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一 移民的定义与属性
由于涉及时空标准、行动意愿及迁移频率等众多因素，对“移民”进行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就变得非常棘手。爱维利特·李将移民/迁移（migration）定义为“永久性的或半永久性的更换居住地”。 [1] 葛剑雄教授将移民定义为“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 [2] 可见，试图对“移民”进行抽象性概括，可能不得不牺牲移民群体及迁移行动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动态性。
总体而言，作为一个同时兼具名词（如“移民”“水库移民”）、动词（如“移民通财”“移民实边”）和形容词（如“移民社会”“移民社团”）等属性的词汇，“移民”内在包含了以下几项具体要素：1.在一定时空当中进行迁移并更换居住地的群体或个人；2.移民群体或个体进行迁移活动的目的具有多元性；3.作为相关历史-社会文化的载体，移民群体或个体参与作为复数“文化”的创造、传播与适应过程。其中，是否进行时空当中的迁移活动是将移民与其他类型社会群体区分开来的关键要素。
二 全球史视野下的移民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所有具有稳定社会文化特征的人类社会都是通过移民活动产生的。受地球气候和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大约在距今500万年前的非洲，类人猿进化为人类并产生了两次大迁徙：直立人（Homo erectus）最早于160万年前迁往亚洲；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至少于50万年前来到欧洲，并最终演化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类社会都是由一支约150人的群体，在5万年前自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岛后，分散至各地而形成的。 [3] 仅在距今1万多年前，人类才开始从游移不定的游猎—采集生产方式逐步转向定居农业生产。现代世界的形成始于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是欧洲殖民者、非洲和亚洲劳动力全球迁移与财货流动的产物。 [4] 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作为整体的人类史也即是人类的移民史。
（一）移民与民族国家
产生于17世纪的英文动词迁移（migrate）来自拉丁文（migrō，migrāre），意为“从某处移至另一处，转变”，也源自希腊文“转变”（áμεíβειν，áμοιβり），并基于印欧语系的（*moi-、*mei-）意指“转变”“交易”和“交换”（change、exchange），包含了人与物的流动和交换意味。17世纪后半叶之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系在欧洲建立并扩散至全球。随着“边疆”（frontier）变为“国境”（border），人口的迁移（migration）和国民身份认同（identity）的塑造也成为民族国家重点监视、控制和调节的对象。 [5] 在民族国家体系的框架下，西方移民研究主要关注并探讨引发移民的因素、迁移过程对移民（emigrant/immigrant）、移出地（sending community）和移入地（receiving community）的影响。其中，最早对移民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的是十九世纪晚期地理学家莱温斯坦，他认为移民是输出地推力（例如环境灾难、政治危机、经济困难等因素）和输入地拉力（优厚的经济吸引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 二战后，西方国家开始重建。随之而来的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大量外来劳工移民的涌入。这引起了西方学界对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特别是外来移民（immigrant）进行理论化研究的兴趣。世界体系理论着眼于宏观经济结构，将国际移民视为市场经济全球扩张的产物。在世界体系结构中居于有利位置的核心国家向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输出资本，而劳动力资源则反向流向核心国家。 [7] 双层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本地居民所不愿意从事的低技术和低工资工作岗位，会由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外来移民所承担。由于发达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移民流会被持续推动。 [8]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移民是劳动力供需不平衡的产物；从微观角度来看，作为谋取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会对移民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考量，以决定是否移民。