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

一 “方”与“志”

在汉语的表述传统中，“方志”即四方之志或地方之志。四方之志的说法，源自《周官》之后相关学者对其的阐释。郑玄在为《周官》所载“方志”一词作注时，明确指出：“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谓之方志。” ^[1] 清孙诒让为其注说：“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 ^[2] 章学诚曰：“方志由来久矣。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一国之全史也。” ^[3] 相对于“方志”，“地方志”的说法出现较晚。可见，“方志”最初并非是“地方志”的简称，“方志”的具体化即是“地方志”。

“地方”涉及中国人对空间的认知。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对宇宙空间的认知一直是“天圆地方”。在中国，“四”与“方形”相对应，四个方向的观念逐渐与大地方形的观念相结合，成为“天圆地方”说的重要支持。 ^[4] 《管子·九守》和《鬼谷子·符言》都有追问：“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之处安在？” ^[5] 卜辞中“四土”、“四风” ^[6] ，《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四“维” ^[7] 等与“四方”相连的观念清晰地被表示了出来。四方的结构也体现在“式盘”（古人称之为“式”）的模型上。式盘的空间结构经分解，即包括四方、五位、八位、九宫、十二度等不同形式。 ^[8] 其实，无论是“五位”、“九宫”，还是“八卦”，都是在“四”的概念上延伸，其与“四方”的关系都很密切。

虽然，“地是方的”这一观念被利玛窦的地图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学所动摇、瓦解，但“地方”一词及其所负载的意义却一直存在中国汉语世界并影响深远。即认识“地方”必须与中国传统对宇宙空间的认知相联系，更具体的，是“地为四方”的空间基本结构模式。

地方“志”，即是对地方的记录。在古代汉语的概念里，志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但在方志中，志主要为动词。“志”原为“识”。段玉裁注：“《周礼》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识。’盖古文有志无识。小篆乃有‘识’字。保章注曰：‘古文识，识，记也。’哀公问注曰：‘志读为识。识，知也’……古文作‘志’，则志者记也、知也。”“识”有记录的意思，用作动词。《汉书·匈奴传上》：“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颜师古注：“识亦记。”宋曾巩《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故尧舜性之也，而见于传记，则皆有师，其史官识其行事，则皆曰‘若稽古’。”唐代的颜师古说：“志，记也，积记其事也。”可以看出，“志”作为动词，是可以用来记事的，表示记载、记录的意思。如：

《周礼·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

《说文新附》：“志，记志也。”

《新唐书》：“亮少警敏，博见图史，一经目辄志于心。”

《醒世恒言》：“就是张华的《博物志》，也不过志其一二。”

正因为志有记录的意思，所以志在延伸为记事、书写等意思后又成为一种文体。文体就是一种书写方式，因为有记录的意思，“志”体偏于客观而少作评述，即后代学人所言的“述而不评” ^[9] 。因为“述而不评”，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有时也被作为信史使用，即章学诚提出的“志属信史”。 ^[10] 然而，方志最初是写四方之志，其书写者却又并非四方之人，故志带有一定的观念属性。

最初的书写者，是为王服务的史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以告王观博古所识”， ^[11] 实质上，无论是史官还是文人，古代对“四方之风”的描述都是为“言王政”，从诗之六义，风赋比兴雅颂之“雅”也可以看出：“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12]

即使不将视角放在书写者上，古代的四方已隐含并显现中心之意。“地方”对应“地中”。最初，中央之“中”以“商”作为另外一个方位如此出现，如：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屯南》1126）据唐晓峰的研究，在甲骨文中，尚未见到商人使用“地中”这个词汇的证据，但在《合集》36975、《屯南》1126刻辞中，“四土”“四方”与商都的共同排列及对应关系，已经显示出商人的“中心”观念的存在。至少可以说，“大邑商”就是商人的人文世界的“地中”。 ^[13] 另外，古人以为大地为方形，四面各有尽头，于是想通过测日影的办法，找出大地的中心，即“地中”。《周礼·大司徒》：“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按郑玄的说法，这个“地中”在河南颍川阳城，因为在那里，“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与土圭等，谓之地中”。 ^[14]

