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人”到“土家族”
《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的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洪亮吉认为，此书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公元前316年，秦遣张仪、司马错率军南下，擒杀蜀王及太子，一举灭掉蜀国，继而挥师东去，一口吞掉了毫无戒备的巴国。结果巴王被俘，部族四散，强盛的巴国一夜之间不复存在。随着岁月的流逝，作为族名的“巴”也日渐被人淡忘，只有巴人熬制的盐——巴盐，像刀刻一样永远铭记于人们心间。
早在巴国强盛的时期，乌江流域就活跃着许多巴人部落。其中一支沿乌江的支流郁江而下抵达郁山（今属重庆市彭水），开发郁山盐泉，占据这一重要资源。之后，他们一直溯乌江、辰水而进入了广袤的武陵山区，其后裔融入当地土著，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土家族，他们在这里开垦荒地，重建家园，仍然保留着巴族部落的传统习俗，以白虎为图腾，崇巫尚武、喜歌舞、好鬼神。然而，广阔的武陵山区和整个贵州以及渝东南是一个不产盐的地域，曾经拥有盐泉并制盐、运盐的民族，却成了无盐者，这生活淡而无味，咋过？于是，他们的目光盯住了千里乌江，盯住了后来叫贵州的这块土地。
《华阳国志》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巴国疆域时指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据考证，鱼复即今重庆市奉节，僰道即今四川省宜宾，汉中即今陕西汉中，涪即涪陵水，乌江下游重庆市部分，黔即贵州黔东北部分地区。这里所说的黔、涪就是巴子国被楚国的庄蹻略占以前的“巴黔中”地区，其区域包括今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数县和贵州的沿河、德江、务川、印江、思南等地。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中也指出：“‘黔’指原属楚国，后属秦国的黔中郡，辖今湖南西北部及湖北、重庆市、贵州的邻近地区。”又曰：“南极贵州思南一带。”所谓“思南一带”应包括今思南及邻近的印江、德江、务川、沿河等地在内。
蛮王洞
据《汉书·西南夷传》载，楚威王遣其苗裔庄蹻“略巴黔中”，颜师古注称：“黔中，即今贵州是其地，本巴人也。”此“巴黔中”，即指黔中。因原属巴国所辖，后被楚所略占，故称“巴黔中”。颜师古为唐人，黔州系唐朝所置，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黔州辖有务川、思王、思邛三县，其地域就是今天的黔东北等地。“本巴人也”系指这片地域的居民本为“巴人”。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乌江西岸有个蛮王洞，关于它的传说就更逼近历史的真实。与酉阳龚滩隔江相望的蛮王洞，传说很久以前有个巴人首领和他的部下逃亡到此。他们最初居住在洞中，与当地人常发生摩擦，但最终结为友邻，和睦相处。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那神秘的巴人墓群——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小田溪，乌江西岸台地。20世纪后期与21世纪初期的几次考古发掘，惊醒了那些巴人祖先沉睡的灵魂，部分揭开了巴人之谜。它印证了《华阳国志·巴志》“其先王陵多在枳”的记载。古称为“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乌江出口的重庆市涪陵。出土的随葬品有巴式编钟、虎钮
西周铜鼎
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甫有一句诗：“水散巴渝下五溪”，它很好地传达出巴国灭亡后，有关巴人的归属和土家族族源的丰富历史信息。之后的《十道四蕃志》也云：“楚子灭巴（指巴国都枳），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辰溪即辰水，辰水上游在贵州的部分称锦江，又分为铜仁大、小两江，大江上游在江口县城又为两江汇合，故江口县城又称双江镇。此三条支流均发源于武陵山主峰——梵净山。因此，五溪中的辰溪包括今铜仁市的碧江区和江口县及松桃苗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碧江、江口、松桃也居住有巴人的后裔。
《十道四蕃志》
唐代武周时梁载言所撰，共计十六卷，为后世研究唐代地貌和疆域等提供了宝贵的重要史料，是唐代全国地理总志。书中先述其地理方位、四至八到，各道州数并府州名；然后按州分述古为何郡，唐代为何县。该书主要记述唐代地理位置、王化所辖州府和各种物产等地理资料，所载名胜古迹和各民族风俗习惯也十分丰富。
“巴”字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中，完整的称谓为“巴方”。这已显示出它的地域和社会特征。根据“巴”字的字形、读音，不少学者曾将它解释为“蛇”、“鱼”等。甲骨文中，“巴方”的字样反复出现，记录下了商王武丁讨伐“巴”多次受挫的情况。
“巴”的古体字形
无独有偶，在西周铜鼎上，虎的形象也活现其上。在其中一段周朝青铜工匠铸就的铭文中，详细记载了周成王派师南征“虎方”的情况，铭文同样反映出战争的凶险。一些专家通过多方考证，认为“虎方”就是“巴方”，周初时期盘踞在鄂西，中心就是今天的清江流域。