新经济迁移理论则将微观研究对象从移民个体转移至家户，认为移民活动是由作为组织和核算单位的家户决定的，其目的是保证家户整体的收入最大化及风险最小化。 [9] 移民社会网络理论强调了移民行动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认为新旧移民之间、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引发移民行动的重要因素。通过社会网络的运作，移民获得了有关移入地的信息、降低了行动成本与风险，增加了收益。 [10] 与社会网络理论紧密相关的累积移民理论认为，外来移民将会为未来的移民提供便利，持续的移民行动将嵌入移出地社会的文化中，鼓励特定人群的移民活动。 [11] 移民活动也对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外来移民改变了移入地社会的族群构成，由此产生了有关同化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争论。 [12] 移入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外来移民的重要性，外来移民将获得更多公民权利和经济与社会援助。 [13]
在民族国家体系下，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观察视角和研究手段，移民群体往往被视为能够给国家和地区带来财富、繁荣的劳动力资源，呈现出的更多是功利主义的理性行动者面向。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14] 移民群体的社会文化与移民个体的惯习仍是显著的文化表征符号，而对移民群体社会文化特征的记录和表述，可以上溯至西方文化的缘起之时。
（二）“流散族群”与现代世界体系
作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地中海地区位于欧、亚、非洲大陆间的交汇处。围绕这片陆间海，不同政治、文化与经济体之间的交往异常活跃，周边各民族的迁徙异常频繁。在民族形成阶段，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就非常容易地进入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其文明刺激了腓尼基人和希腊城邦国家对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开发，使得本地区通过海上贸易和移民活动紧密相连。 [15] 作为西方文化的源泉，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中的移民活动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历史情感和文化传统，它们都与一个词汇“流散族群”（diaspora） [16] 相关。
“流散族群”（diaspora）来源于希腊语（διασπορá、διασπεíρειν），由διá（dia-“分散”）与σπεíρειν（to scatter“播撒”“播种”）构成，最初意指植物学中种子播撒各处的现象，后被用于表征人口的迁移和流布。 [17] 古希腊人用其来表示古风时期（殖民时期，公元前8～前6世纪）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积极地向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地区进行殖民和移民。 [18] 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公元前3～前2世纪），在希伯来手写本圣经被翻译为希腊语的过程中，diaspora始见于《旧约·申命记》第28章，上帝警告犹太人若不服从，不遵律法，将会流离失所，漂泊于万国，散居在万民之中。公元前597年和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两次占领耶路撒冷，犹太王国灭亡，大批犹太人被掳掠至巴比伦城，成为“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公元135年，第二次起义后被罗马皇帝哈德良镇压后，犹太人从此散落于万国之中。 [19] 首字母大写的Diaspora便被用来表征在“巴比伦之囚”后，被迫远离故土，散居于非犹太人（Gentiles）中的犹太人及其定居点。
从diaspora的词源与语义流变可见，两希文化对于移民行为的认知，为后来更大规模“世界体系”的塑造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化传统。这表现在1.在当时以地中海地区为中心的活跃且开放的“世界体系”中，人们借用植物学中种子播散和繁衍的意象，使得移民活动与意图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然法”权威，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2.两希文化传统下的移民活动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遭遇和情感体验：一是古希腊人通过劫掠、征服、贸易等手段向外不断殖民，具有积极、自主和开拓的精神内涵。二是在神意裁决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压迫下，犹太人四处漂泊，流离失所，有家难回的难民遭遇，具有宗教、乡愁和归乡的情感；3.两种不同的移民历史与经验惯习对欧洲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之后新“世界体系”的形成贡献各异。