任何进行分类的词语都有其相关性。四方、地方词汇的出现是与中央相对应的。四方对应中央，形成了“一点四方”的结构。 ^[15] 四方的人文及其观念属性开始凸显。同时，“四土”“四戈”等均衡观念的出现，反映了商人扩土的普遍性以及在意识形态中建立大邑商居中的理想性地理观。这一理想性的东、西、南、北、中的地理空间结构，受到后世的继承与发扬。 ^[16]

前文说过，地球是圆的这一认识在中国形成之前，中国古人将地看着方形或四方等，但地方、四方等词却一直没有从汉语世界消失，可见，“地方”就不止具地理及其形状之义。什么需要稳定？天下。谁想稳定天下？中央（君王）。于是，需要“四方之志”的掌握。唐晓峰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论说，方是秩序，是稳定，这个秩序与稳定，同样与四方有关。如《吕氏春秋·季春纪·圜道》称：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不相隐 ^[17] 。“主执圜，臣处方”，“方则分定”，说明“四方之志”（地方志）的书写者来自于其治国安邦的治理诉求。所以，写志的人被称之为“职方”，是有官衔的。按李泰棻的分析和阐释，志乃官名，非学名也。 ^[18]

“四方”观念又引申出“中国中心”或“中央中心”的自我认知。如《礼记·王制》中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中国、夷、蛮、戎、狄”，显然是中国居中，蛮夷在外；华夏为主，四方皆属的结构关系。再以文本《禹贡》《山海经》为例。当代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个“同心方”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共有五方（五经），分别为南西北东中，处于轴心位置的则是中（《中山经》），如此“客观空间”之原型，可以确认作者的中心定位与“中央情结”。 ^[19] 同时也体现出当时的政治地理想象图景。而《禹贡》将国土的结构归为九州：冀州、徐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而“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20] 这一地理结构，体现出以王权为中心、五服纳贡的等级制度。其已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著作，而是为帝王服务的政治地理与经济地理相结合的治世之书。 ^[21]

上述所举的《山海经》与《禹贡》，大多被认为是古地理志书，是古代人想象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图景。然而“王权中心”与“中央情结”无不包含着历史观念。实质上，从方志的起源之始，方志与史学家及历史的关系就很密切。

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墨印地图实物——九州山川实证总图（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图片选自《禹贡山川地理图》一书，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二 方志与国史

记录四方之事谁来完成，记录什么？这一问题涉及方志的学科属性。关于方志的学科性质，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一为属于地理之说。如《四库全书总目》称：“古之地志，载方舆、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 ^[22] 一为属于历史之说。尤以章学诚为代表：“方志由来久矣。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一国之全史也。” ^[23] 民国后不少方志学家和学者折中两说，提出了方志既是地理书，又是历史书的史志兼有的主张，典型的如黎锦熙提出了“两标”说。 ^[24] 虽然，方志学科属性在当代仍有争议。 ^[25] 但从今天跨学科眼光来看，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方志史地兼属。从地理空间来看，它书写的是于中心之外的各“方”，从历史关联来看，又要书写其“方”之现状与历史。如果再追问方志为何产生，其存在的价值何在等问题，显然，需要关注方志文本所体现的观念属性。

如此说来，志体所要求的“述而不评”是否能在文本的书写中达到，还需暂时存疑。从开始官修方志并确定比较定型的体例结构进行考查，其舆地、山川、关隘、建置、胜迹等部分不应该有杜撰的成分，但如何对其表述却体现了空间地理的结构关系或时间历史的序列及其相互影响等。

以《华阳国志》为例，全书共十二卷，是属于当时结构体例相对完整的方志文本，“从内容上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 ^[26] 虽然常璩认为“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实而不华”， ^[27] 即常璩谨遵方志所谓的“述而不评”原则，然而，任何文字都是一种表述，对于不强调虚构的方志文本而言，方志撰写者的思想观念及创作意图极其重要。用王明珂先生的话说，方志文本结构有其对应的社会情景结构。 ^[28] 这个情景结构决定了方志背后所隐含的撰写或编修意图。

