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性

一 概说

“真实性”（authenticity）的应用研究甚嚣尘上。人们在各种意义范畴内使用真实性一词，想当然的成分比较大，尤其是旅游研究领域。国外学者做了些工作，帕特里克·吉尔里（Patrick Geary.P）、爱德华·布鲁纳（Edward Bruner）、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等从不同维度提出真实性的内涵或判定标准，但皆囿于旅游客体；至于旅游主体的真实性，埃里科·科恩（1979）的存在型体验、王宁（1999）的存在真实性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研究空缺。总体上，在旅游领域已初步形成客观真实性、建构真实性、后现代真实性与存在真实性的认知格局，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真实性的应用研究起着指导作用。但何谓真实性？鲜有人从本源上深究，这是个不该被忽视的缺漏，它使旅游真实性研究看起来有空穴来风的先天弱症，有损于研究意义的彰显。鉴于此，文章将从哲学溯源，发掘真实性的本原内涵，多少弥补旅游真实性之基础研究缺失的遗憾。

二 知识考古（西方）

authenticity是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与美学的一个术语，在authenticity概念的发展史上，这三门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其中，以存在主义哲学最为显著。

（一）authenticity的哲学意涵

至今流传的、关于authenticity的最早论述或许是苏格拉底（Socrates）的劝诫：“不加检点的生活不值一过。”从字面上看不出苏格拉底对authenticity的强调，但“检点的生活”却隐含了authenticity这一要素。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authenticity是：1.个体在外部压力下忠实于自我个性、精神、品格的程度；2.意识自我（conscious self），在置身物质世界、遭遇、外部势力、压力、影响等处境下，始终安于意识自我，尽管这处境与自我是如此格格不入。对存在主义而言，缺乏真实性意味着奸诈、不诚实、不守信用。

“个体有内在存在感的需要”（needs of one's inner being），换言之是真实性自我的需要，但问题是这种需要的驱动力何在，该问题正是存在主义的最大使命之一。驱动力是发散的、主观的、因文化而异的，这经常导致authenticity难以诉诸语言，甚至要利用inauthenticity来进行对照式描述。因此，虽然authenticity的哲学意涵趋于稳定，但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对authenticity的思辨却各有千秋。萨特（Jean-Paul Sartre）强调绝对自由下的“眩晕”式体验，该体验是真实性的必要构成，因为它与创造性（creativity）有关；行为动力产生自个体，而非外力强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r）则将萨特的观念推向极端，他用极其抽象的术语概括人的生存模式，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流传甚广，在此不赘。克尔凯廓尔（Søren Kierkegaard）的authenticity取决于真实的信仰与坚持自我，要获取真实性，必须面对现实，形成对生存的独立看法；克氏有两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认为中介与教堂是某种干涉力量，阻碍人们寻求真实体验、真实性和上帝；二是认为大众文化消弭个体意义，克氏称之为“夷平”（leveling），若要对抗“夷平”的消极效应，他建议人们投奔宗教，这样即便懒得培养独立看法，至少可以在宗教里寻求真实的信仰。尼采（Nietzsche）的authenticity是克尔凯廓尔的无神论版本，他否认宗教在真实性寻求中的作用，因为真实的寻求，无需美德襄助。尼采认为真实的人是这样的：为辨识善良与邪恶而超越习俗道德的出类拔萃的人。俗世的经验智慧不过是虚弱的存在，若欲找到真实性，必须真正地超越习俗道德，因此一定要足够强大足够有创造力，才能反向或重新评估现有价值观，甚至转化之。尼采与克尔凯廓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共性在于，二者都赋予个人积极塑造信念并甘于贯彻信念的责任。实质上，像海德格尔、克尔凯廓尔、尼采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在解读authenticity时，都走在摒弃建构性社会规范的理性之路上。

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authenticity意涵，亦存在不同看法。雅各布·戈龙贝（Jacob Golomb，1995）指出，存在主义的真实性意涵中并未有一种足以评价所有人的准则。截然不同的真实性定义是由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于1942年提出的，他认为任何行为，哪怕是完全符合社会习俗的行为，只要是产生自个人的理解和意愿，并由个人意愿所驱动，那就是真实的。弗罗姆视authenticity为胆识、灵感所驱动的积极产物，而非与外在期待做对抗的消极产物，他把后者这种萨特式的“绝对自由”描述为“个体性的错觉”（the illusion of individuality），以反对那种源自“真实的生存”（authentic living）的“真正的个体性”（genuine individuality）。