古希腊人以地中海为中心向海外探索、贸易和殖民的经验，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后被亚平宁半岛上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国家继承。西、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继之而起，在商业资本主义的激励下将西方势力扩展至全球范围，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四处流散的犹太人却在欧洲各地遭受了歧视甚至是迫害，其悲惨遭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在近代民族主义者看来，各地犹太人通过历史记忆、宗教信仰和仪式规范来建构身份认同，避免被定居地的主流社会文化所同化，保持了对家乡故土的忠诚与回归复国的热情。这个即使在长期失去共同居住家园后，却依然通过将散居各地的群体想象为一个具有共同血统、共同宗教信仰和共同心理情感，并期望重归故里的“犹太民族”无疑是近代民族主义所想要宣扬的绝佳例证。 [20]
两希文化中的不同移民实践及文化意象，为16世纪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被发明”的传统文化资源。 [21]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殖民者的活动几乎无处不在，工商业资本主义席卷全球，强调具有共同血缘、共同语言、共同领土主权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开始了对远方帝国、王国、酋邦的改造过程。吊诡的是，移民及其意象既是形塑现代世界的重要力量，也是现代世界矛盾的主要源头之一。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社会和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与剥削，虽然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详细论述和批判，但在文化领域，“东方学”对殖民地文化的遮蔽、曲解和凝视还在继续被后殖民主义学者们所解构。移民是刺激民族主义兴起的源头，却内在反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工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现代民族意识的开创者并不是生活在欧洲主流社会，而是出生在美洲的欧裔移民克里奥尔人（Creoles）。与此相似的是，犹太复国运动者积极塑造犹太民族和国家 [22]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是在海外流亡的革命者和华侨群体中兴起并输入中国。 [23] 但是，移民群体中兴起的民族主义也造成了至今难以解决的巴以问题、二战后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对华侨忠诚度的质疑与排华事件。作为一个由欧洲移民创建的国家，美国至今仍要面对国内各族裔的身份认同问题。 [24]
（三）“流散族群”与全球化
20世纪50～60年代之后，伴随非洲反殖民和独立运动的兴起，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将早期非洲奴隶类比于饱受凌辱、四处离散的犹太人，采用了African Diaspora（非洲裔流散族群）来称呼非洲裔美国人。 [25] 此后，出现了亚美尼亚流散族群（Amenians Diaspora）、巴勒斯坦流散族群（Palestin Diaspora）、海外华人流散族群（Chinese Diaspora）等指称。这些包含有Diaspora的指称超越了专指犹太人族群和犹太教的神学意味，包括了一些曾经辉煌的古代文明，后来因遭受战乱、侵略和衰败而被迫流散各地的流散族群。为进一步厘清流散族群的内涵，威廉·萨夫兰提出了界定流散族群的标准：1.流散族群成员或是他们的祖先已经从一个特定的“中心”（center）流布到两个或更多的“边缘”（peripheral），或是国外和其他地区；2.流散族群成员保持了对故乡地理位置、历史和成就的集体记忆、想象或迷思；3.流散族群成员相信他们没有完全（或许不能）被现居地社会接受，因而感觉部分被疏远和隔离；4.流散族群成员认为祖先的家园是真实和理想的。时机一旦成熟，他们或后裔将（也应该）返回故乡；5.流散族群成员认为，他们应共同致力于保持或恢复故乡的安定与繁荣；6.流散族群成员持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与故乡保持联系，他们的族群集体意识和团结很大程度上是被这种联系所定义的。 [26] 威廉·萨夫兰提出的六条标准并不一定会在一切自称或被称为流散族群的所有成员身上都得到体现 [27] ，詹姆斯·克利福德甚至认为即使是流散族群的典型代表犹太人也不能完全符合这六条标准。 [28] 因此，在被广泛接受的基础之上，威廉·萨夫兰对流散族群的定义被不同学者所修订。如上所述，移民主体本身就包含了主动与被动两种不同的行动意愿，但不同行动意愿所导致的移民活动都最终形成了居于故土之外，对故土具有归属感和热爱之情的族群。因此罗宾·科恩认为，以侵略或是获取资源为目的的移民也应包含在散居族群之内。他根据流散群体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了受害（victim）、劳工（labour）、帝国（imperial）、贸易（trade）及文化（cultural）等五种流散族群。 [29] 因此，李明欢教授认为“广义上的‘散居族裔’研究可以将后冷战时代所出现的移民、难民、流亡者和外出打工者等类型的‘散居族裔’全部纳入其中”。 [30] 因此，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看，diaspora可以指那些身在异乡却与家园保持联系，在居住地保持文化上“他者性”（otherness）的族群。在使用、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中，Diaspora从原来的特指（即具有悲惨遭遇的犹太人群体）不断发生移动、变异和适应，成为流散之“流散”。
