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

一 概说

“帝国”属现代汉语，20世纪初进入汉语。帝国最常见、使用最为广泛的意义是指由君主（皇帝）统治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常常由多个邦国组成，往往还有附属番国。“帝国是古代和前现代人类世界最为庞大的政治结构” ^[1]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帝国，比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

帝国的含义本身并不十分确切，不同的定义也常常引起争议。从根本上说来，以其时空地域标准而言，帝国必然庞大，统辖的领域必定超越本土，统治的民族往往是除本民族以外的多民族。帝国的超大领土往往是通过征服小国获得。

世界史上的帝国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如果按出现的时间顺序分类，世界史上著名的帝国有——

古代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

中世纪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唐朝。

近代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西班牙帝国，鄂图曼帝国，大清帝国。

帝国也可以从所在地域来看，由帝国的权力中心标志命名，如奥地利帝国。帝国的经济实力的强弱，人口的多少或统辖地域的大小都不尽相同。因此帝国跟帝国相比会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且性质、特征、统治时期的长短也会大相径庭。根据不同标准书写的世界史，对帝国的排列及评价也会很不一样。互联网上可以找到上百个不同帝国的名称。

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换造就了、也推翻了许许多多的帝国。近代帝国大多是对外殖民产生的，包括大清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西班牙帝国。但清朝与欧洲殖民帝国主要的差别之一在于大清帝国的殖民不是全球扩张，而是在本土的周边征服兼并他国。

二 知识考古

帝国的词源是拉丁语中的“imperare”，是指挥作战的意思，英语中的“empire”由中世纪法语词imperium而来。但是不同时期对帝国的解释很不一样。《多色帝国》（Susan E.Alcock，Empires）总结了三种常用的对帝国不同的理解，作为其比较帝国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种理解，即帝国来源于拉丁语“imperare”的说法，是以罗马帝国的政治实践为基础的，也就是帝国对其区域内的各个邦国实行国家支配权力。由于对帝国的学术研究是从罗马帝国起步，因此迄今为止，对帝国的理解也大都与此相近。第二种理解是将帝国看成亚理斯多德所称的“完美社区”，即没有对外扩张野心的国家自称帝国，这样的国家内部统治与对外征服的界限不明确。第三种理解基本是在19世纪前后达成的共识，即对外扩张的国家兼并多个国家，由一国统治多个他国，也就是本文开始所给的定义：帝国是由君主统治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常常由多个邦国组成，往往还有附属番国。虽然对帝国上述三种理解并存，第三种理解近年最为广泛接受使用。 ^[2] 但是《多色帝国：考古及历史的各种观察》一书本身兼用三种理解，打破了时空及学科界限，对全球古代近代的大小帝国进行了很有见地的比较。

“帝”“国”两词古代汉语早已有之。《世说新语》的定义是“帝”乃天下王者之称，如“昔在帝尧，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又如“三皇五帝”。《诗经》里有“帝命不时”之语，“帝”在此指上天之神。“帝”也指“天”，古代汉语里“上帝”即“上天”，例如“以享上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征服六国之后觉得自己的称谓应该高于“王”“侯”，权威等级应相当于三皇五帝，因此自命为“皇帝”，从此皇帝也就成为汉语里各个朝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国”在汉语里的起源也很早，如：【礼·王制】五国以为属，十国以为连，二十国以为卒，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孟子】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一国的君主称为“王”，也叫国王。

汉语开始采用帝国一词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考证。不过，康熙字典里不含“帝国”条目，191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里也没有，但是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的《辞源》就有了对帝国的解释，定义为“有皇帝称号之国” ^[3] 。刘禾在其《跨文实践》一书里将“帝国”列入“传教汉语文本新词附表”，并注明严复于1901到1902年间使用“英拜儿”指代“empire”，且严复当时也说“近人译帝国”。民国初年住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伊万莫根（Evan Morgan）1913年出版的《汉语新词条目及英文注释》（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4] 就包含了“帝国”。莫根对帝国的解释是：帝国——皇权 （monarchy）；列在帝国条目下的另外两例是“帝国主义”和“帝国宪法”，而且特别标明“帝国宪法”指日本天皇制定的宪法。显然莫根认为帝国一词由日语进人汉语。