在哲学领域之外也有些另类观点。社会改革家们重视真实性研究，是因为这个概念能提供一种极端的宣告和对社会结构之缺陷的全貌观，因此他们认为authenticity即个体日常生活运营的随心所欲与畅通无阻。作家们倾向于赞同authenticity是通向美好生活本质的东西，值得作为目标追求。但它是一种相当难以企及的状态，原因可能是社会压力导致的不真实生存，或者是个性。作家们有时也把authenticity看作启示性状态，个人能以极端的方式洞察自我、他人，甚至事物；要达到真实性状态，需要自我认识，以改变自我与他人的关系。authenticity自身亦携带一套道德义务，不分种族、性别、阶层而存在。authenticity的意识也适用于乌托邦的理想，它要求其公民的生活与真实性同在，或者说乌托邦就是要求人们冲破物质、经济的樊篱去追求真实性。 ^[1]

由上述，可见authenticity的意涵在哲学领域或其相近领域是相当宽泛而随意的，具体到对人、事、物的真实性裁决，标准的运用就更加复杂。譬如对萨特来说，爵士乐是自由的表征，部分原因大概是它与非裔美国文化有关，且与萨特认为的完全非真实的西方文化相对，但在另一些哲学家看来，爵士乐只是披着真实性外衣的虚假文化。晚年的海德格尔将真实性与无现代技术的生存模式联系在一起，声称技术扭曲了人与自然世界的“真实”关系。20世纪大多数作家认为主流文化模式是非真实的，不仅因为它强加于人，还因为它导引人朝着它的意愿与目的而非真实地行事，像广告，试图塞给人们做某事的理由，这就是西方文化用外在理由扭曲人性的“经典”案例。种族关系是真实性的另一个局限点，因为我族与他族的交往是建立在外在属性的基础之上，如体质特征、文化等，它们通常使真实性违背其自身的道德义务。非真实与资本主义之联系的早期案例是来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他提出的“疏离”（alienation）概念，成了人们探讨非真实性本质过程中的常用词。非真实性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也表现在“脱销/背叛”（selling out）这一概念上，用来形容那些为追逐商业成功而在某种程度上裹挟进非真实体制中的艺术家们，譬如朋克摇滚乐（punk rock）和重金属音乐文化，乐队及其成员都因其闻名遐迩的“装腔作势”而被诟病为缺乏真实性。

本质上，存在主义哲学强调authenticity忠实自我、坚持自我的意涵，认为真实性的获取与社会文化相悖，个体必须摆脱文化桎梏，争取自由，才有可能寻求真实性。但真实性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作家群体给出了漂亮的答案，真实性是通向一种美好生活之本质的东西，虽然寻求之路崎岖，但值得追索。应该说，这些关于authenticity的思想几乎以覆压之势影响了一代西方青年，20世纪60年代欧洲与美国兴起的反文化潮流，就被许多人当成通向真实性生存的新机会，虽然反权威和去中心并不必然构成真实性存在状态的内容，但反文化规则与真实性之间的联系强烈而确凿，并延续至今。

（二）authenticity的心理学意涵

在心理学中，authenticity指从心所欲的生活尝试，而非屈从于社会需要或个人早期局限。鉴于正直（integrity）、真实（authenticity）、诚实（honesty）被视为人类的基本美德，则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就值得研究。在人文心理学和存在心理学看来，个体在真实性上的差异对从精神病理学上理解幸福和自由至关重要。巴雷特-伦纳德（Barrett-Lennard）认为，从个体立场出发，authenticity有三层结构构成：自我疏离（selfalienation）；真实生存（authentic living）；接受外界影响（accepting external influence）。

个体感受到的、自觉认知和真实体验之间某种程度的自我疏离，构成了authenticity的第一个层面。自觉认知和真实体验无可避免存在不匹配，而二者之间的完美一致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迷失自我的主观体验，或是感觉远离了真实的自我，都是自我疏离的表征。真实生存包括遵从心理的自觉认知而行事或表达感情，即在多数情形下忠实于自我，尊重并服从自我的价值观和信仰，这是authenticity的第二个层面。人是社会动物，自我疏离和真实生存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个体接受他人的影响并遵从他人的信仰期待就构成了authenticity的第三个层面。这是一个聚焦于个体的层次性概念，便于从动力心理学、存在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等视角理解人的状态。