作为能指的Diaspora，其所指内容的不断移动和变迁，与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迅猛发展的趋势相关。现代化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出现，使得移民逐渐摆脱了过去一旦离乡就有可能与故土诀别，音信难觅，永居异域的情况。移民与故土联络的不断增强，使得同化政策和熔炉理论失去市场，民族国家间的“国界”变成了移民随时可以进行跨越的“地标”，移民的国家认同徘徊不定。因此，阿尔君·阿帕杜莱称：作为全球化新时空中的基本特征，除了技术景观（technoscapes）、金融景观（financescapes）、媒体景观（mediascapes）、思想景观（ideoscapes）之外，在国家间不断流动和迁移的各种人群（包括了旅行者、移民、难民、流放者、客工以及其他流动的群体和个人）也构成了族群景观（ethnoscapes）。 [31] 全球化时代，移民频繁穿越国境，制造故乡与居住地之间的跨国社会场域，构建紧密联系的跨国社会结构，形成流动和复杂的身份认同等现象成为了移民“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ism）所关注的对象。 [32]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开始逐渐远离过去“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悲伤情愫，转变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自由心境。“跨国主义”移民的出现，反映了在全球流动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的同时，民族国家的主权与边界观念、公民权利和文化身份认同和都在不断遭到挑战，而这一过程尚在加速进行中，时间的骰子尚未落地。
三 移民与“天下”体系
（一）古汉语中的“移民”意象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移民行动与族群身份认同的产生、族群边界与他者意识的兴起和华夏天下体系的形成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相较于两希文明中移民的两种不同面向，古汉语中的“移民”主要指政权机构使用政治和军事力量对人口进行有计划地迁徙，其目的是寻求确保政治中心与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塑造政治正统性与合法性。东汉学者许慎将“移”（移）字释为“禾相倚移也”。宋代学者戴侗认为“移，移秧也。凡种稻必先苗之而移之，迁移之义取焉”。 [33] 清代学者段玉裁却认为“倚移，联绵字，叠韵，读作若阿那”。段氏将“倚移”释为联绵字，认为由于禾苗本质柔弱，相互依叠，所以“倚移”指柔顺、柔弱的状态。段氏认为，后人误将“移”作“迁移”之意，而根据《说文》，自此之彼，字当作“迻”（迻）。 [34] 段氏认为“移”字本义与“移动”无关。稍晚的清代学者徐灏却同意戴侗之说，称“禾苗茂密乃移种之。戴说正所谓相倚则移也”。 [35]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字义与国之根本的农业联系起来并不奇怪，并且还显得顺理成章。
相较于对“移”字的争论，对“民”字的解释就较为一致，“民”甲骨文为
“民”原意为地位卑贱之奴隶，又被比喻成自然生长、质朴无文的草木植物，与具有人工栽培之义的“移”字搭配，“移民”自然具有以下意象：具有技艺与文化的圣王按照自然和社会规律对粗鄙无文、狉狉蓁蓁的黎庶具有教化、指导和管理的责任。相对于圣王之主动性，黎庶是处于消极和被动地位的。黎庶应在圣王指导下，进行迁移活动。中国古代的“移民”概念虽然与希腊文化中的“diaspora”一样，在观念的发生学意义上都具有植物发育和成长的意象，但相对于“diaspora”中的自由散播和自然扩散意义，“移民”更强调在政教合一的权威安排之下所进行的迁移活动。
（二）“移民正统”与“天下”体系
圣王对黎庶的迁移和定居进行指导，其目的和意义有二。其一，通过安排迁徙和移居，实现顺天应人与政通人和，如《周礼·秋官·士师》“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 [42] 《管子·四时》：“其时曰冬，其气曰寒……五政曰：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 [43] 其二，通过迁移，进入天下体系的核心区域，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如伏羲曾率领部族长期游移于河南淮阳到商丘的平原上； [44] “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 [45] “帝尧始封于唐……后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 [46] “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47] 在先民记忆和历史典籍中，圣王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移民，达到稳定政治、安抚人心与震慑远近之目的，而圣王们移民的地点（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与禹都安邑）和区域（“三河”即河南、河北南部与山西西南部），逐渐形成了后来华夏聚居的核心区域。“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48] 作为古代政治和文明中心的“中国”能够得以形成，与移民活动密不可分。
