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

一般而言，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所构建的社会信息的运行系统。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人类各族群的文化，以某种媒介物为载体，经由某种传播渠道，由文化源地向外不断辐射，由一个社会群体传播到另一个社会群体，并形成社会群体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可见“传承”与“传播”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方式，“传播”自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文化遗产的传承，本身就是文化遗产信息经由传承人代代相传的传播过程。传承人体悟文化遗产信息的内在过程，可称为文化遗产信息的内向/自我传播；文化遗产项目师徒传承的方式，是文化遗产信息的人际传播过程；文化遗产项目所属文化群体实践文化遗产项目的过程，可称为文化遗产项目的群体传播；文化遗产的展演，可称为文化遗产信息的组织传播；通过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对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的传播，可归类为大众传播。传播，是社会关系内部的一种凝聚力，但是它同时又是无法窥见、没有明确和固定的表现形式。在特定的关系结构中，传播行为是可预见或重复出现的，并且对该关系结构具有不易观察到的影响 ^[1] 。因此，由传播展开的文化遗产的传承，文化遗产信息在传播者的选择、传播内容的编码、传播渠道的选择、传播过程的噪音影响、接收者的解码与传播效果的反馈等在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遗产信息的误读与还原，直接影响了文化遗产传承的原真性、完整性，如何传播，也成为文化遗产传承的基本要务。

一 “传播”的西方知识谱系

从词源上看，communication（传播）是一个历史丰富的词汇，其词义经历了由“交流”向“传播”的衍生过程。communication来源于拉丁语communicare，意为告知、分享、使之共同，该词在14至15世纪进入英语，其词根为mun-（not uni-），与英语的丰厚（munificent）、共享（community）、意义（meaning）和德语的礼俗（Gemeinachraft）等词有联系。拉丁语的munus和公开奉献的礼物及职责有联系——包括角斗表演、献礼和祭礼。在拉丁语中，communicatio不表示符号所指的人际联系，也不暗示互相承认的某种希望，而且丝毫没有心灵之所指的意思。一般地说，communicatio和具体的可触摸之物有关系。在经典的修辞理论中，communicatio是一个表示风格的术语。 ^[2] 而communication在英语里主要有三个意思：给予或告知（imparting）、迁移或传输（transfer or transmission）、交换（exchange）。

直到20世纪20年代，communication才获得“传播”的意义。在此之前，其意义主要是“交流”。大体上说，所谓“交流”是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和点对面的信息流动。这个点对点的互动可以有多种形式：一人对一人的交流可以是面对面的对话，也可以是不用言语的其他交流，比如爱欲对爱欲的交流、心灵对心灵的交流，还可以是书面、电话、电报、电子邮件等形式的交流。点对点的交流多半是一对一互动的交流。一人对多人的交流是书面、广播等形式的“交流”。这样的“交流”多半是单向的“交流”。彼德斯把这种单向的“交流”叫做“撒播”（dissemination）、“散播”（dispersion）、“迁移”（transfer）或“传输”（transmission）。 ^[3] 20世纪20年代，传播理论出现了五种互相缠结的视野：交流是公共舆论的管理、交流是语义之雾的消除、交流是从自我城堡中徒劳的突围、交流是他者特性的揭示、交流是行动的协调 ^[4] 。

（一）传播的“传递模式”和“仪式模式”

在西方，communication以“传播”身份进入公共话语时，就诞生了两种传播观：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息从一端传递到另一端，传递观中的“传播”是一种信息得以在空间发布和传播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仪式观则将传播一词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及“拥有共同信仰”（the possession of common faith）相关，仪式观中的“传播”并非只指信息在空间的扩散，还指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只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还指共享信仰的表征 ^[5] 。

