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

休闲一词在当今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从人们熟知的意义上来讲它表示休息、闲适、娱乐，是相对于工作的“放松”，是对工作的补充。但是通过梳理休闲的起源和发展就会发现，现在人们熟知的休闲概念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那么在中国长时间的农耕传统中形成的休闲概念与之相似吗？还是有所不同？西方的休闲伦理经历了几个时期的变迁最终形成现在的“工作—休闲”二分论，中国农业伦理下的休闲往往劳闲不分，而且劳闲与节气、农作物生长周期密切相关，形成了随着气候和作物生长而变化的农忙、农闲、节日、庆典，不同于工业社会规整的“钟表刻度”。农业伦理下形成的休闲概念、认知、行为和经验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认识农业伦理下的休闲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哲学中的顺应自然、天人合一，更能让我们认同并继承“乡愁”中的传统文化。

一 西方休闲伦理的变迁

在英语中休闲leisure一词源于古法语loisir，意指人们摆脱生产劳动后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而loisir是从拉丁语licere（被许可的、自由的）中派生出来。希腊语中的休闲一词为schole，理解为古希腊自由市民（并且是男性）在本阶层内所享有的玩乐状态，但是schole是指好的、积极的休闲活动，不同于追求享乐，消极的玩，而且schole还有“受教育的场所”的意思，希腊语中的休闲与教育紧密联系，指“必要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从西方思想演化史的图景中我们发现，对休闲的认识其实就是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人类正是在“休闲”中，得以了解生活的目标、发现自身存在的意义。柏拉图说：“诸神怜悯生来劳累的人民，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诗神、太阳神做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和正直。”可见人们在休闲中不仅能休息放松，还可以获得快乐和自我发展。亚里士多德是最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之一，他曾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名著中阐述了什么是快乐、幸福、休闲、美德和安宁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只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的”以及“休闲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休闲不是一种具体的活动，它是一种“成为人”的状态，“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是的，休闲可以使我们有意义地生活”。亚里士多德主张休闲是人生的目的，而工作只是实现这个目的手段，这也是所谓西方的古典休闲哲学或思想。

“在产业革命前社会中，我们找到同样的划分：一个将其时间花费在休闲上的有闲等级和献身于劳动的广大被奴役的群众。在这些社会中的空闲时间不能与现代的休闲相比。是气候转变的结果，是气候不佳的季节的结果，因为农业劳动无法进行，换句话说，这个‘空闲的’时间不如说是受限制的时间，因为是接受而不是选择不劳作。这种强迫的不劳作是当做不幸度过而不是可能的休闲源泉。很少的‘放假的’日子是教堂强加予人的，经常违背农民的愿望。尽管这些宗教节日经常转变为异教徒的节日，农民此时纵情于更自发的表现，但并不因此就是我们所说的休闲。这些节庆的强制性特征，仪式化使农民服从于排斥参加者自由意志的标准。制度无处不在，并监督尊重节日，但对可能造成的差异视而不见，因此不存在一个保留给娱乐的相应的时间。” ^[1] 由此看出，在西方产业革命前社会，休闲是由劳动人民供养的有闲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无法享有教育和古典意义上的“休闲”。“在拉丁语中，我们同样能找到这种排斥关系，因为，otium（休闲、闲逸）的反意为neg-otium（字面意为事务、商业、劳动）。” ^[2]

之后，西方的休闲伦理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的变化：一、伴随着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和生产力的提高，宗教改革真正成为休闲和劳动价值颠倒的开始。作为希腊圣贤哲思的休闲观念被渐渐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尤其在受天主教和封建制度支配的中世纪，“由于受到天主教思想的制约和以土地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的物质制约，个人的休闲方式相对比较单调。在有节奏的生活中，与天主教的宗教秩序相一致的休闲主要有：宗教仪式、周日活动、在教会的广场及村落的公用广场等地举行的仪式”。 ^[3]

