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一 档案概说

档案是人类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文字的发明，是档案产生的首要条件，因为“文字的使用，或在石上刻象形文字，提供了文明开始的最适切的标准。倘若没有文字上的记录，历史与文明，都不能说已经存在”； ^[1] 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2] 而斯大林也进一步说过，“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 ^[3] 档案也就应运而生。因此，文字的发明、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成为形成档案的重要条件。当然，作为形成档案主体的人类的活动和领域具有丰富、多元的特点，导致产生的档案也丰富多彩。从对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记载到现今常人生老病事世俗生活的记录，都产生、积累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档案。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是故非活动的事项，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皆非史的范围。” ^[4] 是故，人类社会活动的广泛性，导致了档案记忆内容的繁富多元。

档案作为人类活动的原始记录，能生动再现逝去的历史，因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从现代档案形成的条件来看，档案的前身是文件，是从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因而档案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从档案的作用和功能来看，除管理学上的工具性和参考性外，它还是人类历史、社会的记忆。因此，从人类学的视角而言，档案无遗应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它记录、承续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 档案溯源

从现有的考古学资料和田野调查来看，最早的档案出现于古代东方（the Orient）。古代东方是对古代亚洲、非洲东北部各奴隶制国家的总称，是一个兼有地理和历史含义的概念。从地理上而言，其包括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流域曾经出现过的国家；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它是指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这些地区的多数国家被后来兴起的古罗马帝国占领或吞并。 ^[5] 经过多次的考古发掘，人们在上述区域出土了以楔形文字为记录符号的大量泥板档案、石刻档案、纸草档案、兽皮档案、蜡版档案等原始记录，凸显出该地档案源远流长之历史。大约在5000年前，人类早期文明的使者之一——苏美尔人（Shinar）从山地迁到了作为西方文明重要发源地的两河流域的下游，在从事生产生活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发明了楔形文字。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楔形文字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文字体系，广泛应用于外交来往文件和国际条约。楔形文字的形成，为档案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则使档案的产生有了迫切的必要。 ^[6] 古埃及人也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发明了文字，并在第一王朝以前，史官们便用墨水把文字书写到储物罐上。产生于公元前2000余年的埃及纪年石刻档案——巴勒摩石碑，是现存埃及最古老的年代纪，成为研究埃及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7] 而摩尔根在论述文字与文明的关系时更进一步论及：

从词源来看，在西方，“档案”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文APXEIÓV，意为“官署所在地”。古希腊多将官署机构设在神庙内，作为其时最高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元老院，不仅需要监督法令的执行，而且还肩负着保存公务文件的职责，因元老院设在战神阿瑞斯（Ares）神庙内，由此衍生出了APXEIÓV一词，后来该词在古罗马的拉丁文中演变为ARCHIVUM。我们知道，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其表现之一便是西方国家的语言基本上是从希腊文和拉丁文起源的。希腊文成为斯拉夫语系（Slavic）的发端，而拉丁文成为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西班牙语等拉丁语系（Latin）的起源。这种渊源关系使不少西方语种中的“档案”一词具有共同的词根，发音也十分接近。 ^[9] 而在国际档案理事会主编的《档案术语词典》中，对“档案”的表述也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现象。从“档案”源起于“官署”来看，西方对“档案”价值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与权力相连，将其视为维护政权的有力工具。因此在对其含义进行解释时，《档案术语词典》为档案的含义作了三个方面的解读：一是档案文件；二是档案馆；三是档案库房。 ^[10] 这也导致了当代西方对档案定义的各异，如美国认为，档案是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而法国、西班牙则认为自形成或收到之日起的文件是为档案，档案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财富。

上述对档案的认知与我国对档案的认识明显有不同之处。当然，这与我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和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