传播的传递观，主要体现在大众传播领域中。大众传播是专业群体通过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传媒机构，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且分布广泛的受众提供符号化内容的过程。大众传播的最初动机，是要通过信息的传递，对教育、宣传、电信、广告、公共关系和人际关系等领域进行影响或控制，有关的传播研究，也起始于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实验、调查问卷、统计等研究方法的进展，为早期大众传播及传播研究提供了综合性的解决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传播的科学性、效率和效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发送者—渠道—讯息—接收者”的简单传播模式迅速得到了修正。对传播“反馈”概念的重视，使传播从“简单的线性模式”转向“非直线性认识”，人们认识到典型的传播开始以一种循环的、重复的和螺旋式的方式进行 ^[6] ，接受者也并非早期传播“刺激反应论”、“魔弹论”、“皮下注射论”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是有选择性地接受、理解、解释和记忆传播信息。判断传播成功与否的标志，也从传播者的意图，逐渐转向传播的互为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因为传播包含着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与解读，而传播就像一场谈判，其结局——控制与否——往往难以预测，大众传播的“受众中心”（audience-centred）学派也由此开始了发展，作为“译码者”（decoder）、读者和主动的受众观念得到强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传播研究，其焦点不再集中在大众媒体对意见、态度和行为的直接影响等问题上，而更重视传播对受众长期的、间接的社会化或意识形态形塑的过程，以及由于媒体对各种社会环境的不同关注度而形成的传播效果问题。如今，正在兴起的信息社会和国际传播，将大众传播与其他传播类型的界限逐渐打破，“传播者”与“接受者”作为一个群体界限的边缘也逐渐模糊，媒介融合技术背景下自媒体的勃兴，在考验媒介政策、体制、伦理的同时，也使“传播”成为这个时代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传播的仪式观，是对传播线型模式和单向传递过程反思之后的理论发展。仪式视野的传播，认识到了人类传播的互动、反馈、解释性等性质，以及社会环境对传播过程的重要性。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1975年首次对“传递”或“输送”的传播模式提出了激烈的挑战。他指出，传递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远距传送符号以便控制”，其隐义包括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因果关系和单向流动。而“仪式性”（ritual）传播，即“传播包含了分享、参与、社团、伙伴、共同信念等意思。仪式传播并不直接涉及讯息在空间维度的延伸，但与社会在时间维度的维系；并不是发布信息，而是再现共享的理念” ^[7] 。在仪式视野的传播观念中，仪式或表述（expressive）传播取决于信息共享的理解和情感，传播不是有意图的工具，而是欢庆、习俗、装饰，并且传播通常需要带有某种“表演”的元素，以使传播过程得以完成。

1948年拉斯韦尔提出的的传播5W模式及其所对应的传播过程和基本元素

（注： （图片来源：（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8、34页。））

1970年的德福勒传播模式，发展了香农—韦弗模式，考虑了反馈的因素

（注： （图片来源：（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8、34页。））

1981年罗杰斯和金卡特提出的传播的融合模式，强调了传受双方的理解

（注： （图片来源：（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8、34页。））

仪式传播的讯息通常是隐义和含糊的联想和符号，这些传播内容并不是参与者（传播者、受众）选择的，而是传播的文化中已经包含的。在仪式视野的传播中，媒体（媒介）与讯息（信息）是合二为一的，仪式传播有一种“动态中的静态”表征，仪式传播是动态表征，而其传播内容是相对无时效性和无变化的静态表征，其模式可用“圣诞树”模式（上图）来表示。圣诞树在天主教文化里象征着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欢乐、喜庆和伙伴的意义和观念。虽然这些含义是朦胧的，各地区的具体理解也略有所不同，但是却显然没有任何工具性目的。下图中，圣诞树上的装饰图（蜡烛）既是媒体，也是媒介，还是符号化的讯息（信息），而其传播的表演成分体现在圣诞树的装饰、摆放的位置和圣诞节的相关的仪式来实现。用此模式来比照其他仪式性传播的事件，其分享功能是由一系列事先编排的动作、图像或文字（如宗教仪式、国事聚会、人生礼仪）来扮演。仪式性传播本身的“非工具性”，通常被政治传播、广告营销等利用，以国家庆典、阅兵仪式、公益广告等形式，使用某些具体的文化符号或隐义，以仪式性、表达性和参与性因素，来激活和塑造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传统文化意识等内容。

仪式视野的传播的“圣诞树”模式

（注： （图片来源：（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8、34页。））

（二）作为“展示和吸引注意力”的“传播”

除了传播的“传递模式”和“仪式模式”，西方近百年的传播发展中，还有一种模式——传播作为“展示和吸引注意力”，该模式揭示了大众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所具有的经济目的。作为“展示和吸引注意力”的传播，其目的不仅是传递信息，也不仅是表述文化、信念或价值观来团结公众，还通过传播来抓住受众视觉或听觉上的注意力，因此达成传播消费的经济目的，让受众经由传播进行经济消费，向广告商转售受众的注意力。