在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西方迎来了文化和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文艺复兴。“在贸易、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人们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中间阶级，他们把充足的财力和时间投入到娱乐和休闲生活中。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不十分重视严格的道德规范的时期，因此，人们可以直接参与狩猎、宴会、舞会、歌剧、演戏、艺术等活动，以财力援助的形式促进艺术、文学、娱乐部门的发展。增加了剧场、歌剧院等艺术型的休闲设施，许多有巨资的艺术赞助者更多地光顾画廊而不是皇宫、教堂或大城市。赫伊津哈称这个时期为‘玩乐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把人类的情感从充满金钱欲的中世纪解放出来，把人类的理性从宗教的戒律中解放出来，从而构筑了数世纪以后产业革命的基础，形成了近代欧洲上流社会社交活动和休闲享受的风气。文艺复兴还使人们从长期以来宗教式的和超自然的思考方式中解放出来，形成严肃的思考和思想，具体表现为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等。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休闲进行了再评价，这对休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

“尽管文艺复兴促进了平民的休闲自由，宗教改革对西方世界的劳动、生活观念的影响巨大，即宗教改革把劳动当作人类生活最神圣的、最高的境界，休闲则被看作罪恶。这一观点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渐渐地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在工业革命以后，更助长了工业资本社会的成型，这种工作伦理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 ^[5] “在意识形态方面，劳动成为社会体制的中心价值。建立在这种价值之上的新社会看到一个资产阶级的上升，它抨击游手好闲者，社会的寄生虫。19世纪的经济学家证明，为创造使经济腾飞的资本，有必要积累劳动。这种劳动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劳动道德，它继承了新教的清教主义。” ^[6] 这一时期，劳动和休闲被对立起来。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借助提升劳动密集度来提振生产力，就要克服那种“知足常乐”的传统心态，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人们“为了休闲而工作，为了工作而休闲”。休闲变成补偿工作的一种方式。马克思评判资产阶级和消费社会对人的驱使，“自由时间”不再自由，而是成为工作的加油站。“在马克思自己的笔下，休闲这个词很少出现。空闲时间正好是劳动体力再生产的必要时间。而如果劳动者得以缩短劳动时间，那么这一被解放了的时间仅用于劳动体力再生产的扩大，使对劳动者的剥削更为有效，因为他得到休息而更有生产力……只有当活动是由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自由选择时，人类的活动才能称为休闲活动” ^[7] 。在工业社会，工作以外的休闲是让劳动人民调整身心重新投入工作的手段，工人们很少有机会自由选择休闲时间及活动。“近代休闲的价值更多地在于保证生产劳动持续地进行，劳动成为近代社会的日常文化，劳动文化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各种与生产相关行为的相应社会价值。” ^[8] 工厂主尽量延长工作时间，压缩休息时间以创造更多利润，工厂主赚得盆满钵满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的兴起更加使人们远离“休闲”。在这里，休闲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而存在，休闲是工作的有益补充，是“一种手段、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 ^[9] 。

三、消费主义社会中，个人生活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于拥有物质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社会中，工作的目的变成挣钱，然后在自由时间内满足消费的欲望。在这一过程中，工作和休闲都不可避免地异化了。现代社会是伴随着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消费的大众休闲时代，人们将必须解决如何休闲，以使自己更明智、更舒适、更充实和更幸福地生活的问题。休闲不再是关于自由时间的消费，而是为了达到社会表现的目的来运用时间，是表现状态的活动。

对工业社会以来休闲观念的反思：我们在休闲中所完成的，恰好是我们在工作中所要做的，休闲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再是休闲时间的增减或劳动时间的增减问题，而是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更基本的问题，“我们决不在于贬低时间的价值，而是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只有减少消费并建立起某种限制，这种恶性循环才可能被打破”。 ^[10]

二 西方休闲理论

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约瑟夫·皮普尔的《闲暇：文化的基础》，到马克思对工作、剩余时间和工人阶级的讨论，到杰弗瑞·戈比和约翰·凯利的一系列有关休闲的著作，再到最早将休闲学引入中国的于光远和马惠娣，在至今一百多年的历史里，西方休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理想、态度、活动的休闲研究，到休闲时间、空间研究，再到作为社会福利的休闲研究，涵盖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范畴，形成一套成熟的思想体系，正如保罗·朗格让先生所说：“就休闲的现代形式、范围、内容来看，它是大工业社会的产物。” ^[11]

在西方休闲研究的发展史上，从时间进程上来看，休闲定义的演进有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50及60年代，休闲被视作是‘非工作时间’（time off work）或‘做完义务所剩余的时间’，70年代开始重视‘非工作时间’在生活中休闲行为的本质，也就是与参与活动的动机（motive）和利益（benefit），发展到80年代，休闲转向强调心理层面，定义包含知觉自由以及主观向度的探索，90年代强调休闲品质的内涵以及现象学的休闲体验。” ^[12]