一般说来，方志如被史官所掌，其文本中很容易体现中原中心、帝国中心、皇权为上等史观。生为西南世族，常氏撰写《华阳国志》跟周朝“掌四方之志”的外史在撰写目的上虽有区别，但本质上并无不同。常氏的西南情结，使其在文本中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甚至用力过猛，使得《先贤》《后贤》两篇，虽仅两卷，篇幅则大于地志与霸史之四、五卷。其犹嫌其发抒不尽，更辑《三州士女目录》以充实之。 ^[29] 然而，常璩在此书中显示出的西南情结，其实隐含着中原史家情怀，常氏在身份上便与华夏中原有着关联。常氏世代为官，为江原巨族，随侍皇帝左右，常璩任成汉史官时，获读宫中图籍版档，常氏原著有《巴汉志》《蜀志》《南中志》为地理专书，旋复增益霸史部分，名曰《华阳国记》，盖早已单行，传钞于黄河流域，为崔鸿、郦道元等所依据；徙居江南后，乃合地记、霸史与地方人物为一书，分别篇章，定名《华阳国志》。据说此书之出，与其入晋后受歧视有关。故文章常见夸诩巴蜀之处。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常氏时时不忘作为一方的巴蜀等郡县与中原的联系。

常璩自称其书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 ^[30] 这五善表明常氏作此书并非只是简单、忠实地记录“华阳”这一方地。五善其实也是其书创作的五个目的。其道义所见，乃是“清高洁白、孝义节烈、亲上死长、勇强任侠” ^[31] 一类儒家道德。法式，乃是“贤者之懿行、善规”，在文本体例上乃是体现在与正史的模仿，比如一至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这部分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 ^[32] 通古今，是为了证明“华阳”在整个中华之位置及其与中原的关系。表功勋，旌贤能是为了“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 ^[33] 总之，常璩非常熟悉中国历史叙事的规范，因此，《华阳国志》的书写也遵循史家的基本观念。在中央与地方、中心与四方的关系上，《华阳国志》列出了各种证据如星野、地理、血缘、乡党、贤士列女等来证明巴、蜀、南中等郡县的地理空间位置，同时也更强调其起源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及蜀中人事与中原的文化关联。

《史记·天宫书》中记载的“二十八星宫”

（注： （参见网页http：//bulo.hujiang.com/menu/109782/item/847872/））

在星野投射上，常氏点出了巴、蜀之天文上的位置，其取《三国志·蜀·秦宓传》：“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之说，写道：

在二十八星宿图上，参伐星对应的方位刚好是大地上的西南方。天文是可以将俯视到的空间位置投射到可仰视的空间图像，体现了一种较为客观的事实呈现，即从天文的角度印证了华阳为中州之一囿。

地缘证据再举《洛书》：

在郡县与中央的位置关系上，常氏采纳《禹贡》与《职方》的“九州”之说，点名巴蜀与中央（中州）的相对位置，是为了将其纳入整个华夏的空间结构体系，从而展开地方历史叙事。

对于族属，他称自己是炎黄的后代，血缘证据曰：

这是常璩大一统观念格局下的地方起源叙事模式。本来，《史记·五帝本纪》是根据《世本》与《大戴礼·帝系姓·五帝德》撰成，其文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常璩以此文为据，加“支庶于蜀，世为侯伯”。任乃强认为，皇帝之时，不可能建成国家，其子女随其师兵所至留姓于其他氏族则有可能，而“世为侯伯”则有些妄说的成分了。此段用族裔的方式证明华阳乃将蜀之称帝、称王者悉归之于“周之叔世”。此是否是历史事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常璩在地方族裔的起源论述上秉持了“明不二日，地不重皇”的大一统观念，且巴蜀子民为皇室后裔的血缘根基叙事模式。通过天文、地理及其血缘的证据，常氏确定了自己所记录的地域与中原的亲疏关系，即为当时中国整体中之一方（西南）。

文中也常见对于中原的赞赏与夸耀，如其《南中志》“撰曰”：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固九服之外也。而能开土列郡，爰建方州，逾博南，越兰沧，远抚西垂，汉武之迹，可谓大业。 ^[38] 谈到巴蜀民风，认为其既为皇帝支系，巴国民风，也有中原风流，“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而巴区“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意思是巴区汉代文化，遵守儒家礼俗道德。但常氏所举风谣八篇，与八个代表人物，皆只代表住居巴地之汉族人与其作品，且多属后汉年代巴西地区之文献。 ^[39]