下图显示了在同一个受众“市场”中，几个消息来源（S）采用不同的传播渠道来展示各自的视觉或听觉讯息（MD），以赢得受众的注意力，提高媒体传播的效果，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视率、更高的广告单价，或更高的回报。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西方在大众传播领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传播模式 ^[8] ，从这些传播模式可以看到，最普遍意义上的传播，总是由传播者（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讯息、信息）、受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传播效果、传播发生的语境、传播内容编码的方式、传播内容解码的方式来构成的。而传播通常是具有某种目的性的，或为了控制，或为了赢利，但传播也是一种意义、情感的交流与分享。

作为“展示和吸引注意力”的传播模式

（注： （图片来源：（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二 “华夏传播”：传播的中国表述

虽然当下中国的传播和传播学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的传播思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传播”的中国表述，以“华夏传播”为特征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创造出造纸印刷等传播技术，发展出独特的礼乐传播制度，还提出了以“诚”等为核心的传播道德思想，为合理使用这些传播技术确立了道德基础” ^[9] 。追溯“传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源流，除了木铎、布告、露布、邸报、小报、小本、旗报、牌报、揭帖、报房等新闻传播媒体，还可以发现诸如结绳、刻木、堆石、立木、岩画、甲骨、金石、帛书、简牍等传播载体；从口述、身体、生活等文化“大传统”中，有成语、谚语、俗语、传说、故事、文身、说唱、舞蹈、服饰、仪式等传播方式，可以说，无论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世俗生活，抑或中国人“琴棋书画诗酒歌”的雅致趣味，均是中国人生活智慧中“传播”关键词的“大传统”视野。

（一）源

源。追溯“传播”的中国表述，传播源自农业文明的播种，引申为信息、物资的传递，相较西方的“传播”，中国人更强调传播“代代相传”的传承性，以传家宝为信物的“传家”观念，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传，本字为“转”，动词，最初表示转动。传的甲骨文为“”，是“”（人）加“”（专，转动），表义为“转递”。金文传多为“”承续了甲骨文字形，有的金文的传为“”，加了辵“”（行进），强调了驿车行经各地之意。其造字的本义为：古人利用驿车，一站一站地转递信件及其他物品。“传”之“用驿车转递信件”之意，常组合为“传播、流传”；扩大引申后，意为“中介传递”，如：置邮而传命。时空引申后，意为“中介传递信息”，常组合为“传递、传热”，再扩大引申，意为“一代代相交接”，组合为“传统、师传”。“传”进行词性引申，即变为名词，可指代“解释经书的著作”，如“六艺经传”；也可指“记述人物的作品”，如“传记、自传”。播，金文为“”，是“”（米，代表谷种）加“”（攴，手持器具）的组合，造字的本义为：用某种器具，在田里抛撒谷种。籀文中播为“”，加了田“”，强调在田里撒谷、育秧。篆文中的播为“”，是“”（手，抛撒）加“”（谷种）加“”（秧田）的组合，强调抛撒谷种。播之“在秧田里抛撒谷种”之意，常组合为“播种、春播”，由其本意进行比喻引申，意为“散布、传开、传扬”，常组合为“播音、传播”。在中国文化中，以传家宝为信物的“传家”观念，以耕读传家、诗礼（书）传家、翰墨传家、孝友传家、清白（正）传家、忠信传家、忠孝传家、忠厚传家等家传方式，将崇文重教、德启人文、诗书继世等传统道德理念，以传家祖训的形式，在中国人的家庭、家族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国文化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

（二）体

体。在文字、印刷体系确立之前，文化传播之载体为“口述”。口述在记录社会历史方面远远先于书写。在我国，传说文字由仓颉所创，《春秋元命苞》说他：“四目灵光，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这个简约的故事透露出一个鲜为人注意的变化轨迹：“仓颉造字”所倚者为原始巫术，包括卜术、邪技、灵异、天象等。换言之，巫术、方技、口诵、歌唱、舞蹈、形体、图画等都可以、也曾经（其实现在依然如此）作为历史记录与传承的方式 ^[10] 。如今我们习惯将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成语、格言等口语传播，以及在书写传统确立之前的结绳记事、刻木为记、堆石为记、立木为记、图画岩画等传播形式称为“原始传播方式”，相对文字传播，语言（口述）是人类使用历史最久远，且最具表现力的传播媒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倡导的“行胜于言”的传播取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显示的“一诺千金”的传播伦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所揭示的传播语言理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提醒的传播规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传达的舆论监督警示，均是中国语言传播的独特智慧，而且人本身（器官）就是媒介本身，可以看成最早的“自媒体”。从“大传统” ^[11] 的文化视野看，人身体的文身、服饰、舞蹈、歌谣、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均是自媒体性质的传播媒介。而之后在各种文化区域出现的结绳、刻木、堆石、立木、岩画、甲骨、金石、帛书、简牍等传播载体，是对人类语言传播进行的延伸和固定。

