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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入谱及其内容书写
所属图书：《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出版日期：2017-08-01文章字数：字

一、女性入谱及其内容书写

在内地汉族的族谱里，“对于嫁进族内的妇女（妻、妾）、嫁出去的族女，根据她们的婚姻状况，特别是节操表现，在上谱与否及书写方法上有着相当严格的讲究，总的是注重贞节和有无子女。” [1] 具体的准则为三条：“基本上是以女性的贞节为准则，失节者削，节烈者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传宗接代思想，看妇女有出无出，有出妾亦书，无出则再嫁妇、妾不予书；第三条是等级观念，婚姻失类，无论男女，概不宽容。” [2] 对妻在谱中如何书写，“正常的写法，是出现在世系图表中丈夫的名下，注明她的姓氏、子女、卒年，或者还有娘家的地名；而尊重妻的敌（嫡）体地位的家谱，则将妻提行另写，即妻与夫在家谱的记录上是平头的 [3] ”。至于“妻的书写内容，一般少于夫，如不记载名字、生年和行次，理由是妇人从夫，有姓氏即可，无须有名” [4] 。而“如若妻出现改嫁的情况，写法就大不相同了。有的在她的传记处，仅写一个‘氏’字，‘氏’的前回空一格，表示应该写她娘家的姓而故意不写；有的不写她的卒年、安葬地点和葬向；有的没有儿子就不写，最严重是完全不写” [5] 。冯先生的概述，基本勾勒出了女性何以能入谱及其入谱后的书写内容。

那么，清代苗族社会里，其族谱的编修，女性又是如何入谱的呢？无可否认的是，苗族大多数族谱从形制和内容上来看，与内地汉族族谱无异 [6] ，都是采用了“欧体”或“苏体”或二者混合体。因此，女性入谱的方式，亦与前述冯先生所论极为接近。当然，若细细校读，亦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对于女性入谱的规定，并无内地汉族那么严格，只要是嫁进了宗族的妇女，一般都能入谱。于此，天柱道光《蒋氏族谱》的凡例中有详细的说明，兹录于下：

这一规定要而言之有三：一是是否有子并不成为入谱的唯一标准，因为这里明确“卒则无论子之有无、与年之老幼，皆书”；二是对于知道名字的妇女，要写全名，以至有所分别；三是改嫁者有子无子，都要书写，而非改嫁之后，完全不书。当然，亦见妇女被出和改嫁之后，不书者，例如《袁氏族谱》就规定：“凡妻被出与改适者，不书，义已绝夫也。其有子者，则书于子下曰某氏，以天下无无母之子也。” [8]

其次，在实际的书写中，无论是传记还是世系，妇女的内容并不比男性少，而且妻子（妾）与丈夫是平栏书写。兹以天柱《彭氏族谱》第八世中的彭常义为例说明：

由此可知，记载妇女的内容事项，基本与男性相同，即名字、生卒年、享寿、死后葬地等。惟不同者，男性注明了为谁人子嗣，而妇女则注明了有无子嗣。这样的族谱书写方式，是黔东南地区族谱的一般形态。当然，亦有更为简略者，即男性仅存名字，女性仅存姓氏的瓜藤谱。 [10]

再次，对族女的记载。内地汉族族谱，根本上是以道德为标准，即贞节与否，贞烈者必书。 [11] 黔东南地区的族谱，对族女的书写，一般也以此为标准。但在编修族谱的“凡例”中，未对此有说明者，仅是在一些贞节传、节义传中载了相关内容，而且还会载姻亲所写传记。例如《李氏族谱》就在《节义传》收有吴亲贤为其族姐吴妙智撰写的长文（其余20个族妇的内容加起来都未有她一个人的内容多——笔者注）：

这显然是一篇夸大其词的传记，诸如“创守兼能，女中尧舜”一类的用词，即能完全体现了其夸大的一面。然吴妙智之所以得到这样的赞扬，主要还是其贞节及其培养两个儿子的功劳。

其四，节孝得到大力宣扬，并非单独强调贞节，对于孝顺者，在谱中亦得到赞美。例如《龙氏迪光录》曰：“吾支数百年来，不少节孝未经旌表，沦没良多，录其实行，亦所以发潜德之幽光也。” [13] 又如《郑氏族谱》规定：

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黔东南地处偏远，很难受到朝廷的旌表，于是人们以入谱的方式对这些妇女进行宗族表彰；二是人们认为，即便朝廷有旌表制度，但毕竟数量有限，因此人们选择利用族谱对这些寒门节妇进行表彰。例如一篇《节义传》就这样写道：

实际生活中，人们虽然极为重视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但对于妇女出于贫困的改嫁行为，并未一概否认，“有节者”尚可“附载语”。而国家诰封之所以对贞节进行表彰，是有“端教化、雅风俗”的目的。然而，“公举该详，累多浮费”，对于寒门节妇并不适合，于是宗族公评，对“果能青春守志、白首完贞，抑或毁容、截发、殉义、捐躯”者，“登之于谱，并请附名县志”，这不能说不是在旌表制度缺憾下的一种补充。

最后，对贤能妇女的书写逐渐加强。不仅贞节的妇女得以入族谱的传记，而且亦把相夫教子中具有“才干”的妇女写进传记中。有些族谱还为妇女列有《贤能贞节传》或《贤淑传》，当中的传记内容，对妇女的劳动能力、社会事务处理能力均有描述。接下来便是对贞节与贤能这两种传记的内容进行分析。

[1]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2]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3]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4]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5]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6] 按，目前所见，仅锦屏县亮寨的龙氏曾于道光和同治年间两次修的族谱，不仅有族谱的特征，亦有地方志的特征，可以说是族谱与地方志的结合体，名为《龙氏迪光录》，何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亮寨龙氏在明清时期为亮寨长官司正长官，其辖地多为龙氏居住，其族谱亦把亮寨一地的人情风俗、徭役赋税等项目一并写入，形成了一种较为特殊的族谱。

[7] 天柱《蒋氏族谱》卷首“凡例”，清道光二年刊本，第9页；类似的规定又见天柱《龙氏族谱》卷首《族规》，民国三十年刊本，第47页。

[8] 天柱《袁氏族谱》卷一“凡例”，民国六年刻本，第24页。

[9] 天柱《彭氏族谱》卷一“贞节传”，清光绪八年修，民国二十五年重刊本，第47～48页。

[10] 参见凯里《清平孙氏族谱》，清光绪十九年刊本。

[11]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12] 天柱《李氏族谱》卷一“节义传”，民国三十七年复刊本，第3页。

[13] 锦屏《龙氏家乘》卷二“人杰第四·节孝”，清道光二十三年刊本，第22页。

[14] 天柱《郑氏族谱》卷一“凡例”，清嘉庆十九年修，道光年间重刊本，第1页。

[15] 天柱《李氏族谱》卷一“节义传”，清光绪八年刻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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