咨询心理学的主流思想认为，真实性是幸福的最基本层面，违背真实性意味着精神疾病的引发。为证明真实性与幸福之间确有联系，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切入研究。其一，自我疏离的研究。学者们得出一些结论，如外在影响的内在化（尤其童年时期）会导致疏离；与破裂的、不真实自我相关的PTSD ^[2] 症状，可能带来对自我疏离状况的知省的痛苦；自我疏离与彻底接受外界影响都和更严重的PTSD症状有关；自我疏离感越强烈，儿童对未来的期望越低。其二，接受外界影响的研究：在亲密关系中为避免冲突而接受外在影响的人，如果其主观意识到不真实，其自我评价很低且有更强沮丧感；在浪漫关系中的接受影响和真实感下，自我评价、沮丧、焦虑和满意感之间是有联系的；其三，角色研究：人们在角色变化中感受个性的程度与幸福感有关，角色少变化则幸福感较高；角色变换越多，真实感越少；真实感与焦虑、压力、沮丧成反比，与自我评价成正比。简言之，个体对自我性情真实性的感知将多少影响到其对生活的幸福感程度。 ^[3]

一般地，真实性对个体的心理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个体的生存状态以及真实性对个体的意义。心理学的真实性类似于哲学的真实性意涵，强调个体的主观真实感，无论自我疏离、真实自我或接受外界影响，都会对个体真实感有巨大影响，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对现代人的真实感认知则极富启迪作用。

（三）authenticity的美学意涵

在美学中，authenticity描述的是艺术家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知，而非妥协于历史传统、商业财富之类的外在价值观。由于美与艺术存在密切的联系，authenticity的美学意涵可从艺术中窥见一斑。詹姆斯·扬（James Young）把艺术的真实性划分为四种类型：1.起源真实性（provenance authenticity）；2.个人真实性（personal authenticity）；3.存在真实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4.风格真实性（style authenticity）。

起源真实性强调“局内人”（insider）概念，一件艺术品的真实性取决于它的起源，若为局内人创作则是真，否则不真。收藏者在收藏像澳洲土著艺术品和北美印第安艺术品时，肯定想确定这些艺术品是由局内人制作的，这里的局内人是指民族文化的成员。因此，类似土著艺术家原创的艺术品必然有人仿制，而且都打着“真实的土著艺术”的旗号卖出去了。但詹姆斯认为“起源”并不是一个审美特质，一件作品可能起源真实而审美价值低下，同时起源不真实的作品并不必然缺乏审美价值。

个人真实性指艺术品附着了艺术家个人的智慧或才能，毫无疑问，个人真实性具有美学价值。艺术家在艺术品上的原创性表达比一件复制品有价值得多，因为原创作品启开新视野，从新方向上激发想象力。创新是复杂的过程，但其结果却一目了然，对于有文化借用（appropriation）的创作行为，要一分为二地看，若借用时有本人的智慧创造，仍然属于个人真实性，否则就是剽窃。在某些土著文化中，创新是没有价值的，后辈艺术家都是在前辈创造的传统范畴内制作，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仿制，此时，文化局外人的介入就非常必要，他们能使当地艺术接受到其他风格的熏染。丰富的艺术视野反而使得艺术家更易于创新，从而令艺术品具有个人真实性。