以新闻体裁观中国之传播，在古代还出现了木铎 ^[12] 、布告、露布 ^[13] 、邸报 ^[14] 、小报 ^[15] 、小本 ^[16] 、旗报、牌报、揭帖 ^[17] 、报房 ^[18] 。以传播载体的材质观中国之传播，以西汉发明的纸为介质的传播，“它有纸草之便而不易破裂，有竹木之廉而体积不大，有缣帛羊皮之柔软而无其贵，有金石之久而无其笨重” ^[19] ，纸写本（手抄本）与以纸为媒体的雕版印刷，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佣书”“经生”就是纸写本（手抄本）文化传播方式的实践阶层，手抄还直接促进了中国书法，特别是楷书的成熟与普及，“洛阳纸贵”的典故反映了手抄文化传播的盛况。隋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将以纸为媒体的文化传播推入繁盛，所谓“日传万纸”，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很快在发展中形成了以官刻、私刻、坊刻、寺院（道观）刻书四大系统为主的巨型出版传播系统，产生了风格多样的各种版本，以及套色印刷、饾版、拱花印刷、版画生产与制作等一系列新技术 ^[20] 。梳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之载体，印玺、封泥、瓦当、金玉书版、碑刻、砖铭、画像石、画像砖、碑拓、印染、月饼模刻、木版年画、少数民族文字等，均是中国古传播载体演进的重要内容。

（三）文

文。文，在中国史前陶片上写做符号“”，是古人用来传达意识的图画性符号，在甲骨文中写做“”，像刀具刻画出来的交错线条纹案，意指：远古人在易于保存的岩壁或甲骨上刻画形象的线条、图案，以记录祭祀、战争、天象等重大历史事件。《诗经》中曰：“织文鸟章，白筛央央。” ^[21] 《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文，错画也，象交文。” ^[22] 可见，“文”字不仅为“文字”，在古代中国，凡是用刀具刻划出来的图画性表义符号，皆可称为“文”，用软笔（中国毛笔）写出来的表义符号，称为“书”。文与书，是中国文化传播一对核心概念。小传统视野中的“文”，主要指“文字”，“汉字”则是中国文字的典型，从殷商一直延续至今，重意会、重形象，以视觉语言的“目治”特征，大大提高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以甲骨文体系为例，自然灾害、疾病、死亡、农事、狩猎、祭祀、战争等殷商社会信息，均以甲骨占卜刻辞之文进行传播，从事巫祝文化信息传播的社会上层，借灵龟之甲的文字和兆纹，与神灵、天地进行沟通，文字，成为天地人三才的媒介物。商周时期，随着青铜文明的进展，金文（铜器铭文、钟鼎文）成为社会信息的传播手段，矢人盘、大盂鼎、毛公鼎等器物，成为国王训诰、册命典礼、政治谋划、方国征伐、田猎宴飨、奴隶买卖、刑事诉讼、盟誓婚媾等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民情等信息的恒久记录工具。当史籀 ^[23] 用规范的汉字形体编写完大篆十五篇后，文字开始从统治阶级内部，扩展为社会成员信息交流的工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通行全国的小篆标准字体，由籀文（大篆）演变而来，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汉字的“大统一”。在汉字的发展历史中，还有古隶（秦隶）、今隶（汉隶、八分） ^[24] 、草书、楷书、行书等书写规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书写（印刷）传播的书体，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部类书籍，中国历朝的官方、私人文件文书，家族谱牒，地域方志等，将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主干（子部、经部为主）、古代知识体系主干（史部、集部为主）、地方社会文化体系主干（方志为主）和地方家族社会组织体系（文件书信、谱牒为主）串联成为中国古代“文”“书”传播系统。