早在夏代，“三河”地区尤其是“河洛之间”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地区 [49] ，故《说文》释“夏”（夏）为“中国之人也”。 [50] 按照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商王族所属的东夷族群聚居于东方。 [51] 自始祖契至成汤，商王族经历了八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成汤在击败夏王朝之后，定商都于亳。成汤至盘庚之时，商都复五迁，最终定都于“殷”，“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52] 《诗经·商颂》有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53] ，正是通过历次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及部族迁移活动，商王朝建立了政权的合法性。继承商王朝的周王族同样经由征服和移民行动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周王族始祖后稷之封地在邰，其子不窋被迫逃入戎狄之地。公刘为部族首领后，“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54] 并率众迁至豳。古父亶公率众迁至岐山以南的周原，为文武二王的崛起和东进灭商奠定了基础。“渭水民族”周人势力的东进，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迁移，更是传统政治文化中“天命”流转的表征。通过军事征服和分封移民活动，周王朝继承了商王朝的正统地位和统治合法性，创造了以丰镐（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核心地带（即“中国”“诸夏”“天下”），并将此外视为文明程度逐渐降低的四海之外的四夷（即蛮、夷、戎、狄）。彭兆荣教授将客家的移民历史与经验归纳为“移民正义”， [55]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围绕“天下”体系的建立、继承和选择或可称之为“移民正统”。
随着秦汉两朝的兴起，王朝疆域不断扩张至农业社会文化所能覆盖与影响的极致，使得将中国与四夷囊括在内的更大的“天下”体系具有现实政治实体的依托。在“天下”体系之内，判定统治合法性与正统性的关键，不在血统与种族，而在统治集团的礼仪规范性、道德崇高性及其所表征的“天命”，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56] 故韩愈有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57] 因而，自秦汉之后，南下移民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部落往往采用儒家“天命观“和”华夷之辨”进行辩护，求得统治正统性与合法性。可以说，在部落联盟时期与三代，在圣王率领下的“诸夏”移民活动产生了与地理方位和礼仪文化具有强烈联系的“天下”体系和“大一统”观念，而这又为后来其他族群的军事和政治移民活动提供了政治文化资源。那些不愿意承认异族统治正统性与合法性的人只能选择远避海外或归隐山林，在身体或精神上进行“移民”从而变为“遗民”。
除了入主中原以求得统治正统性与合法性外，移民活动既是古代中国族群互动的结果也是形成族群边界的动力所在。王明珂教授认为，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300年间，在中国的北方边界，由于环境变迁的影响，黄土农业边缘人群逐渐放弃农业生产，迁离故土，最终选择“移动性”生计手段（游猎、游耕、游牧、贸易和掠夺），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游牧社会。 [58] 在中部和南方，随着王朝势力对地方控制逐渐加强，苗、瑶、畲等族群逐渐向南方边界各地移民，进入高山与谷地中，形成少数民族的移民社会。不同族群在各个方向的移民活动使得族群边界得以最终形成。
（三）西潮东渐中的华人移民
在秦汉两朝基本奠定中国领土疆域、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基础后，移民活动主要是由官方控制和主导的“移民实边”与“移民通财”，其目的是将人口迁移到边疆去进行军事防御、平衡人口和降低灾害。 [59] 在正常状态下，以个人和家庭的自愿移民在“编户齐民”的政治管理体制和“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文化之双重制约下并不常见， [60] 这从移动频繁甚至定居异乡的“商人”位居古代四民之末可见一斑。 [61] 但若发生自然灾害、外族侵略和经济危机等情况，以“流民”“遗民”等形态出现的人口迁移现象则多有发生。