将休闲定义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可能是短暂临时性的感受或体验，也可能是长期有计划性的参与形态。 ^[13] 以下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从时间、活动、体验、行动以及自我实现等几个不同的观点定义并解释什么是休闲。

休闲研究的鼻祖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将休闲定义为“非生产性的时间消费” ^[14] ，他强调休闲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瑞典哲学家皮普尔在他195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休闲：文化的基础》中指出“休闲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状态——休闲并不是仅仅是外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是闲暇时间、假日、周末和假期的必然产物，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它首先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15] ，他认为休闲是人的平和、宁静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可以沉思和发展因此促进文化的发展，休闲是文化的基础。

美国学者布莱特比尔认为：“休闲是应付生存之外的时间，做完谋生必须做的事情之后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根据个人的判断或选择而使用的时间。” ^[16]

法国学者杜马泽迪耶认为休闲是“在尽到职业家庭与社会责任之后让自由意志尽情发挥的事情，可以是休息、娱乐，也可以是非功利性的增长知识、提高技能，或者主动参与社团活动”。 ^[17]

20世纪7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从在休闲中获得愉悦、美好的心理体验的角度阐释休闲，美国学者纽林格在《休闲心理学》中指出：“休闲就是做自己，展示自己的天赋、才能和潜力。” ^[18] ，他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休闲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体验到“心之自由感”，一个人感受到的约束越多，就越趋向于非休闲状态。

依索赫拉在1980年出版的《休闲与娱乐的社会心理学》中提出根据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两个变量对工作之外的时间进行分类，只有具有高度自由选择和很强内在动机的活动才是休闲活动，这样的休闲活动使人们实现自我、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因此有着积极的意义。 ^[19]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在1990年出版的《畅：最佳体验的心理学》中对休闲体验的性质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畅（flow）”的概念，即“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其中，以致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体验”。 ^[20] 在这里，休闲是一种内心体验，而“畅”的感觉超越了具体的休闲活动，这种愉悦和自由让人们在活动中寻求最佳的心灵体验。

杰佛瑞·戈比在《你生命中的休闲》中定义休闲：“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 ^[21] 他认为休闲是复杂的概念，是人存在过程中的一部分。在杰佛瑞·戈比和托马斯·古德尔合著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中，通过考察西方休闲概念和哲学的起源到其在当代的发展状况，探索了休闲在人类思想史中的演变及其价值。

约翰·凯利在他的著作《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中，以严谨的跨学科研究对休闲的本质和现象进行探索，他强调休闲是人“成为人”的过程，是人生中重要的发展舞台，是以存在和“成为”为目标的自由。

克里斯多夫·爱丁顿和陈彼得将休闲视为一种转变的力量，认为“休闲所蕴含的特性能推动人们的生活发生持续性的改变……休闲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生活体验过程，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22]

除了从西方休闲研究的时间历程和学科分类来整理学者们对休闲定义和探索，王越平归纳了三种休闲理论分析路径：冲突分析模式、结构功能性解释和解释性阐释。 ^[23]

休闲的冲突分析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他们没有把休闲问题独立出来，但是讨论了与休闲有关的自由时间的问题。他们认为“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 ^[24] ，工人的自由时间要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取，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就是“非劳动时间”“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一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 ^[25] 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论“自由时间”实际上至少包括“从事较高级自由活动的时间”与“闲暇时间”两种，前者是生产性的自由时间，后者是“消费性的自由时间”。片面强调“消费性的自由时间（闲暇时间）”构成了休闲学消费主义的价值倾向。 ^[26] 波德里亚指出：“自由时间的多少，是由每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决定的，视其劳动对经济贡献的大小而获得，它是‘赚到的’时间、是可赢利的资本、是潜在的生产力，因而需要将其买回来以资利用。” ^[27]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没有真正的自由和休闲，他们的休闲只是保证工作和生产继续进行的必要手段。

对休闲的结构功能性解释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功能结构的系统，需要协调地发挥各部分的作用才能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行；对休闲进行结构功能性解释是通过将休闲放在其存在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分析，并探讨休闲的社会功能，此时休闲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而存在，凯普兰认为：“休闲对于家庭、工作、社会的贡献，关注休闲对于社会整合的意义和价值。根据这种理论，休闲实际上被定义为建制工作时间之外的剩余价值”。 ^[28] 他认为休闲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 ^[29] 约翰·凯利等社会学者也指出休闲与家庭、宗教和文化等有密切关系。