（四）造

造。文化传播，必然附着于某种物化的载体，其材质的独特制造工艺，往往对文化传播的思维范式有深刻影响。中国早期的文化传播载体有陶器、甲骨、青铜器、石刻 ^[25] 、简牍 ^[26] 、缣帛 ^[27] 等，造纸术发明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种文具即笔、墨、纸、砚所组成的“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独特载体。文房四宝与汉字结合，创造了独具中国魅力且历久不衰的书法艺术，其中毛笔性能有硬毫、软毫、兼毫之别，毛笔锋颖有长锋、短锋、中锋的长短之分，毛笔书写字体大小有大楷笔、中楷笔、小楷笔之类别，毛笔书写所诠释的“字如其人”俗语，将文字的字形与中国人的性格、情绪、人生状态、精气神等内在情感、情绪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车、马、为、见”四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字形变化

在现代传播学的学术视野中，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对世界文化的传播具有巨大的贡献。中国的造纸术于公元5世纪传到朝鲜、日本，公元8世纪向西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荷兰、美国先后从1150年至1609年间开始造纸，“在印刷术普及的背后，于中国发端，尔后由阿拉伯人移植到欧洲的造纸技术的发展，满足了文艺复兴时期所需要的大量纸张” ^[28] 。“印刷之父”德国人古登堡（J.Gutenberg）于15世纪发明并开启世界近代印刷时代的“铅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了中国印刷的影响。中国造纸术、印刷术的全球传播，为世界各地书籍的出版印刷，为人类共享文化生活，提供了技术基础。

从文化传播的“大传统”视野看，除了文字、纸张，服饰、礼仪、建筑、声咏等形制，均创造了中国式的传播方式。在服饰的传播中，古人在形制、样式、规格、尺寸、色彩、图纹等方面，赋予了服饰尊卑贵贱、修养品性、风俗变迁、职业身份等观念，通过规定什么人穿戴什么服饰、如何穿戴来传播等级观念，区分社会阶层，标识身份。以冠为例，在先秦各种帽统称冠，殷商人戴圆形平顶缠布帽，周人戴方形平顶圆箍冕。冕板前的流珠，周人规定天子可用12条，诸侯为9条。《管子·形势解》中有“冠者，礼之始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客体，齐颜色，顺辞令。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客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古者圣王重冠，所以为国本也”。并有“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的忠告 ^[29] 。中国历朝服制对礼服（祭祀典礼、婚丧嫁娶）、朝服（朝会场合）、常服（日常办公场合）三大服饰体系均有详尽的形制、式样、尺寸、规格、色泽、图案、配饰的规定，以颜色为例，祭天礼服、玄冕、玄衣，必须用由阳阳五行推衍而来的玄、黄、白、赤、青五色（正色），下衣可用间色。“貌者情之华，服者心之文”，春秋时代的中国人就将人的文化修养、个性品味与服饰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是“礼仪之邦”，周代就已经“大礼三百，小礼三千”，中国古人的“礼之义”和“礼之仪”，体现在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中，祭祀行吉礼，丧葬、吊唁、荒灾慰问行凶礼，出师征伐、田猎比武行军礼，国事朝会、四夷外邦聘见行宾礼。各种“礼”又分为具体仪节，有冠仪、婚仪、相见仪、饮宴仪、丧仪、吊仪、射仪等等种类。上至天子皇家，下至庶民百姓，级别项目不同，礼仪规定各异。这些源自中国人世代交际的生活经验，在以观念形态，口传或成文地在国的典章制度与家的良风美俗中代代相传。

中国的宫廷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同样在用建筑符号在传播中国文化。自商周时期，“高屋建瓴，可制天下”的理念就反映在奴隶主建筑垒于高台之上，以示威仪的实践上。明清北京城则是按照《周礼·考工记》建造，以紫禁城为中心，传递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理念。中国古代的民居建筑，除了满足农耕社会的生活需求，还通过建筑符号、材质、高地、面向等结构元素，宣扬着传统的伦理秩序，将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的“十伦”秩序，落实在居住空间。如四合院正对大门的屋子为正房（北屋），一般盖得高大，供长辈居住，东西为厢房为晚辈居住，东西南房向北呈合拢之势，凸显一家之主的尊严。中国园林建筑传播中国文人思想的媒介符号是山水草木、亭榭廊台，通过“山、水、树、石、屋、路”的空间布局，创造虚实、动静、大小、开合的隐约之韵，效法自然的园林风景，将“天人合一”的道法心境，寄托在文人园林的物镜中。