的确，帝国进入汉语受了日语的影响，而日语中的“帝国”也来源于西语，据《日本国语大辞典》记载，1887年帝国一词在日语里出现，是从荷兰语进入日语的。1890年的外交文本中，日本自称“大日本帝国”。列在《日本国语大辞典》“帝国”条目下的相关名称还有“帝国会议”“帝国海军”“帝国学士院”“帝国宪法”等等。 ^[5] 19世纪下半页日本建立“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随后又建有其他“帝国大学”，包括当时属日本殖民地的首尔“京城帝国大学”（1924年）及台湾（地区）的“台北帝国大学”。其他机构也效法使用“帝国”命名，如“东京帝国饭店”。日本各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于1947年取消名称中的“帝国”二字，台北帝国大学乃今日的国立台湾大学，京城帝国大学成为韩国国立首尔大学。

帝国是政治科学中的常用语，历史学也经常使用。但帝国是历史的存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复所有。全球化的今天帝国更多用作比喻，用来描述操作庞大、有全球影响的商业和企业。当代也有很多公司，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公司，喜欢取名帝国，以张扬气势。在英语里有“帝国缔造者”（empire builder）的说法，用来讽刺刻意玩弄权术经营帮派集团的政客或是工作单位里拉帮结派的人物。

纽约有1931年建成的“帝国大厦”，名称来源于当年人们对纽约州的昵称。以帝国命名，不外乎是取其强大之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蒸蒸日上，纽约州被称为“帝国之州”，帝国大厦的英文全名其实是“Empire State Building”，译成中文当是“帝国州大厦”，不过“帝国大厦”当然帅气多了，也符合汉语喜好四字词组的习惯。帝国大厦自建成之后40多年独霸世界最高建筑平台，直到1972年被世贸中心的双楼取代。但是由帝国大厦激发而产生的文化想象却一直令其雄踞首位。且不说帝国大厦从建成后立刻成为纽约旅游业经典景点，是纽约游客必到之处，由纽约前卫艺术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1964年制作的长达八小时的纪录片《帝国》让该建筑实实在在地进入了美国文化史，成为美国国家帝国梦想的表述。2004年美国国家图书馆将该片在《国家电影档案》注册，以彰显其文化、历史及美学方面的重要意义。帝国大厦也是另外一些经典影片中的主角，比如1933年及2005年拍的《金刚》，1993年的《西雅图不眠之夜》。2010年帝国大厦在影片《波西杰克森：神火之贼》中成为连接奥林帕斯山的通道。

帝国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文明的发展有助于帝国的产生，帝国的强大也有益于帝国所属文明的发扬光大，例如欧洲文明与罗马帝国，伊斯兰文明与波斯帝国，儒家文明与汉唐王朝。但是帝国过于强大，或是急于扩张，往往发动战争，从客观上扼制小国或弱国文明，例如近代欧洲各个帝国的殖民扩张对被殖民国家的本身的文明及生产力不同程度的摧毁。

三 帝国与中国

在汉语语境中，帝国一词的采用是逐步的，帝国的意义在汉语以及其他语言里也是随历史进程不断演变的。罗梦册在《中国论》书中称中国为“天下国”，同时也说“民族自治其族者，为族国[民族国家]；民族统治他民族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是国家之进步底形式”。罗梦册当年对苏维埃的国家形式很是青睐，因此他对帝国的定义也就衍生为后来汉语中广泛使用的“帝国主义”，即一国征服并统治他国或多国的政治主张或实践。 ^[6]