存在真实性认为艺术家必须献身投入于其作品，换言之，艺术家应理解其作品的全部意义，接受作品所蕴含的全部观点。通常认为，一个基督教徒所画的十字架与一个无神论者是不一样的，前者对基督教义的认可将在画作中呈现，这样它就具有存在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是有美学价值的；而无神论者由于对基督教义的不理解和不认可，其画作就不具有存在真实性，这样画作就有一种美学上的缺陷。文化的局外人亦是如此，即便他谙熟异文化风格、故事、主题的意义，他也创造不出一种存在真实性，至少缺少像局内人那样的感觉。但扬认为，局外人虽然不能创造出如局内人一样的存在真实性，但其作品或许是一种美学上的贡献；而且，若局外人创造性地借用异文化，赋予作品新鲜的意义或用来表达自己所认可的东西，则其作品就有可能具有存在真实性。此外，观众的审美亦有局内和局外之分，非裔美国人可能感觉布鲁斯表演很假，有美学缺陷，但不懂行的观众就不太关注存在真实性，反而觉得布鲁斯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风格真实性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早期音乐运动，但直到20世纪70～80年代对风格真实性的关注才真正开始。早期音乐运动提倡乐器、演奏行为必须和音乐作品的时代相吻合，这就是风格真实性的内涵。早期音乐的表演者想来一场具有风格真实性的演出，其成功的可能性并不比局外人意图用异文化风格创作一部真实作品的可能性大。音乐家赋予一部作品风格真实性的能力并不取决于表演者的文化，而在于音乐家精通作品所属时代的表演惯习。譬如，想要演奏地道的汉德尔（Handle）的乐曲，就必须熟悉和掌握汉德尔时代的乐器，还必须练习练习再练习。局外人能创作出风格真实性，他只需掌握一种艺术技能即可。简言之，要获得风格真实性，只需掌握艺术技能，而勿须接受其整个的文化。 ^[4]

显而易见，审美与真实性的认知有很大关联，甚至往往被混为一谈。詹姆斯·扬的真实性四分类都在大众的审美行为中充当准则，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大众的审美实践。但艺术的真实性并不必然导致美，而美亦勿须总是依赖于真实性。但须注意的是，创造性仍然在真实性的美学意涵中占据位置。

authenticity的哲学、心理学和美学意涵几乎都被大众认知、接受，并内化为自我认知或审美的模糊标准。authenticity的哲学、心理学意涵强调个体的主观真实性及其体验，在旅游体验研究中运用较为广泛。authenticity的美学意涵关注客体的真实性，其中，艺术品的起源、风格已成为人们评估客体真实性的一些客观标准，在旅游客体的研究中，这些客观标准的影响效应至关重要。至今，authenticity已是非常一般的概念，不受制于任何政治或美学的意识形态，但正缘于其被大众地、普遍地使用，才导致它在不同领域的施用标准不同，譬如博物馆、遗产、旅游艺术品、文化的商品化等。

三 知识考古（中国）

“真”在《说文解字》里的意思与今天相去甚远，指“仙人变形而登天也”，因此道家称存养本性或修真得道的人为真人。“真”在中国汉字运用中是个多义字，与西方authenticity相关的意涵有如下几种：1.真实，与假、伪相对。《汉书·宣帝纪》中有“使真伪毌相乱”一句，真即不伪；李绅《答章孝标》文有“假金方用真金镀”，真与假相对。2.佛教观念，与妄相对。《老子》有“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3.精，淳。张祜《乐静》有“发匣琴徽静，开瓶酒味真”。4.本来的，固有的。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真即本来。5.真态（本色、天然风致）。6.真诚，诚实，情感真切。《庄子·渔父》载“真者，精诚之至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7.清楚，真切。8.副词，实在，的确。韩愈《杂说》：真无马邪？真不知马也。

“实”的本义是以货物充于屋下，指财物粮食充足富有。《说文解字》直接解释“实”：富也。时至今日，“实”的词性有名词、副词、动词之分，其中，与authenticity相关的释义有：（1）名词，实际，事实。《资治通鉴》有“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苏洵《权书·六国论》载“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2）名词，实情；（3）名词，诚实的人。诸葛亮《出师表》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4）副词，真正地，确实，实在。（5）副词，果然。《国语》有“毕阳实送州犁于荆”。（6）副词，实际上。《世说新语·自新》有“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7）动词，实践、实行。（8）察实，核实。（9）据实陈报。

“真实”一词的汉语意涵与authenticity只是部分对接，亦未见深入的哲学思辨。大体上，“真实”有三层内涵：（1）跟客观事实相符合，不假。汉荀悦《申鉴·政体》：“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宋苏轼《叶涛致远见和二诗复次其韵》之一：“那知非真实，造化聊戏尔。”清吴伟业《赠愿云师》：“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杨朔《海市》：“这真实的海市并非别处，就是长山列岛。”（2）真心实意。宋苏轼《东坡志林》（《稗海》本）卷十：“玄德将死之言，乃真实语也。”明李贽《复杨定见书》：“盖真实下问，欲以求益，非借此以要名，如世人之为也。”（3）确切清楚。明冯惟敏《不伏老》第二折：“且是眼花花的怎生去看的真实。”《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后面言语颇低，听不真实。”