王越平认为休闲的解释性解释受到韦伯思想的影响，韦伯认为“任何经济行为从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是处于由宗教、政治、文化等因素构成的大系统中，具体的个体行为是基于自己的历史和个人的角色来进行有意义的选择” ^[30] ，那么对休闲的阐释就包括了对个体自身的价值观、需求以及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况的阐释。这种分析方法扩展到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建立起从行动者主体极其特定社会情况的关系进行分析的框架，囊括社会、经济、文化在内的所有方面，突破了此前仅从社会功能和结构角度来分析的框架。 ^[31]

三 中国语境中的休闲

休闲研究进入中国短短30年，中国学者立足本土，结合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士人隐逸之风、乡土传统与农业伦理，对西方的休闲研究做出补充。

（一）对“休闲”词源的辨析

视线转入中国农耕社会，本文对“休闲”的词源做了辨析：“休”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与现在的写法没有太大的差别，是一个人靠在一棵树旁。《说文解字》中所谓“休，息止也，从人依木”。“息止”最早的用法是安宁与美满，而“从人依木”笔者认为一指人顺应自然的四季轮替生活，二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五经文字》也说：“休，像人息木下。”“闲”字从字形上看是“门内有木”。“‘休闲’两个字在中国古文字的考析中皆从‘木’。它的象征表述可以解释为：能指（signifier）与自然中的‘树木’相联系；所指（signified）大抵指示生命的存在与延续的周期性，以表示其所必备和必需的休整阶段。恰如其分地表述着如草木之一岁一枯荣，如四季之一年一重复，这显然符合生命的自然表述。” ^[32] “木”即四季和节律。孙云龙认为，“休”字在现代汉语中有歇息（休养）、停止（休战）、禁止（休想）、吉祥（休戚与共）等意，大多数义项可追溯至古代汉语。“休”最早出现于甲骨文，其字形结构是人的侧影与木相结合，“休”字的右边像一棵树，树下左侧（或右侧）靠着一个人，表示人在树旁休息。从字形上看，金文和小篆应该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金文的“休”字形与现代汉语中的“休”字非常接近。《说文解字》中有：“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或从广。”“休”字引申出休假、停止等意，由于人靠在树荫下歇息不劳作，是一桩舒适快活的美事，因而也从“休”字引申出美善、喜悦、吉祥等意思。 ^[33] 他还指出，目前所讨论的休闲语境中的“閑”是“閒”的异体字，属于部分异体字而并非完全异体字。休闲之闲其义取自间隙之“閒”的时间性义涵。“閒”字最早出现于金文，从字形来看，门上有月，指月光从两扇大门的缝隙中照进来，有空隙的意思。《说文解字》中有：“閒，隟也，从门从月，夫门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閒隟也。”《说文通训定声》也有：“隙也，从门中见月，会意，古文从门从外。按：从内而见外则有閒也。”“閒”字在使用中引申出抽象词义如休闲之“闲”和时间之“间”，空隙的概念从空间上被引申到时间上，“閒”兼具空间和时间的涵义；在休闲语境中的“閒”，即空闲、闲暇，悠闲等词侧重的意思指两种劳动状态之间的空暇。 ^[34] 《文字源流浅析》中有：“閒，门上有月形，表示由门隙间可以望见月，或月光泄入门隙，用以表示门未紧闭，其中有‘閒’隙之意。閑金释闲，两扇门中间可容木、树，表示门有间（用繁体字）隙，知空间，和閒字意相近、同，为同意声字。后世也用閒字代閑‘暇’，但不用閑为閒隙字。”

露天温泉

（二）“休闲”作为词组的含义

在《汉语大词典》中，“休闲”作为词组有两层含义，一指“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二指空闲、闲适。文崇一认为，在我国，“休闲”最早作为一个词语出现的时候，指的是农田在一年或一季里不事耕作以恢复地力的措施，耕作者在农闲所构成的闲暇时空基础上衍生和创造一系列节庆、集会活动。 ^[35] 张野认为，“休闲”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注曰：“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休闲”在此后的史籍中多有出现，多指空闲、闲适之意……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休闲”表达的是一种优游闲暇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态度。 ^[36]