产生于社会情境中的方志文本并非独立存在，文本的产生不仅有前人作品的影响，其也影响到后世创作。仅就前者而言，《华阳国志》地理之部《蜀志》撰述最早，取材于扬雄《蜀王本纪》、应劭《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左思《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氏自所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订之。 ^[40] 对前人文本是顺应还是修改，是取还是舍，有着作者选择的缘由。以蜀中神话故事为例，常氏受中原文化之洗礼，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规训，以致“常氏书雅驯矣，然其事既非民间之口说，亦非旧史之笔录，乃学士文人就神话、传说之素地而加以渲染粉饰者。杨氏所录固多不经之言，而皆为蜀地真实之神话、传说”。 ^[41] 常氏对扬雄《蜀王本纪》中的神话性故事予以删除并驳斥其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

杜宇的形象从天降的神异人物降为普通市民， ^[43] 这是常璩为了用中原文化之精神塑造蜀中士人形象，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

常璩的《华阳国志》之所以能被流传被认同，还在于其历史主体部分的表述紧扣了正史精神主旨。引用正史甚至比附于正史，使《华阳国志》获得了知识权威性的力量。如定位巴蜀的历史来源及历史地位，常氏博览约取。关于蜀在先秦的历史，参照了《史记》的《秦本纪》《秦世家》等；对于巴于春秋时的历史，又综合了《春秋》的记载；人物传公孙述、刘二牧的割据史，取材于《东观汉记》和《三国志》等。 ^[44] 常氏在论述中多处为中央承认巴蜀等地方郡县列出了材料上的支撑，对于建立中原与蜀等边地的联系，《华阳国志》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综上，无论从文本表述、文本结构还是文本内容，或者文本所遵循的历史精神，都使得《华阳国志》成为与国史相依循的方志翘楚，任乃强先生认为“其开我国地方史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 ^[45]

然而，方志绝不等同于国史。章学诚氏以“方志为国史要删”主张，所谓“要删”，是指“删要以备用”。 ^[46]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屈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以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 ^[47] 。民国方志学者李泰棻发挥其观点，并认为：

总之，方志与国史的关联极其重要，但是，方志与国史的联系中又体现出差异、等级与区别。方志属史而又不同于国史，首先体现在体例上。章学诚强调方志应“首重体例”并为后代学者所谨循。体例是方志的骨架，构建了一个既属地方又超越于地方的知识谱系。

三 方志体例演变与地方知识谱系

“方志”一词出现较早，中国古籍《周礼·地官》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在方志成熟，其体例被统一修订、形式较为固定之前，春秋时代孔子、西晋文学家左思、唐人张铣、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南朝史学家范晔等都对方志作过相关阐释， ^[49] 可见，方志这一说法由来已久。但类似于方志的，其旧称却有多种，如“风土记”“略”“志略”“记”“系”“考”“图经”“乘”“旧闻考”等。在类属上，梁启超又将其总结为图经之属、政记之属、人物传之属、风土记之属、古迹之属、谱牒之属、文征之属。 ^[50] 方志所记内容丰富庞杂，记风俗、志古迹、纪岁时、状山水、观天文、绘星野、宫观梵塔、夷貊殊俗、草木禽兽等，使得志的种类甚多，有礼乐志、礼仪志、礼志、乐志、郊祀志、祭祀志、仪卫志、车服志、舆服志、律历志、历志、历象志、时宪志、天文志、天象志、五行志、符瑞志、灵征志、地理志、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沟洫志、河渠志、选举志、百官志、职官志、官事志等。偏记一类的，称之为“专志”。专志起源较早而且数量众多，汉魏时期就为数不少。明清到民国，专志也不断地被编修，如陕西《民国皇帝陵庙志》、内蒙古《民国公主府志》、云南《云南温泉志》等。但上述专志并不以方志的名称出现。从历时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盛行“地记”“地志”，隋唐、北宋时期兴盛“图经”“图志”，只是到了南宋之后，方志的名称才较为流行，同时，方志体例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