作为世界文明起源地之一的我国，早在传说时代就已有了关于文字发端的记载，《荀子·解蔽》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说明黄帝时期的仓颉已创造出了文字，也可以认为仓颉是黄帝时期承担黄帝族文书整理和保管的代表人物之象征。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在作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典型代表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就已在陶器上出现了刻划文字。这些简单的刻划文字不仅具有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和审美的意识，而且也是早期文字的源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 ^[11] 因此，中国档案的源头可溯至距今6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所以到了殷商时期，甲骨档案的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在甲骨档案形成之前，应有较长的一个时期，是文字不断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字的发展总是随着人类知识、经验、智慧的积累不断向前迈进，用文字记录人类思想、知识、经验、智慧的档案的形态和载体形式也不断发生变迁。只是来源于实践、产生于大众之手的文字，发展到奴隶社会时期，为社会上层逐渐垄断，成为彼时统治人民大众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我国悠久绵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学在官府”亦是常态，即便有孔子编订《六经》之举，识文断字也是少数人的专利。如西周时期，史官机构“太史寮”正是由于保存了大量档案，才成为西周的最高学府，贵族子弟学习的重要场所。

从已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来看，商代已有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而商之前的夏是否已有文字存在，尚需新的考古资料来证实，但从其他记载却可推知，夏应该已出现了文字，史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 ^[12] 夏代已有专门管理档案等的史官——太史令，“图法”即文献典籍。我们知道，殷商时期形成的甲骨档案一般多贮存于殷都宗庙的窖穴中，而到了周代则专设天府来保管档案：“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周礼·秋官·司寇）某些重要的档案还更是收藏于“金滕之匮”中；对于其时出现的青铜器及铭文，则被作为“重器”“宝物”或“祥瑞”之物珍藏于宗宙。秦以降出现的大量石刻档案大大丰富了档案的种类，以致演至宋代出现了专门研究金石档案等内容的“金石学”。因为金石铭文正如宋人赵明诚所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13] 即金石铭文可以“证史纠谬”。这种见解后来经郑樵、章学诚等大家的重新推衍与论述，几成定论，这也充分肯定了档案的记忆、凭证与参考的作用。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之建议，下令焚烧六国历史典籍，即“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14] 致使中国先秦时期的档案等文化遗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汉朝建立后，虽汉承秦制，但与秦所不同的是，汉朝特别重视对各类档案等文献的收集、保管，“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15] 这里的“校”即为整理，在汉代，我国的档案、图书等文献并没有明确分开，档案管理与图书管理的工作仍然胶葛在一起。而且汉代还设置了石渠阁、兰台、东观以藏之。一些重要的“丹书铁券”更是藏于金匮石室之中，“天下既定……（高祖）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如淳曰：‘金匮，犹金滕也。’师古曰：‘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 ^[16] 体现了汉代对国家重要档案的重视程度和管理制度。唐代所设甲库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人事档案库，是专门保管封建国家人才考选档案——官甲、甲历、甲敕——的专门档案馆。宋代为保管皇帝的档案和图书，曾建过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等11座皇家档案图书馆，此外还建立了金耀门文书库及从中央到地方均设有各种类别和层次的架格库，这也国家发展与治理所需——治理案牍的增多，需要更多的保管机构。明清时期古今通集库、后湖黄册库、皇史宬、内阁大库及各类档房等的设立，使国家档案得到妥善保管。因此，从我国的档案及其管理的历史发展来看，我国古代档案自形成之日起要么深藏窖穴、要么束之高阁存于宫殿，常人一般是难得一见。所以，自古以来，我国古代档案始终给人神秘而不可接近之感。这也是古代统治者出于其阶级立场，为巩固其统治所采取的政策所致。