声咏即利用声音的途径来传递社会信息，中国文化中“声咏”区别于西方一般的口语传播之处在于，早在《尚书·舜典》中，舜就命乐官夔用乐声依咏传播思想，夔大胆设想，以音乐来驯服野生动物，借敲击石磬之声，而使兽类随乐声舞蹈，从此乐声传意的“声咏说”便衍生为传统 ^[30] 。中国人声咏的形式很丰富：打更巡夜，击柝警鼓，可以防盗贼，在军旅中传递警戒之声。周代专门设置了“鼓人”机构，利用不同的鼓声传递不同的信息 ^[31] ，中国传统建筑的“鼓楼”，即有鼓声防盗的设计理念，明清时期更有将鼓声作为一种祥和太平的象征物，故有“太平鼓”之说。《礼记·学记》中有“入学鼓箧，孙其业也”，说明秦汉时已有听到鼓声便开箧取书上课的“上课铃”声。据刘向《列仙传》，汉代已有用箫声来召集孔雀、白鹤的声用实践，巫师专门驯养野禽，使野禽接受人类的信息，为传播服务。 ^[32] 唐人在此基础上，训练鹦鹉、喜鹊、燕子来传播信息。在中国人的声咏传统中，还出现了利用声音捕鱼、计算里程、报时、传达命令、设置障碍、沟通人神等功用。

虽然“制约古代中国传播体制的最重要因素是社会政治结构，秦始皇以前的宗法制、秦始皇以后的独裁集权制，都决定了掌权一族对社会信息的绝对制导权，从来没有形成过地中海国家那种城镇政治领袖、教会牧师、商人阶层三分社会资源、信息资源的情况” ^[33]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丝绸之路、万里长城 ^[34] 、大运河、茶（盐）马古道、郑和下西洋、玄奘西游、鉴真东渡等文化传播路线；中国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之士，因流动自由、职业选择自由、思想观念自由，创造了游说、讲学的传播方式；在教育传播中，有官学、私学和蒙学传播体制，有诲人不倦、闻道在先、以身作则的教师要求，有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在政治传播中，朝廷决策传播（皇帝批示直降有司、御前决策会议、宰相决策会议、百官决策会议） ^[35] 、下情上达（地方上报、各级官吏奏报、皇帝出巡）与监察信息的传播（宪官、御史大夫、御史台/府、监郡御史、谏官组织、巡察、都察院、锦衣卫、密折陈奏制度）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政体的政治传播体系；烽燧系统、邮驿系统、旗鼓指挥系统、通使、檄文、战书、战场喊话、示形、用间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军事传播系统；从事文化交流的方式包括使节的来往、僧人取经、商贸（晋商、徽商、货币等）、战争、手工工匠的往来、留学生的派遣、和亲、移民等；社会广告传播可以从禹铸九鼎，以示天下（《左传》），商周诏书、战国时的令、秦代的制、汉代的策书和诏书，魏晋的露布、官府的批、判和碑志等历史记忆中寻找线索；为达成传播说服之目的，古人创造了谏诤、谈说、游说、劝说、辩说、教化、折冲樽俎（谈判）、训诫等说服方式。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理念，可以归结为以下特点 ^[36] ：1.强调观人，2.强调伦常，3.强调缘，4.强调君子之交，5.强调知心，6.强调人情，7.强调面子，8.强调防人之心，9.强调谦逊忍让。这诸多特点，均以人为核心，天地万物的流转变迁，在中国人传统生活的时序实践中，均能以某种方式调和，使其“致中和”，达到“天、地、人”三才的合一。源自西周时代的“天人合一”观念，在“人与天地合德”的阐释下，是中国人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关键词的内核。“天人合一”的传播内涵，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从西方二元对立的“主客分立”思路中跳脱出来，具有“主体—客体—介体”三元调和的“三维世界观”。

将“传播”的西方理论、中国表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三大国际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定的宗旨对照，文化多样性、文化交流、文化共享是文化遗产存续的主要目的。而文化遗产的传播，不仅是遗产信息的空间传递，更是遗产信息通过传媒渠道，在空间传递基础上，让拥有共同信仰的人类共同体，分享文化遗产，参与遗产保护，共同形塑文化多样性，积极交流，达成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全球伦理” ^[37] 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