如果只考虑帝国在欧洲语言中的原意，帝国与汉语本土词汇相对应的词应当是天下或是天朝。不过即使是对应，也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因为基本的中、西世界观的差距。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此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著述，也达成了很多共识。最早论说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和国族概念的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只讲天下，不讲国家，致使国家能力有限，国人国家观念薄弱。梁启超认为国人缺少国家概念，是因为国家连名称也没有，国家以朝代为名，因此国人无从爱国。在朝皇帝当然也只重视臣民对朝廷的忠诚。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才真正地进入了国人心目，不过“中国人”的称谓还得要等待多时才开始使用。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特别用一个章节来讨论“中国是否是一个国家”，并列举多个现象以证明中国实在是不像国家。梁氏认为至少有五个根本原因。其一，中国各朝代政府历来缺少国家功能，政治上表现为消极无为。“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通常只限于纳粮和诉讼两者。其二，对外无能，疏于国防，国家缺乏国际对抗性。其三，内政财务税收不清。其四，重文轻武，自视文化高于四邻，但却屡招侵扰，兵不御敌。其五，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 ^[7]

那么，天下与帝国的关系如何？天下之为天下，即是没有边界的疆域，这便是华人从古代延续到20世纪的世界观。换言之，从自己的地方和家园看天下，虽然没有边界但却中心明确，因为自我就是中心，天下从“我家”开始，自己的家园便是世界的起点及核心。

从天下延伸出去，便是统一天下的雄心。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历代延续的帝制，既是华人天下观的产物，也是天下一统的印证，从来没有人质疑为何天下需要统一，何为统一？统一便是让从前分裂的天下融合到一起，但关键的问题是天下原是各自为政，多个邦国并存，并不是非要统一，也绝非只有统一才有和平。但是，《史记》的历史记载就注入了天下统一为正统的观念，颂扬秦王灭六国而兴天下。《秦本纪》说：“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并天下”就是统一天下，可见天下应该统一的理念早已有之。自称皇帝就是有了“国”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们常说“天下国家”但并不懂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看来，天下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在天下之中，天在国土之上。不过，一旦称“国”，天下再大也就有了边界，因此谈天下其实是说国家，统一天下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国家政权的统一，也就是对“帝国”的坚持。

对“天下”实施帝制管辖的国家应当就是帝国，虽然汉语从前没有“帝国”的概念及语词，但是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历代沿袭的政权模式，就是帝国。当然，中国的帝国有自己的特色，一则延续时间长，二则朝换代频繁，而且改朝换代以后仍然延续同一政体，一旦获得臣民认可就等于是同一帝国的延续。世界上其他帝国，一是没有中华帝国延续的时间长，二是远远没有中华帝国有如此之多的君主易位，疆域改变，更没有首都由西向东，再从南到北的迁徙。甚至中国的皇帝也可以由其他民族的首领来做，中华帝国自然是天长地久，源远流长了。于是无论历代更迁何其巨大，在“中国”地域范围之内的文化精英的天下观却一成不变，正如葛兆光所说：中国的中心一如既往，哪怕边缘不确定。 ^[8]

故宫：中华“帝国”权力核心

葛兆光对国人天下观的研究指出中国人看世界的空间感是天圆地方，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九州不仅是天下空间的中心，更是文明的中心，因此中心以外的文化和民族是介于文明之外的。 ^[9] 如此的文化空间想象不仅令国人自大，而且还转化成历代的政治与外交实践，因此中国与他国的交往都是“华夷”之交，坚持要别国纳贡称臣。直至今日，汉语还习惯把世界分成中国与外国的二元对立，在国外常常能够听见国人问“你的老师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样提问的前提很明确：此人不是中国人就是外国人。当今的国人当然普遍知道世界国家之多，只是汉语的表达凝聚了旧有的世界观而已。