不同的历史发展历程和文化背景，使得我国的档案所承载的文明与文化内涵比之西方档案更丰富和深邃，遂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对“档案”的称谓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载体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其最初被称为“典册”，《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此“典册”即为流传后世之档案、图书、文件的总称；后来又被记称为“策”（《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等。而现今常用的“档案”一词，则最早见于明末清初著成的《柳边纪略》，其载曰：“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犹之中土文字，汉以前载在竹简，故曰简；以韦编贯，故曰编。今之人既书于纸，为卷为部，而犹呼之为编为简也。” ^[17] 可见，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档案”的名称也经历了一个变迁发展的过程，其内涵和外延也有了新的变化。从甲骨卜辞、敦煌经卷、居延汉简及从深宫走向民间的明清大内档案等近代四大发现来看，都是对其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和记忆，成为我国颇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从现代意义来看，按照当下通行的看法，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18] 这一表述，把档案形成的主体、环境、对象、形式全部囊括其中，能够全面、客观地描述出“档案”的内涵和外延，是符合档案的性质和属性的。当然，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档案，其具有与其他文献不一样的特性即原始记录性。正是由于这一特性，所以其作为人类知识、记忆、历史的价值尤为凸显。因为“只有进入回忆的东西才是历史，而只有变化的东西才进入回忆”。 ^[19] 基于此，档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MOW）所关注的重点——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596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政府提出建造“记忆宫殿”的计划，该宫殿由数百座大厦和数千间房屋组成，房间里有成千上万的壁橱和家具，宫殿建筑经过精心设计，以便使其结构能够体现人类知识的“单元”和“分单元”，每一已知事实都与宫殿中最合逻辑的部分相联系。 ^[20] 这种“记忆宫殿”实际上就是协助人类保存记忆的一种介质。当然，世界各地的档案部门也正从事着类似于建设“记忆宫殿”的工作，因为档案包含国家和人民“集体记忆的关键”，我们正在“为我们当代的历史建立一个活记忆”。 ^[21] 关于档案本身具有的记忆功能和属性，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布莱邦曾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 ^[22] 而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曾说过，“在希腊神话里，记忆是众神之母。通过她我们才能进入健康和富于创造力的‘成熟期’”。 ^[23]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存续，档案必不可少。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以“社会、记忆和知识”为主题，也明确了档案是人类记忆库的重要功能。

丽江纳西族东巴档案（段丽波摄于丽江玉水寨）

唐代著名石刻档案“南诏德化碑”（大理市文物管理所提供）

综观学界对“档案”一词的研究，对其原始记录性的认识已成定论，各国对其记录形式和载体的梳理也较清晰。但由于各国历史与文化之发展不同，对其内涵及价值的判定也各具特色，随之发展起来的档案工作与理论也特色各异。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着实践；实践不断丰富、拓展着理论的发展”的规律始终贯穿于档案的研究之中，因此，世界各国的档案理论的发展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变迁。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共享档案信息的理想始终是档案人员的努力方向和目标，这也是人类记忆发展的要求。

三 文化遗产典范：甲骨档案

在我国，甲骨档案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其于1899年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是殷商王朝在占卜后保存下来的国家档案，根据郭沫若的研究，“奴隶制时代的殷王朝是十分迷信的，每事必卜，每卜必至多次。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晦冥、年辰的丰欠、时日的吉凶、用人用牲的多寡，分娩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以请命于‘上帝’”。 ^[24] 这些档案生动展现了古代中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常态。而一件完整的甲骨档案，其内容通常包括叙辞（前辞）、命辞（问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所以甲骨档案亦被称为“甲骨卜辞”。据统计，这些甲骨卜辞计有15万余片， ^[25] 不仅有占卜刻辞，还有大量的卜事刻辞、记事刻辞、表谱刻辞等内容，其已成为我们追溯上古人类社会记忆的重要遗产和史料。而考古学家陈梦家更是在刘铁云、孙诒让、罗振玉、王襄、董作宾、胡厚宣、郭沫若等人对甲骨卜辞内容研究的基础上，把甲骨卜辞记载的内容概括为六大类：一是祭祀，即对祖先与自然神祇的祭祀与求告等；二是天时，即风、雨、晵、水及天变等；三是年成，即年成与农事等；四是征伐，即与方国的战争、交涉等；五是王事，即田猎、游止、疾病、生子等；六是旬夕，即对今夕来旬的卜问。因为卜辞是商王室的卜辞，所以占卜的内容是以时王为中心的。从其对某些事类占卜的频繁，可以反映时王的愿望是国境的安全、年成的丰足、王的逸乐及对于祖先和自然的崇拜。 ^[26] 其在研究后进一步认为，“殷代的社会，王与巫史既操政治的大权，又兼为占卜的主持者，所以这些卜辞也可以视做政事的决定记录”；“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 ^[27] 从甲骨档案的形成时间来看，其主要形成于商代后期，是商代统治者在进行占卜活动中形成的历史记录。如此大量的甲骨档案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殷商统治者的神权思想使然。《礼记·表记》载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因此，殷商统治者不管在进行任何事情之前，总是要进行占卜，而其时专门从事占卜的巫和史，就成为沟通人神之间的中介。无论是在战争的前线，还是其他地方形成的甲骨卜辞，最后都会统一收回保管在殷商宗庙的窖穴中，进行专人保管。