可见，中文语境下的真实性与英文语境下的authenticity并非完全吻合，至于authenticity的其他译法如原真性、本真性，若追根溯源，大概与真实性之译差不多情形，也精准不到哪里去。但在旅游研究领域，由于authenticity的引入，使得真实性的内涵获得很大程度的扩容，学者们发现了四种类型的真实性：客观真实性、建构真实性、后现代真实性和存在真实性， ^[5] 分别用来指涉旅游客体的客观真实性、旅游主体的体验真实性以及二者的混合物。

四 例子

在中国云南省丽江市的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有一个乡-白沙乡，远近闻名的白沙古街就位于这个乡的白沙行政村。白沙古街是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之所以位列其中，则是由于其依然保存完好的一条古街道以及街道附近的一系列明、清建筑群。这些建筑包括大宝积宫、琉璃殿、护法堂（已拆）、大定阁、金刚殿、文昌宫，其中，除文昌宫属清代建筑外，其余均始建于明代，且多数为木氏土司所建，其中，以大宝积宫的壁画最为闻名，当地人就把这处建筑群统称为“白沙壁画”。被拆的护法堂与白沙的一个传统节日——“当美空普节”有密切关系，上了年纪的白沙人对护法堂仍有记忆。据老人回忆，在白沙壁画的主体建筑——琉璃殿与大宝积宫西侧，曾有一所普通院落，厝南而立，白沙人称之为“当美罗”（Dta mä-lo），即护法堂，此护法堂正是白沙“当美空普节”的祭仪场所。20世纪50年代初，大黑天神塑像被新政权的捍卫者砸碎，护法堂没了神灵，即充作普通院落分给当时白沙村的一家“翻身户”，“当美空普节”随之没落。直至2005年，由白沙乡党委、白沙乡人民政府主办，沉寂长达50余年的“当美空普节”于农历正月二十重返民间。在白沙玉龙村的北岳庙前，主办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节日庆典，各界人士云集白沙，共庆“当美空普节”的回归。此后，“当美空普节”开始年年举办。

然而，“当美空普节”的复现，是新、旧群体记忆的整合，因此，节日本身即存在诸多文化细节的真实性问题，可供拷问。

（一）节名之辨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载，“这个白沙大宝积宫，纳西语叫白沙胆美罗（Boa-shi Dta mä-lo），也称为护法堂或护法伽蓝（伽蓝即寺庙）……这寺庙现已是败瓦颓垣，但仍旧住着两个从解脱林喇嘛寺（亦名“福国寺”）来的噶玛巴派喇嘛，庙里有一个神龛，供着大黑天神的像，大黑天神是藏传佛教护法神之一。他的圣龛终年关闭，只有旧历正月二十日这天，他那个像箱子样的神龛才被打开，扔进一只活鸡，据说这只鸡会立刻死去。那一天，所有丽江坝的农民以及金沙江河谷阿喜地区的一些农民都来到这座寺朝拜”。显然，这段文字是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20世纪30～40年代旅居白沙的“田野”记录，但不知是翻译有误，还是洛克记忆混乱，在白沙，“文革”前出生的人都知道在大宝积宫与琉璃殿以西，曾有座平房，叫护法堂，洛克将大宝积宫与护法堂混为一谈，导致“当美空普”被理解为“大宝积宫开门”。从字面上讲，“当美”在纳西语中意为“大而高的空地或高出坝子的地方”，“空普”则是开门的意思，但将二者连起来就讲不通。部分纳西学者将“当美”拆开解释，当：大；美：母亲，合起来讲就是“母房、老宅子”之意，于是，“当美空普节”即为“白沙母房开门”节。然而，据村里人回忆，护法堂里供的护法神叫“当美”，因此护法堂又叫“当美罗”，如果回忆无误，那么“当美空普节”应为“护法堂开门节”。