这样的世界观也形成了相应的历史观。由此汉语的历史书写代代相传，形成了下述多个特点：历来强调天下统一的重要性与疆土分裂的破坏性，并且往往把多个国家并立的时期说成是短暂的，非永久性的；强调统一时期的文化经济发展，忽略多国并立时的发展及成就；强调中央集权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以及汉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征服和影响；强调中原文化的核心作用，忽略其他地区其他文化的发展及成就，对中原文化本身对其他文化文明的借贷视而不见；中原文化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高度文明的显示，因此中原与边缘的区别变成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民族、地域的差异成为文明程度高低的差异。尽管近年来国家一直倡导文化多元，中华文明的经典也还大都是汉文化的经典。

美国学者维荔瑞·韩森Valerie Hansen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称中国为“开放的帝国” ^[10] 。她列举了历代“中国”文化的多元以证实帝国的开放性，强调中华帝国的特质包括：疆域宽阔多变，民族成分多元，民族往来频繁，统治者本身的民族身份的多变。韩森特别指出中国的朝代过渡期间，多元文化往往渗入，不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改变文化构建。纵观中国历史文化的源流与发展，中原文化只是中华文明的一支，即便是其主流。佛教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就是中华文明的开放性的有力证明，由佛教而产生发展的相关的文化并非中原文化，比如“禅宗”意识及实践，小说《西游记》即中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中很多人物形象，如孙悟空（神猴）和如来佛就来源于印度文化。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往往侧重书写中原文化的主流地位，强调中原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中的强势，很少提及其他文化的存在及其对中原主流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本身的多元及不确定性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华帝国的开放特质。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国家政体在秦朝就确立了，虽然中国人的国家观念限于“天下国家”，但是两千年持续不断的朝代更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政方式。真正有所不同的是这个政体之下所统治的臣民。如果使用当代的政治科学术语，就是说国家统治的族群很不一样。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认为中国历来是“有国无民”，意思是说作为国家，中国自秦始皇便立国了，可是“中国国民”或“中华民族”的内涵却是不一定的，总是随历史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 ^[11] 一方面国家会对自己的臣民或公民进行界定，规定哪些族群和社群属于国家范畴，有臣民或公民的义务和权利及其差别；另一方面，帝国的臣民也可能完全不愿意臣服于某个君主或朝廷。国家与国族的不一致可见于蒙古帝国时期的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

前文已经提到，帝国不是汉语原有的词语，而是20世纪后进入汉语的外来词语。但是“帝国”进入汉语以后，很长时间内都是指别国而非本国。明朝是“大明”，根本不提“国”字。清朝自称“大清国”，“大清帝国”是近年的发明。袁世凯曾在1915～1916年间想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但未成气候，不过“中华帝国”的概念却首次出现了。

近年对天下国家理解的又一重要发展，是“中华帝国”一词在汉语里的再现，其含义与当年袁世凯想恢复帝制时候有些相似，即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21世纪之前，学者们在讨论帝制下的“中国”时，使用的词语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学者的著述开始使用“帝国”或“中华帝国”来指代民国以前的“中国”，比如赵志华2005年著《中华帝国大航海》。易中天2007年出版的《帝国的终结》，不仅从学术界的争论剖析“中华帝国”的概念，而且也综合总结了很多民间对帝国的看法与想象，指出中国历代的文人政客都是把天下当成国家来看的。中央电视台2011年的纪录片《帝国的兴衰》也证明“帝国”在汉语中地位的确立。不过，《帝国的兴衰》叙述的只是秦朝的经济史，试图解释秦国征服六国的历史缘由。