前述已知，甲骨档案是殷商时期占卜之人——巫、史、王——在龟甲和兽骨等上面记载的历史记录。其所使用之甲骨文也是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出现与使用，一方面让我国上古殷商的历史有了文字记载，也推进了我国上古史的研究；另一方面，甲骨档案的文字载体——甲骨文——也使得我国语言文字的历史有了更早的源头，是为我国成熟文字的肇始。胡厚宣说过：“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使我们晓得，《说文解字》一书，至少有十分之二三，应该加以订正。” ^[28] 甲骨文的发现，为世人提供了距今3000余年的象形文字汉字系统，在整个人类文字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29] 较早从事甲骨收藏和研究的西方学者方法敛博士也认为，“纵使最挑剔的人，也会承认这些文字（笔者按，甲骨文字）都是象形文字”， ^[30] “现存最古老的铭文是刻在青铜容器、工具、石鼓、瓦当、祭祀和占卜用骨，以及殷商和周初铜币上的文字。……从古代铜器铭文和碑帖文字来看，汉字的起源应该是象形文字”。 ^[31] 正是由于甲骨档案对殷商时期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均有记载——农业生产上求问天时年成，在与方国交涉、战争中祈求佑助，对今夕来旬的卜问，以及殷王的田猎、游止、疾病、生子、祭祀等等， ^[32] 其对于今人了解古代殷商的社会和历史，为人类社会记忆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甲骨档案既是中国古代档案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典范。由于其社会发展阶段所限，所使用的载体具有特定的时代特点、特色和代表性。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古代档案的制成材料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生产力发展所限，其载体尚有泥板、纸草、竹简、木牍、金石、兽皮、树叶和树皮，等等。埃及最古老的纪年石刻档案巴勒莫石刻、歌颂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罗塞达石碑、两河流域的泥板档案如拉伽什泥板、记述公元前12世纪埃及社会经济关系的世界上最长最大的哈里斯大纸草及法国和俄罗斯所藏7世纪时期的羊皮纸档案等等，生动再现了古代世界发展的方方面面，与甲骨档案一样，成为保存和承续世界记忆的重要载体。

四 余论

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所具有的原始记录性这一本质属性，赋予了其不同于其他文献遗产的价值与作用。从国际档案理事会旧有的会徽——古罗马神话中的护门神雅努斯的两面头像可以看出，人类对档案的重视和期待。雅努斯堪称“司档之神”，是古代意大利的神，名字Janus，元月称为January就是为了纪念他。 ^[33] 这也同西方国家使用词根“Arch”——首要的、为首的、总的、根本的——相呼应。从雅努斯身上，可以看出：档案不仅应保存着人类记忆，而且也要面对未来；当然，从这位神祇的身上，隐隐可见档案的神秘和档案人员工作的神圣性。1994年新会徽的启用，表征着新时期人们对档案的认识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新会徽整体上显示的是东西两半的地球，以及一个没有闭合的圆形，暗示了档案事业在新时期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和世界性。以最初的文字符号到现代数字化集成电路块，反映了人类文化遗产的记录形式，表示了档案工作的客体，烘托档案事业的现代气息。图案中的两人头像作呼唤状，代表档案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和信息资源在国际的复归、流通和交换。 ^[34] 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会徽，一方面说明了新时期人们对档案的新期待，虽然档案——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人类记忆的价值亘古不变；另一方面，具有文化遗产特质的档案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成为人们不断努力的方面。

总之，从中西方对档案的认知历程可以看出，档案起源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形成和保存档案也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行为，这是因为“案卷的保存适合于一个人类生而固有的需要，这种需要虽然为无知者所轻视，但是永远不能把它压制下去”。 ^[35] 档案无论产生于统治阶级之门，还是寻常百姓之手，其生动记载了某一社会现象，成为社会记忆的重要体裁。这也正如第十二届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开幕式的致词中所说的，“档案这种金子就是人类记忆、文化和文明的金子。它也是民主、法制和公共行政的金子。它归根到底是显示各个集体、民族同一性的金子”。 ^[36] 这些“金子”——历史上以各种载体形态出现的——甲骨档案、泥板档案、纸草档案、石刻档案、绢帛档案、简牍档案、纸质档案、电子档案……亦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各个社会中发挥着连接人类历史、承续人类文明、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成为保存全人类社会记忆的重要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