关于“当美空普节”的名由，在其复现的庆典上并未阐明，亦如前述，被恢复的只是这四个字而已。乡人的参加庆典，一为逛白沙集市而来，二为观看节目表演而来。纳西人大多喜好歌舞，本民族歌手和民间艺人的莅临与表演对他们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至于节日的宗教内涵，已被适时地遗忘。因此，白沙“当美空普节”庆典只是将这四个字与农历正月二十重新建立起联系，并在白沙集市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

（二）神属之争

在护法堂所供奉之神像的教属上，有藏传佛教大黑天神与东巴教猎神之争，前者是被普遍认可的看法。

白沙村民观看节日演出

（注： （赵红梅 摄））

充作民居的护法堂

（注： （赵红梅 摄））

根据老人们的描述，笔者试图寻找与之相符的大黑天神造像。大黑天，是藏传佛教护法神之一，藏语称“mgon-po”（贡波），又称为“玛哈嘎拉”，为梵文“摩诃迦罗”的变音，其意是“大黑天”。玛哈嘎拉是一尊有几种形象的护法神，如二臂、四臂、六臂等。新中国成立前，白沙向阳村的和某某曾在“当美空普”节那天，被派到白沙护法堂念经，但他已记不清念的是哪部经，只记得供奉的神藏名为“古波”，“古波”是“mgon-po”（贡波）的别音。这段记忆证明，护法堂内供奉的确是摩诃伽罗大黑天神的造像。不过，白沙的大黑天究竟是几臂，已无从稽考，从老人们模糊的记忆可拼凑出其大致形象：黑面、大张嘴、凶相、多手臂、蛇缠身、骑羊、似为坐姿。李翼诚在《佛教密宗仪礼窥密》一书中描述的大黑天形象，与老人们的叙述最相吻合：

白沙大宝积宫的墙壁上，仍绘有大黑天神的画像，此画像正是三面六臂的大黑天神造像。大黑天神之论，似乎亦与云南民间信仰的历史语境相吻合，直至20世纪30～40年代，“云南各县多有土主庙，所供之神非一，而以祀大黑天神为多[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大理地区的阿咤力教，就主要供奉大黑天神，或许由此可以解释，为何新中国成立前丽江地区的白族亦会在正月二十日，前来白沙祭拜大黑天神。

白沙乡一名博闻强记的东巴，肯定地断言“当美罗”里供奉的是东巴教“猎神”的塑像，而非大黑天神。其理由是猎神不仅捕杀野兽，也会伤害家畜，因此一年中有364天都把它关起来，而正月二十日开门时必先祭之以活公鸡，才能防其伤及无辜。纳西学者戈阿干在“纳西族猎神祭俗调查”一文中亦明确指出，“……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白沙乡（玉龙雪山脚下），有一座叫‘丹美洛’的寺庙，这正是一所猎神寺，寺里供奉着一尊叫肯陕厘玛享迪的猎神”。据丽江的大东巴和士诚介绍，在原丽江县大东乡哉丹村，人们祭祀猎神时，必面朝白沙护法堂的方向，因为护法堂之神龛中所供奉的大黑天神，便是猎神。平时，所有的禽精禽妖与兽精兽妖都被关在护法堂中，仅正月二十日一天被放出野外。董绍禹、雷宏安在《纳西族东巴教调查》一文中有如下论断：由于大黑天神随着藏传佛教传入纳西族地区已经400多年，他已经实现土著化。在东巴信仰中，大黑天神亦被收编为护法神。而纳西学者白庚胜则认为，大黑天神已经在纳西民俗信仰中与土著的猎神信仰相结合。所以，“当美空普”即为“打开护法堂猎神门”。无疑，此乃上述两种观点的中和，大黑天神塑像于1951年被毁，已无从比对其与藏传佛教的大黑天形象有何不同，但就对大黑天神的祭祀仪式来看，白沙“当美空普节”似有猎神信仰的痕迹。但此解释有个明显纰漏，即倘若大黑天神被东巴信仰收编为护法神，就不该建庙供奉祭祀，因为东巴从不立庙祭祀。

关于大黑天神的集体记忆，无论口述或文本，都未有统一说法。至于此信仰的文化功能，或说是求六畜兴旺，或说消灾祈福，或说祭祖，甚至说是新婚夫妇必行之祭礼等等，不一而足。概观之，大黑天神教属的口头或书面记忆之表述，具有模糊性，因而其文化解释就具有多元性，正缘于此，“当美空普节”的复现才多得集体记忆模糊性与文化解释多元性之便。