“休閒”，亦作“休闲”，“休闲”作为一个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有以下几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休闲”作为一个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是在六朝史书《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闲。”这里的休闲指休息，休憩。

第二个含义：清朝古文献学家陆心源掇拾遗文成《唐文拾遗》中有：“梓列以图，卜契我龟，当三农收敛馀暇，适二营番戌休闲。便近之户，役止三日，而民不告劳；筑作之工，计不逾年，而兵不惮”，元代《全元曲—杂剧》中有：“且喜近年以来，边烽息警，军士休闲。日奚契丹部擅杀公主，某差捉生使安禄山率兵征讨，不见来回话。”这里的“休闲”一词指军士休息整顿。

第三个含义：同时在中国古籍中，“休闲”作为一个词使用时，有退休、告老还乡的意思，这一词义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主持，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云山肆心，松竹怡性。夫如是，可以永安色养，长保休闲。天何不佣，丧我忠烈。”“出领王师，咸曰宜之。大变风俗，孰为等夷。退身休闲，因成梦奠。哲人其萎，药不暝眩。峨峨淑媛，俪族均徽”。“每自谓不能以文字折腰，而孜孜求禄秩。及选其用，恳辞以烦，乞遂休闲，克终天寿。”《全唐诗有》：“贤愚共在浮生内，贵贱同趋群动间。多见忙时已衰病，少闻健日肯休闲。”“离声双白鹂，行色一篮舆。罢免无余俸，休闲有敞庐。慵于嵇叔夜，渴似马相如。”“长当多难日，愁过少年时。穷达都判了，休闲镊白髭。”“罢免无馀俸，休闲有敝庐。”“休闲倘有素，岂负南山曲。”“虽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闲。”

隋唐五代艺文类《聚又吁嗟篇》曰：“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

北宋《册府元龟》中有：李琰之历侍中中书侍郎每休闲之际常闭门读书不交人事，尝谓人曰：“吾所以好读书不求身后之名。”义为退休和告老还乡的“休闲”一词同样出现在明代小说《野记》中有：“惟庸辈闻之怒，谓‘中外章卖，悉由中书。刘虽勋旧，既已休闲，不应私有陈请。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径彻宸览？’”《旧唐书》中有：“期致时邕，方伸引翼之仪，遽抗悬车之请。而又固辞年疾，乞就休闲，已而复来，星琯屡变，有不可抑，良用耿然。”《金史》中有：“八月癸卯，敕诸职官老病不肯辞避，有司谕使休闲者，不在给俸之列，格前勿论。”《元史》中有：“‘所在官司勘当申部作阙，仍就任所给据，期年后给由求叙，自愿休闲者听’。”

《金史》有：“八月癸卯，敕诸职官老病不肯辞避，有司谕使休闲者，不在给俸之列，格前勿论。”

《元史》有：“凡官员给假：中统三年，省议：‘职官在任病假及缘亲病假满百日，所在官司勘当申部作阙，仍就任所给据，期年后给由求叙，自愿休闲者听’。”

清《全唐文》有：“方伸引翼之仪，遽抗悬车之请，而又固辞年疾，乞就休闲。”

清朝同治年间，古文献学家陆心源掇拾遗文成《唐文拾遗》，于光绪年间刊印，有：“臣以年力衰退，陈乞休闲。伏蒙圣恩，特赐矜免，授尚书左仆射致仕，特恩令全给俸料。”

第四个含义：在唐代，“休闲”一词频繁出现在唐诗中，此时的词义非常接近空闲、休息、休憩、闲暇、闲适、舒适等。唐代孟浩然有《同张明府碧溪赠答》：“秋满休闲日，春餘景色和。”《全唐诗》中收录：“仰霄谢逸翰，临路嗟疲足。徂岁方暌携，归心急踯躅。休闲倘有素，岂负南山曲。”“落日摧行舫，逶迤洲渚间。虽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闲。暝色生前浦，清晖发近山。中流澹容与，唯爱鸟飞还。”“绮筵铺锦绣，妆牖闭藤萝。秩满休闲日，春余景气和。仙凫能做伴，罗袜共凌波。”“武陵缘源不可到，河阳带县讵堪夸。枝枝如雪南关外，一日休闲尽属花。”

同样，《全宋词》中有：“正遇时调玉烛，须添酒满金杯。寻芳伴侣休闲过，排日有花开。”