在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建立后，个人或家庭的自愿“移民”难以实现，能够相对自由移动甚至穿越边界的当属僧侣和商人群体，但居留异邦不归者为数较少且多非自愿。在15、16世纪，东西方文明最终发生碰撞的时候，这种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即使明清两代为肃清边界盗贼匪患、海外敌对势力而推行“海禁”政策，但仍难以遏制16世纪后西方商人与殖民者在南亚和东南亚各地迅速扩大贸易网络，吸引东南沿海地区的“华商”出洋参与更大范围内的商品交换。18至19世纪，西方在各地的殖民政权建立后，人数规模更大的“华工”来到东南亚、美洲和澳洲的种植园、矿场劳作，尽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未有移民的愿望，但由于经济、交通条件的限制而终生流寓。19世纪后期，航海与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得东南亚的“华商”与“华工”可以相对自由地返回故里，与故乡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华商”与“华工”的身份遂转变为“华侨”， [62] 公认并自认侨居海外但心系故土，终将返归中国。 [63] 二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兴起、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同华侨民族主义之间渐生罅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与冷战铁幕落下之后，海外华人只能在回国定居、再度移民或是入籍当地中进行选择。迨至冷战终结，全球化兴起，民族国家体系受到现代通讯和交通等科技的挑战，移民不再是过去被迫远离故乡，有家难回的奥德赛（Odysseus）式浪子，而是去留随意，行走各方的辛巴达式（Sinbad）旅客，伴随着这一趋势的则是“华人经济网络”的出现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华人“新移民”浪潮。
四 开平碉楼与村落：移民的文化遗产
即使是迁移中的移民也离不开房屋居所，移民对房屋居所的设计和想象来源于在不同社会与文化系统间穿行的经验与思考。 [64] 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开平市的“开平碉楼与村落”是具有国际移民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开平碉楼与村落”所包含的四个遗产片区分别处于赤坎镇（三门里村落）、塘口镇（自力村落与方式灯楼）、百合镇（马降龙村落群）和蚬岗镇（锦江里村落）。由于开平位于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县交界处，自明末至民国期间，一旦社会整体环境出现动荡，开平就出现治安恶化、匪盗猖獗的局面。加之开平腹地位于潭江中下游，地势低洼，每逢夏秋之时，水患极易肆虐。为抵御匪盗和躲避水灾，最迟于16世纪60年代开始，当地村民便开始在村后台地上建楼。因此，作为一种民居建筑样式，开平碉楼的功能主要在于防御匪盗、洪涝和家庭居住。开平碉楼的主要类型有闸楼与更楼（灯楼）、众楼和居楼。闸楼建在村头或村尾，更楼建于村落外，均用于放哨警报；众楼由全村或数户村民集资建造，为临时御匪避灾之用；居楼则兼有防御和居住功能。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与村落”，是当地人民在清代中后期纷纷前往东南亚、北美和澳洲务工并进行移民活动的产物。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开平人就已经在东南亚的橡胶园、锡矿中工作，甚至定居。迨至19世纪50年代后，北美洲的金矿开采、铁路和运河建造等工程急需劳工，开平人便父携子、兄挈弟甚或举家前往北美务工谋生。开平的移民劳工人数众多，也因此与临近的新会、台山、恩平、鹤山并称为“五邑侨乡”。这些在美洲辛苦致富的开平华侨转而将资本用于在故乡买地、建房和成家。因此，在民国建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大批碉楼出现在开平各处村落当中，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侨通过汇款进行建筑的。
由于推动建造碉楼的是华侨群体，碉楼的设计也大多是这些耳濡目染了欧风美雨的移民所主导的。由于大量延聘了外国或广州等地设计师进行设计，因此碉楼在设计理念上广泛采用了各种西式建筑风格艺术。绝大多数开平碉楼的上部造型采用了西式回廊、平台和护栏设计，将希腊柱廊、古罗马柱式、中世纪欧洲城堡的圆柱体岗塔、罗马或伊斯兰的拱券和穹隆、哥特式的尖拱、巴洛克风格的山花、洛可可特征图案以及卷草、涡卷、缨珞等西式装饰小品汇聚于一体。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绝大多数碉楼使用进口水泥（俗称红毛泥）、钢筋等建材为主料，以钢筋混凝土的樑板结构、拱券结构和悬挑结构技术取代传统砖木结构、斗拱结构技术。 [65] 但碉楼的设计、装饰和用料又非全然西化，比如开平传统的民居样式主要是“三间两廊”式，碉楼的平面布局就基本上保持了厅堂居中、厢房在两侧的传统格局。在装饰上，碉楼在大量运用岭南乡土的灰塑传统技艺，中式的“喜”“福”“寿”“禄”字形、荷花叶、中国结、金钱、龙、风等图案题材与卷草、鎏苏、盾等等西方装饰纹样并置。在建筑内部“神圣空间”布置和陈列上，碉楼也体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如供奉祖先牌位、观音菩萨和孔雀公主的神龛，是由龙、凤、麒麟、喜鹊、鹿、梅花、竹木雕与罗马柱、拱券或伊斯兰尖拱结合的混合造型。 [66] 虽然碉楼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空间杂糅了中西建筑和工艺特色，但作为整体的“开平碉楼与村落”又较好地契合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堪舆学说。比如遗产片区的村落多是倚山、面水、前祠、后楼的设计布局，可谓“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有些位于低地的村落更是借碉楼为“靠山”，来实现“背山面水”的建造模式。