（三）祭仪之谜

2007年，白沙“当美空普节”庆典上的生祭仪式由东巴主持，乡里老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此节日与东巴无涉，旧时完全是由芝山福国寺派来的喇嘛操持。上述坚持猎神之说的东巴即为“当美空普”仪式的主持者，当笔者就此事向其请教时，他略有窘态，但坦承在那种庆典上不知自己该履行何种仪式。据这位东巴所言，那天他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福仪式，为白沙人民祈求幸福安康的生活。他不再愿意提及此事，只是强调他平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受邀为几名美国学者表演“祭署”仪式，大概他是觉得“当美空普节”上的祈福仪式太过简单，亦与传统不符，不值一提。况且凡重大节事场合，东巴仪式必然出现，此乃丽江旅游“东巴文化化”的产物。

此外，仪式上的活鸡牺牲亦成为记忆之谜。大公鸡被扔进大黑天神神龛后，不久即毙命，此情节在乡人的描述中尤其诡异，似乎说明此神不善，人多畏之。关于公鸡之死，杨沛诚解释说，大概是因为神龛之门久闭，空气污浊，公鸡就窒息而死。此理不通，笔者察看过白沙街上的理发店（即供奉大黑天的正殿），发现神龛的空间约有三四平方米之阔，打开神龛之门后即有新鲜空气，鸡何至于死。木氏土司后裔木光先生首先肯定，此节日与东巴没有任何关系，节日的开门仪式自来是由木土司主持，“改土归流”后木土司降为土通判，及至新中国成立前期木氏衰落，此俗依旧未改。木光本人12岁时曾替父主持过一次“当美空普节”开门仪式。关于那只公鸡，木光回忆说，扔鸡进神龛是生祭，而后会将之捉出来，烹制后再熟祭，熟祭后供人享用。此叙事文本与“当美空普节”庆典上的杀鸡祭仪，相去甚远。然而，木氏土司或其后人的莅临主持，使“当美空普节”具有某种政治色彩，说明白沙的大黑天神信仰与木代土司信仰藏传佛教密切相关，这也与洛克的考证相吻合。 ^[6]

上述可见，“当美空普节”的真实性问题，不仅源于集体记忆的断裂，也与节日复兴之际的社会情境密切相关。换言之，“当美空普节”的真实性之辨既是记忆遗忘的结果，节日复兴、创造过程中不同参与者意图的折射。对白沙乡政府而言，“当美空普节”仪式并不是太过离谱的文化表达，它只是由于携带有凸显白沙形象、招徕游客的下意识期待，而未能掩饰其表演或发明痕迹；对白沙老年人而言，他们之所以如此计较“当美空普节”的历史真实性，是源于文化记忆、文化认同与怀旧意识；对没有“当美空普节”记忆的普通白沙人来说，“当美空普节”承载着他们的地域意识，它只是丽江宏大旅游情境中一点“想引人注意”的微澜，并没有更新旅游气象的野心，因此节日的真实性对他们来说不是重点，没有考虑的必要。

五 总结

本质上，authenticity在西方首先是个哲学命题，它直接指涉人类的生存样态：真实的自我与存在感。但要怎样获得这番境界，却众说不一，但至少目前众口一词的是它多少有些反文化、反技术、创造性的特征。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旅游者为何偏爱前现代的文化产品，因为它更靠近真实的自我；也解释了旅游者为何鄙视文化复制或文化商品化，因为它们违背了真实性的创造性精神。卡尔·马克思的“疏离”概念，是真实自我的反面，却解释了部分都市人的旅游动机。其次，至于人类为何关切真实性，需要真实性，心理学给出了一个答案：真实性与个体幸福感休戚相关；因此真实性才有了于个体而言的意义和价值。最后，真实性的美学内涵规定了客体的真实性标准，这些标准在旅游领域俯拾皆是，既为旅游开发者所持有，亦为旅游者所持有。简言之，无论是旅游客体的真实性，抑或是旅游者在旅游场景下主观体验的真实性，最终都将作为潜在的旅游吸引力而被各方力量商榷性地捕捉或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