然能获得社会的认同。

[1] 例如《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姜相为山林卖契》就是因为借了谷子，无力归还而卖山林的。参见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2卷，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2002年版，契约编号：B-0131。

[2] 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2卷，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2002年版，契约编号：A-0168。

[3] 分别参见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第460、228页；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1卷，契约编号：A-0247；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3辑第1册第103页。

[4]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第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5] 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7页。

[6]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3辑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

[7]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8] 参见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册第44页；第1辑第3册第81页；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2卷，契约编号：B-0150。

[9]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10]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11] 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12]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0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13] 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2卷，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2002年版，契约编号：B-0074。

[14]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页。

[15]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16] 陈金全、梁聪：《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启贵家藏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17] 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18] 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19] 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