开平碉楼的建筑与装饰还体现出了移民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引介和示范作用。多数开平碉楼都竖立有旗杆，用于在中华民国“双十节”、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悬挂国旗，并将青天白日图案用作碉楼外墙和内部天花的装饰素材。 [67] 一些碉楼楹联上书“共和构造，世德流传”“中外同风，世界文明”“风同欧美。盛妣唐虞”等等，就连神龛对联也书“宗功伟大兴民族，祖德丰隆护国家”“共和”“文明”“民族”“国家”等这些由日人通过汉字、古籍进行转译的“洋词”就这样被放置在华侨日常居住和“神圣空间”中。可以说，“开平碉楼与村落”体现了华侨通过移民活动，以自身为主体主动吸纳、接受和改造欧美文化，继承、发展和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
村落中的碉楼
中西合璧的开平碉楼
综上所述，移民是影响人类社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看似坚固和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来源、系统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文化的传播和适应都离不开人类的迁移活动。对移民现象的历史与发展进行研究，将有力挑战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传统社会科学分析框架，质疑将“国家”“社会”“民族”“文化”等同起来的理论与概念，打破“反认他乡是故乡”的迷思。研究具体文化遗产的创造者、继承者和发展者的迁移与定居历程，则可为文化遗产勾勒出清晰与完整的知识谱系，赋予其鲜活的生命经验与情感体味。
[1] Lee，Everett S.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1966 Vol.3，No.1：p.49.
[2]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3] Nicholas，Wade Before the Dawn：Recovering the Lost History of Our Ancestors.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06. p.12. p27.
[4] 例如，西敏司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现代性诞生初期，英国殖民者通过向美洲加勒比殖民地输入非洲奴隶进行蔗糖生产，使得蔗糖从原来权势者的奢侈品成为低廉大众消费品的过程，展示了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全球范围内人口与物品的大量和广泛流动所造成的世界市场与全球化趋势。参见（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6] 参见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7] See Wallerstein，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4.
[8] See Massey，Douglas S.，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3 Vol.19，No 3：pp.431-466.
[9] See Massey，Douglas S.，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3 Vol.19，No 3：pp.431-466.
[10] See Rivero Fuentes，Estela Engendering Migrant Networks：The Case of Mexican Migration. Demography. 2003 Vol.40，No.2：pp.289-307.
[11] See Massey，Douglas S.，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3 Vol.19，No 3：pp.431-466.
[12] See Alba，Richard Immigration and the American Realities of Assimil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Sociological Forum. 1999 Vol.14，No.1：pp.3-25.
[13] See Levitt，Peggy and Rafael de la Dehesa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tate：Variations and Explan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03 Vol.26，No.4：pp.587-611.