可以说，正是因为秦国征服了六国，实现了“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对天下国家的想象和评说往往跟秦始皇或者是秦国当年所作所为的历史功过联系在一起。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故事，很早就由不同的角度以多重声音表述。《史记》里面与其有关的章节有《秦王本纪》、《刺客列传》、《陈涉世家》。民间传说里有“孟姜女哭长城”。这些故事不断地被演绎，与时俱进，以适合当下民间或国家的政治想象。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空前盛世使得秦始皇又成为文人及大众青睐的对象：1995年周晓文拍《秦颂》，2000年陈凯歌拍《荆轲刺秦王》，2002年中央电视台出品《秦始皇》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同年张艺谋制作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主题的武打片《英雄》，一举获当年华语电影最高票房收入。不仅如此，2006年苏童出版历史小说《碧奴》，重新书写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与此同时，“天下国家”的政治含义又一度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学术界近年来发表了许多很有意思见解，比如认为“天下体系”作为世界性政治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胜于当代的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体系。费孝通在上个世纪主张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12] 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费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尤其强调需要将“中华民族”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区分开来，因为“中华民族”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也就是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是由于有了共同的外来的威胁才形成的。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由于天下体系的主导，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民族国家，因此“中华民族”本身是很多族群的集体总和，这就是费孝通“多元一体”论的核心。不过费氏并未深入讨论“中华民族”所属之下的族群之间是否认同，或者是否完全认同“中华民族”的称谓。认同问题当然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不过认同就不只是历史文化的问题了，其当下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个问题并非本文关注的对象，所以不再赘述。

然而非常悖谬的是，中华民族属下的族群虽然不一定相互认同，但“中国”以外的世界很早就把这片土地上的国家和民族看成“中国”了。虽然很多境外学者不停地争论“中国”的特质和特征，但没有人否定“中国”的存在。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对“中国”一词词源的追溯，梵文里很早就有“Sina/Chīna”一词。马可波罗用“Chin”称呼中国，西班牙的Garcia de Orta于1563年使用“China”。英文是1555年开始使用“China”的。17世纪前后西方列强开始进入中国，研究中国的学问也同时起步。无论中国是分是合，无论皇帝是汉还是夷，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来说，这就是中国。到现在，汉学在英文里还被称作“sinology”，即关于中国的学问。研究中国帝制时期历史文化文学的学者，就是汉学家-sinologist。

与中国历史相应的，受中国文化影响纵深的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它们也都跟中国一样，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才使用“中国”称呼中国。在此之前，沿用的也是中国的朝代名称。换言之，在中国追寻民族国家理念之前，整个东亚是将中国看成“天朝”的。

很有趣的是，为撰写本文查询文献时，发现很多以“中华帝国”命名关于中国的历史书籍都是历年来海外汉学家的外文著作，有的甚至成书于18世纪末期，近年被译成汉语进入中文学术界视野。为方便浏览这些书籍进入汉语语境的顺序，在此以中文本的出版顺序列出这些书籍：

孔飞力 Phillip Kuhn，

1990，《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马森Mary G.Mason（1900～ ），

1990，《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

1992，《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莱芒道逊Raymond Dawson，

1994，《中华帝国的文明》

布迪莫里斯善Derk Bodde（1909～ ），

1995，《中华帝国的法律》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

2000，《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施坚雅William G.Skinner（1925～ ），

2000，《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古伯查Evariste R Huc（1808～1860），

2006，《中华帝国纪行》

黄卫总Martin Huang，

2010，《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伊沛霞Patricia B.Ebrey，

2011，《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

梅利莎麦柯丽Melissa Ann Macauley，

2012，《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

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R.MacKinnon，

2013《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利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

这些不同时代汉学家的著述进入汉语语境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则，中华帝国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以及为中西学者公认；二则，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研究中对中国的观察与看法的日渐增大的兴趣，以致逐步开始了对“中华帝国”概念的思考、接受和应用；再则，中国学者近年重新思考并讨论如何“叙述”中国的同时，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接触日益频繁，一方面增强了学术自信，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全方位知识的重要性。总的说来，这一转变的过程就是中国学者从前大都从中国内部以及中国本身的历史看中国，而当下更多的是以全球视野看中国，因此古代中国也就有了新的称谓：中华帝国。