关于巴族的起源，当数《山海经》记载为最早。据《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时始为巴。”贵州土家族现在分布的地方，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巴人在这块地域活动了，被称之为“巴方”。
什么时候有了“土家族”这个称谓，历史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地域，称谓都不同。“土家”这个明确的称谓，是在明清“改土归流”后，汉人大量迁入时才出现的。
春秋战国时期，以国命人，时称“巴人”。秦汉时期以其地域称族，将巴蜀之民统称为“南蛮”，其中就包括巴人。三国时，史书将五溪地区的居民统称为“五溪蛮”，其中就包括土家族先民。到晋朝时，以《华阳国志》为代表，对巴人的先民有了记述，其中为廪君后裔的有“賨”、“夷篮”、“白虎复夷”、“板楣蛮”、“弼头虎子”等。其后的《宋书》却把巴人后裔纳入了“盘瓠之后”。在《南齐书》中，又出现有“武溪酉阳蛮田思飘寇抄”，“湘川蛮陈双，李答……”等记载，将这一带的土家族先民称为“武陵酉溪蛮”、“湘川蛮”等。《周书》中，沿用了《南齐书》的称谓，称为“酉溪蛮”。《北史》对土家族先民的记载较为具体。载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称王侯。屯据山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该传还列有田乌渡、田弘等首领人物的活动。《隋书》则载称“有猿、萤、蛮、赉，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将其总归于“南蛮”类。唐宋时期，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较细，诸如“夔州蛮”、“彭水蛮”、“辰州蛮”等。《太平寰宇记》中，思州条下的风俗部分载：“蛮僚杂居，言语各异。”思州辖的思邛县条下又载：“唐开元四年（716年），招集生夷僚以置。”这里把当时思州境内的居民都归为“蛮僚”，而且有着各自不同的语言。到宋代，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有所变化，《宋史》里将田祐恭所领军队称“土丁”，出现了“土”字。以后的《续资治通鉴》称田祐恭为“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又有明嘉靖年间《思南府志》载：“大观元年（1107年），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对以贵州土家族为代表的思州田氏政权称为“思州夷”，称田祐恭为蕃部长，把田祐恭归于“夷”类。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即本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
土家族姑娘
进入明代，史书方志对贵州境内的土家族先民的记载就更多、较详。《明实录》中称思州、思南等地的人为“土人”，明代《寰宇通志》思南府条中也称“土人”。明弘治年间《贵州图经新志》思南府条下载：“居东南者，若印江、朗溪，曰‘南客’，有客语。居西北者，若水德江、蛮夷、沿河、务川者，曰‘土人’，有上（土）语。”以上引文中提到南客和土人。关于土人，上文已叙，南客即指“冉家蛮”。据《炎徼纪闻》载：“今酉溪、乌落（罗）之长多冉氏，一曰‘冉家蛮’，之后曰‘南客子’，其俗散处于沿河祐溪、务川之间。”在沿河自治县内有一个镇名叫客田，印江自治县内有一个乡名叫南客。明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中明确指出：土人即土蛮。明嘉靖年间的《贵州通志》铜仁司条下载有土人，省溪司条下亦载有土人。明郭子章在《黔记》中称：“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自贵阳以东者，苗为伙，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曰仡佬，曰佯，曰土人，曰峒人，曰蛮人，曰冉家蛮，曰杨保，皆黔东夷属也。”在《明史纪事本末》里亦有类似记载。
土家族称谓经历了巴—巴蛮—蛮夷—夷丁—夷土丁—土人—土蛮—土家族（毕兹卡）的演变过程，直到1956年土家族才被国务院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贵州土家族认定则是1985年的事了。如今贵州土家族有140多万人口，他们居住在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思南、江口、碧江、务川、道真、镇远、凤冈、岑巩、石阡、松桃等县（区）。
《炎徼纪闻》
以反映广西民族为主要内容的南方民族史著作，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作者田汝成，系钱塘人，嘉靖年间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
“炎徼”泛称岭南炎热，故名。卷一记载广西田阳土官岑猛等人的事迹。卷二记载广西大藤峡一带少数民族起义及明朝政府镇压和安抚措施。卷三记载田琛等人的事迹。卷四记载壮、苗、瑶、彝等民族的族源、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此外，还记载岭南、西南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是研究广西和岭南民族史的重要史料。现有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和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