东晋诗人陶渊明所做的《怀古田舍二首》中，“在昔闻南亩”一首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赞颂古圣先贤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第二首夹叙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的操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陶渊明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他是乐于隐居田园的。宋代费衮在《梁溪漫志》中写苏轼：“坡在岭外《和渊明怀古田舍诗》云：‘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腼’。”苏轼似乎在苛责陶渊明当时赞颂的田间劳动、亲身耕耘和隐逸，即“休闲”。

清代方浚师在《蕉轩随录》中写汤文端公（金钊）《游龙杖歌》云：“休闲老人栖蓬庐，荒园日涉成清娱。散步瓜畴与芋区，秋花错杂烂漫敷。”清代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伏维遯迹休閒，兴居安善。”

宋代释晓莹所著《罗湖野录》中有：“富贵如是之极，道德如是之盛，福寿康宁如是之备，退休闲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翻思庞老事无别，掷剑挥空岂有痕。’世俗名堂室，必于儒书，意在燕休闲适而已。其欲资坐进此道，取于佛经，盖亦鲜矣，所以天童赋偈美之”，这里的休、闲二字并没有连用，在此书中做退休、闲逸、燕休、闲适，近似休（休息）、闲（闲暇、舒适）的本意。

《康熙字典》和《辞海》中，休为“吉庆、欢乐”；在《汉书·外戚传下》中“依松柏之徐休”，“休”即倚木而息。《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沱可小休”，这里的“休”与“劳”相对，强调当下摆脱劳作的自由；《庄子·天道》中“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休”因此被纳入“无为”“虚静”的范畴，转化为一种心理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都强调心灵的自由以求得生命的超越与融通。从上古《诗经》，汉代张衡的《南都赋》《归田赋》，先秦《庄子·知北游》，魏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归园田居》，到唐代陆羽的《茶经》，清人张潮的《幽梦影》，中国历代的古籍文本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普通百姓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娱乐休闲活动的多样性。与一般西方学者眼中经济视野中的休闲不同，“默多克在《文化的物质性概要》（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一书中把人类的社会生活置于不同的领域中加以概括，其中‘休闲’被归为一种文化的普遍范畴来看待和对待。有更多的学者将休闲视为人类在进化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调与生活方式。所以，从生物和生命的自然规律来看，它是人类生活过程和生命形态中所具有的一种‘基本需求’（basic need），也是人类对不同经验的体验过程中最为惬意的一种感觉状态”。 ^[37] 这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和农民朴素的生存哲学相似。

四 结语

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农耕传统，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和“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的生活准则受到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耕作方式的影响。“《周易·系辞传》有‘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初，耜、耒皆纯然为人力，至叔均才开始以牛耕耘。《山海经·大荒经》曰：‘叔均始作牛耕。’从这一‘工具之象’的演变中，我们仿佛看到农耕文明的历史轨迹，而且创造这些农具的人是农神。‘农本’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故《国语·周语》又称之为‘农正’。‘农正’亦为‘农政’”。 ^[38] 《尚书》中“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左传》引古语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周易》有“俭德辟难”之说，将“闲”置于被忽视和排斥的境地。农民在“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顺应自然生活的同时往往劳闲不分，在农闲时参与祭祀和节日活动。自然季节的转换是农业生产时间和农闲时间划分的标准，而古时“靠天吃饭”的农民常常凭天气、物象和经验预测收成，农谚有说：“好雨下三场，粮食没处藏”。中国自古重农，但历朝历代民间都流传数量众多的“怨农诗”，农业劳作的辛苦和单调让农民创作出如“山号子”、“劳工号子”之类在劳作时用以加油鼓劲和“自娱自乐”的方式，这种“嵌入式”的休闲和农闲时的祭祀、聚会和节庆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罗素说过“中国实为一文化实体而非国家”，被默多克归为一种“文化的普遍范畴”的“休闲”，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述范式。

工业社会的休闲，是通过不断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然后对物质的无尽追求和消费，“为了劳动而休闲与为了休闲而劳动”并且循环往复，而乡村游的出现、井喷式增长，正是人们停下了追逐物质的脚步。这种对农业社区的强烈兴趣反映了人们对农业节律生活的向往和回归，而所谓“农业节律生活”也就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超越了“休闲是文化的最高表达与休闲是为劳动服务的”这两种极端情形，是休闲与劳动顺应自然节律、互相嵌入并濡和的劳闲结合的状态，这种认知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农耕传统以及它承载的物质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