“中国帝国”话题的出现，自然与近年中国的经济崛起相关。中国如今是全球格局中经济大国，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会牵涉世界各地的经济动向，中国由此而获得的政治影响不容忽视，国际地位更是水涨船高。如果说如何叙述中国是世界各国政府不得不做的功课，中国研究正在由边缘学科逐步成为西方学术的显学，如何重新叙述并构造“中国”认同，如北大学者贺桂梅在《‘文化自觉’与‘中国’叙述》一文里所说，也是许多中国学者近年关注的焦点。贺文阐述了不同时期“中国叙述”的转变及其历史延续性，不同的“中国叙述”牵涉的方方面面的政治及历史含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多元一体”说与“天下国家”的观念转换关系。从中国内部来说，作为前现代的帝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无需操心此事太多，因为帝国的本质和强权政治决定了帝国统治的“合理”，族群间的认同可有可无，只要服从即可。从前中心明确边缘模糊的天朝已经进入了当代，成了“现代中国”，而现代中国不仅中心明确，边缘更是清晰，而且还有日益增大的国家影响。但是进入现代国家之林的“中国”必须“创造”新的国族叙述，表白自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作为民主国家，就有必要证明国家不仅有相应的、远大的民族构想，而且有诚意和能力来包含从区域文化到族群意识的各种差异。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天下体系”的现代版，不仅从政治上认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而且从文化认同上创造了中华民族共通性的可能，至少在理论上为56个民族争得了平等，让“华夷之分”在国家理论建设上失去了合理地位。“多元一体格局”说到底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帝国之间找到了延续性并由此延伸为合理性。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既是宏伟的政治目标也是庞大的文化工程，后者直接牵涉中华帝国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不言而喻，现代中国对中华帝国的传承包括多民族的文化遗产，但是怎样让民族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的国族叙述中合情合理地定位还是非常困难的。迄今为止，汉语著作中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还是以汉文化为主干和基准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与传承只是点缀而已。56个民族的政治平等不会自动地导致文化平等，需要各民族群体接受“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同时还需要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文化叙述。

四 结论

本文从帝国最为广泛接受和应用的定义开始，涉及了帝国的历史渊源和与时俱进的演变，并讨论了帝国在当下全球化世界的文化意义。帝国作为词语进入中国历史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是由来已久地息息相关，先是清帝国沦为近代欧洲各个帝国的殖民对象，再是败在新起的日本帝国的枪炮之下。但回首一看，中华帝国却也是从兼并征服的野蛮与残暴中走过来的。

跨国的帝国研究在中国学术界还不是主流，但在西方的政治学、历史学及文化研究等学科中，帝国话题一直备受关注，学术专著不断涌现。近年较为全面研究帝国来龙去脉的专题研究有阿列和罗克拉斯Alejandro Colás 2007年出版的《帝国》 ^[13] 一书。该书从历史、地域空间、文化及市场各个方面剖析帝国的起源、形成、演变、以致衰落，认为帝国研究就是研究权力的表达方式，并且主张以后现代的观点来观察帝国，研究各色帝国当今对民族国家及全球政治仍然深邃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思想观念、文化遗产以及国际关系等等多个方面。

可是，在帝国研究这一领域里最为引人注目的著述要数麦克哈迪（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内各利（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一书了。这本书的立场观点非常激进，自称是新版《共产主义宣言》，张扬以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来构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民主社会。此书开章明义，宣称“帝国主义就我们所知是没有了，但是帝国（原文大写）本身却依然健在完好”。这一观点显然与多数学者不同，因为此书的两位作者是把全球扩张的资本当作“帝国”来看的，他们的理由是资本的特质与帝国相似，包括其扩张性、独裁性，以及对弱国的掠夺。

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研究与帝国相关的题目大都是中国自身的身份认同及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认定，即所谓的中国叙述。著述中往往涉及“天下体系”，如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14] 一书，认为中国古人所指天下就是世界，所以应当看到中国的“天下观”的进步意义，因为天下观强调的是大同世界，是天下为公，而非弱肉强食。虽然赵氏关注的重点还是“中国”的天下体系，但却开始注意世界史上其他帝国的成败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