宋代形成了方志体例的基本形式。志书的篇目、类型、章法、体裁、内容，甚至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编修方志的观念思想，都会在体例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明代开始，政府参与颁订方志体例，方志体例得到基本定型，写法不再随意，必须有一定的规范性。后世的方志体例形式都是在保持一定基本规范的情况下根据实际需要作出一定的修改。志书最常用的体例形式有门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三宝体、政书体、编年体、章节体等。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朝廷颁《纂修志书凡例》，采用门目体形式，共十六目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风俗、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为了内容的需要，有时门目太多，甚至上百个，使得门目的分类显得较为繁杂。于是纲目体将门目进行分类整理，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姚鼐（1732～1815）总纂的《江宁府志》，以“建置”统领城池、行宫，以“武备”统领兵制、江防，以“人物”统领儒林、敦行、忠义、仕绩、隐逸、流寓、列女等，既不袭用正史纪传的名称，亦稍可减低门目体繁杂的毛病。门目体以外，还有纪传体，如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修、黄彭年修《畿辅通志》三百卷，为纪传体之巨著，以纪、表、志、传、略、录，统领十八门。 ^[51]

到了章学诚那里，其创作的“三书体”既借鉴了纲目体方法，又有纪传体特性。“三书体”的纪传特性的表述，使得章氏成为“志为史”的重要创建人。以《湖北三书》为例，其书包括《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目录如下：

《湖北通志》七十四篇

《湖北掌故》六十六篇

《湖北文征》八集：

章学诚以为，“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 ^[53] 作此三书，则可以囊括前面所言的门目体全部类目，三书包容性极强。三书之中，志是主体，“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是《春秋》之流别”，故“二纪”中独载皇言，是章氏的首创。在《湖北通志凡例》中，章云：志为国史取材，而守土之吏，奉承诏条，所以布而施者，如师儒之奉圣经，为规为律，不容以稍忽焉。故皇言冠全志之首。 ^[54]

章要用皇言统领全书主旨，即“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 ^[55] 至于“掌故”如同会要、会典，是“从掌故而正方志”也， ^[56] “文征”则类似文鉴、文类，其“大首在于证史”。 ^[57] 为了避免“僭史之嫌”，章氏将有些名目加以改变、扩充，以便为朝廷修国史提供资料。但确定方志跟史一样要有“经世”之史的作用，“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 ^[58]

《华阳国志》在文本开头追溯地方历史及族群起源与中原及皇室的联系，而并不在目录开头彰显，章氏此举与其相比，确是堂而皇之载王言于篇首，他变通史法，将方志的地位进一步向国史靠拢。同时在“方志之体，崇奉所尊”的信念下，也显示其尊权威、尊王制的思想。 ^[59] 章氏方志属史的观念走得很远，梁启超不仅赞同，甚至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60] 方志属史的观念随着晚清民国时期西方新学的进入又进一步得到发挥。

方志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可称之为“小传统” ^[61] ，在民国时期新史学的影响下，这一小传统被民国学者称之为“民史”。民国时期关于方志学科属性的讨论很多，但最强势并且引人注目的还是史学界持方志为史的观点。梁启超、傅振伦、吴宗慈、李泰棻、寿鹏飞、瞿宣颖等著名学者，都认为方志属史书范畴。这不仅是因为修方志者大多为史学家出生，还因为民国时期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热潮。 ^[62] 国史应该是民史，“修史必自方志始”。 ^[63] 民国时期方志学大家李泰棻1935年出版《方志学》一书，重新论证并赞同章学诚方志属史的独见等观点。但是对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看法却进行了商榷和反驳。如“书籍部次之泥古、前代诏诰列入文征之不当、艺文不志生人著作之不当、生人不得立传、门目不得过多、帝后不应入志、列传不应断自元明、政略不应以人为主、志不必分多体”等。民国时期，西方许多新学科传入中国，在此语境下，中国方志努力吸收各个学科之长，修方志之辅助学识重新纳入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言语学、系谱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等学科。同时，方志内容也根据需要新增“记录以前之史实、社会经济之资料、贪劣官绅之事实”等内容。李泰棻修改后的方志内容拟目及序列为：