[14]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5] 王赓武：《华人与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16] 国内有关diaspora概念的译名主要来源于文艺学与人类学两大领域。在文艺学领域，diaspora有“离散”“漂泊离散”“流散”“飞散”“散居”“散居族裔”和“移民族裔”等多种译名，各侧重其不同内涵；在人类学领域，则以“离散”或“流散族群”两名更为常见，本文采纳李明欢教授的译名“流散族群”，强调移民作为特定族群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与意象。参见汪金国、王志远：《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
[17] 张冲：《散居族裔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8] 丰云：《论华人新移民作家的飞散写作》，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页。
[19] 施罗默·桑德认为，罗马人将犹太人驱逐出朱迪亚地区的历史并非真实，尽管这段“历史”被大众普遍接受。参见（以）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岽兴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2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15世纪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小说、报纸等出版物的流行和行政语言的推广使得民族边界得以形成并巩固下来，造就了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很早就失去家园故土，主要依靠宗教经典、语言文字和仪式习俗等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犹太民族”可能比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要更早具备“民族”的雏形，安德森将其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在施罗默·桑德看来，“犹太民族”和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一样，也是在19世纪整个欧洲民族主义崛起和发展的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新的历史编撰而形成的。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以）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岽兴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21] 参见（英）霍布斯鲍姆 、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8～62页。
[23] 王赓武：《华人与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218页。
[24] 参见（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25] Shepperson，George The African Diaspora or The African Abroad. African Forum. 1966 Vol.1，No.2：pp.76-93.
[26] Safran，William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991 Vol.1，No.1：pp.83-84.
[27] 威廉·萨夫兰的六条标准与社会人类学有关国民性格的研究相似，批评者并不必将研究者通过抽象所归纳与演绎出的结论，看成是每个具有资格的群体成员都必须具备的充分必要条件。不妨采用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家族相似”概念对其进行理解：在一个家族中，每个成员都和其余的成员具有或多或少的相似特征，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长得像”，但并不意味家族所有成员都具有某一或多种共同的体貌特征。参见（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28]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4 Vol.9，No.3：pp.304-307.
[29]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 New York：Chelsea，1994，p.18.
[30] 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
[31] See Appadurai，Arjun 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Public World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pp.33-37.
[32] See Nina Glick Schiller，Linda Basch，Cristina Blanc-Szanton，eds.，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Race，Ethnicity，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New York：Academy of science，1992.
[33] （宋）戴侗：《六书故》，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页。
[34]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页。
[35] （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二）卷七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3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37]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0页。
[38]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39]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0页。
[40]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3页。
[41] （西汉）贾谊：《贾谊新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42]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4页
[43] 《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版，第221～222页。
[44] 安介生：《民族大迁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45]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9～10页。
[46]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5页。
[47]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页。
[48]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裴骃集解引刘熙之语，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页。
[49] 安介生：《民族大迁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50]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51] 雷颐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240页。
[52]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2页。
[53] 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页。
[5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2页。
[55] 彭兆荣：《移动正义：客家政治文化结构中的核心价值》，《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56] （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3页。
[57] （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58]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98页。
[59] 王赓武：《移民与兴起的中国》，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版，第18～19页。
[60] 汉族中的客家是中国较为特殊的移民群体，移动性乃是其文化历史结构和身份认同的依据。参见彭兆荣：《移动正义：客家政治文化结构中的核心价值》，《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61]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参见《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版，第129页。
[62] 据庄国土教授考证，“华侨”最早见于1883年郑观应呈交李鸿章的《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合同》一文。参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63] 王赓武：《移民与兴起的中国》，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版，第23～27页。
[64] 人类学对房屋居所同自然环境、社会组织、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亦甚为关心。人类学对房屋居所的研究可上溯至路易斯摩尔根对美洲土著房屋、莫斯（毛斯）对爱斯基摩人家屋的研究，探究房屋居所与自然环境、社会组织和升级类型的关联。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与布迪厄则将房屋布局视为反映独特文化类型宇宙观和文化价值的社会事实。参见（美）摩尔根：《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李培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法）马塞尔·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Lévi-Strauss，Claude The Way of the Mask.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65] 张国雄：《从开平碉楼看近代侨乡民众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接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66] 张国雄：《“开平碉楼与村落”的遗产属性与保护措施》，《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
[67] 张国雄：《从开平碉楼看近代侨乡民众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接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