李泰棻的方志序目取消了章学诚在篇首“载皇言”的写法，在形式上还“方志”于“方”，同时吸收了许多新学科并将其直接在序目中体现，如民族、宗教等，实质上是融入了中国民族史，强化了中国各民族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也回应了当时梁启超所谓中国历史即是中国民族史的主张。取消“分野”等天文知识，是为了强调当时的科学研究思潮在方志上的运用，如强调考古实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等方法。

可见，方志作为新国史改革的重要部分，在撰修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史学靠拢，并形成了更丰富的知识框架。方志被现代学者称之为地方百科全书，因此也是中国重要的文献遗产，研究中国各种文化遗产无不将其作为备查文献。直至当代，方志的体例内容已经完全符合当代国家治理与管理的需要。但同时，方志已属于分科之学，即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独立，才有学科归属的讨论。然而，无论从起源、体例或是观念来说，对方志的认识都应该远远超越其学科本身。

从宋之后的方志体例可以看出，方志的体例框架及其所包含的地方知识谱系极其完备。首先，它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即天（星野、分野）、地（建置、沿革、形势、河流、山川等）、人（列传、风俗、学校、教育等）， ^[65] 即天文、地理、人事。其次，各级方志从描写区域的大小依次向上排列，最后集于中心，显示出方志的等级性，下不可犯上，即李泰棻所言：“清代地方有省、府、直隶州，及州县之分，故志亦有省府州县之别。州县之志，不可上犯省府及直隶州，然省府及直隶州，亦不可下侵州与县。” ^[66] 最后，所有的地方知识谱系都归于方志体例的分类系统中，不可分类的部分也用文献、艺文类的方式来解决。以使方志在内容上趋于完备。方志这种完备的体系框架至少体现了方志如下的思想观：第一，方志永远是有别于“国史”的“地方”，方志与国史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志的“他者（中央）”在看待方志时都会超越于地方，使其为我所用。即地方是整体之一部分，同时又与整体有差异，此之谓方志。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第二，方志是以“文明化的视野”被看待，即它是以“一个外在性、超越性、结构性的框架，用来分类、理解、分析、掌握新的人群、事物的系统性范畴”， ^[67] 使其纳入“看者”的文明视野范围之内。这来源于中国“文字中心”即文字是文明一部分的传统思想，如将口传神话等用文字记载并纳入风俗等条目列入方志。

正是如此，方志的知识谱系对于中国文明的稳定举足轻重，在文字的叙事上，方志与国史构成了关于中国人生存的历史与空间的完整表述，并连接了人类学意义上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史、方志与族谱，又构成了关于中国及中国人的完整表述。遗憾的是，此种连接与表述在西学东渐的分科之学进入后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如李泰棻认为，方志需要去掉旧志疆域分界的星野方法，因为星野属天道，太远了，需用经纬开方辨位之人道法，近而好用。 ^[68] “天”不在了，只看到“地”与“人”。有意思的是，方志一面与传统断裂，一面又如福柯所言的历史那样，“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印迹的地方，在人们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曾经是什么样的地方……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 ^[69] 因此，对任何地方文物遗迹记录的运用与理解，都需要一面还原于传统叙事，一面从多重联系中抽离出属于地方的物的叙事。

在科学的观念下，方志对现在被称之为文化遗产的记录逐渐“去魅（deenchanted）” ^[70] 。好在随着人类学、民俗学再次在中国兴起，并随着跨学科理念在学术界的逐渐凸显，尽量还原文字表述于本相的努力已经在进行。同时，随着西方人文学科关于表述危机的讨论， ^[71] 对于方志客观与主观的认识同样可以向前推进。撰修基本原则为“述而不评”的方志实质也有表述中的价值观。因此，就本文论述而言，无论是表象上的方志之“地方”，还是方志关于历史的文字叙事，抑或是方志所构建的完整体例构架，其背后无不渗透方志撰写者及编修者的政统或者更深的道统思想，这是理解作为文献遗产的方志应具有的基本背景框架，也是在方志文献中寻找有关文化遗产具体名目的表述时必须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