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之路

一 文化线路遗产：从丝绸之路到玉石之路

2014年6月22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申遗成功，随后“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国际经贸关注焦点和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战略。媒体上的宣传热潮，使得20世纪后期中国学界提出的比“丝绸之路”更为古老的“玉石之路”之命题，显得更加被冷落。然而学术研究终究需要超脱功利，探寻事物的真相并力求正本清源。3000多年来，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从无“丝绸之路”之说，只因“舶来语”的话语建构和约定俗成作用，为世人所惯用，并成为中西交流大通道的代名词。1869～1872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后，在其所著《中国》中以“丝路”指称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所开通的东西陆上商贸通道，虽获得部分学人认同，但并未通用。一直到1987～1997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了一个为期10年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项目之后，“丝绸之路”方始流行。 ^[1] 实际上，西方学界也一直有质询“丝绸之路”名实的声音，2004年大英图书馆举办“丝绸之路：贸易、旅行、战争与信仰”特展，用以纪念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有意思的是，参观者不停地追问何以名为“丝绸之路”，负责人不得不重新界定“丝绸之路”：并非单指丝绸贸易之路，其他珍稀物品，如象牙、宝石、玻璃、玉石、大麻、铁、铜等等也是常见的交易物。 ^[2] 2007年法国学者Thierry Zarcone 在其专著《玉石之路》中提出，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说完全出于异国想象的历史幻想，误导了世人。历史上并不存在一条明晰的“丝绸之路”，而是欧亚大陆间诸多贸易路线的统称，欧亚商贸往来的物资不仅有丝绸、茶叶，更有玉石、黄金、青铜、大麻、犬、马等等多种。而且玉石之路的存在要比丝绸之路更为古老也更为清晰。更重要的是，玉石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上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依据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新知识，将“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关系做更深的挖掘。 ^[3] 近年来，中国学者们在考古物证、文献书证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不仅发现了诸多“丝绸之路”的前身，如玉石之路、彩陶之路、青铜之路、黄金之路、玻璃之路、小麦之路、粟黍之路、马羊之路等等 ^[4] ，而且就中西商贸中最典型的物资而言，“玉帛之路”更名副其实。 ^[5] 2012年5月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研究展望”部分写到“重建中国神话历史”的关键子题之一，对中国史前玉石之路研究的三个突破口做了阐释。

2013年6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与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合作举办在陕西榆林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 ^[7] ，考察四千多年前的石峁古城遗址和建城用玉的情况，研究西部玉矿资源的新发现及其历史意义，梳理西玉东输的具体路径，并提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新命题 ^[8] 。这是国内第一次以“玉石之路”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2014年7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又与《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合作在兰州举办甘肃史前文化齐家文化研讨会及田野考察活动，鲜明地打出“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以及“玉帛之路：比丝绸之路更早的国际大通道”的旗号。 ^[9]

“玉帛之路”的提法，不全然是权宜之计的“统合”。实乃“玉”与“帛”两种神话化物质的并置，符合国人本土的古汉语表达习惯。比现代汉语中出现的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称谓都要久远得多。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玉帛”并置为词的习惯。“玉帛为二精”（《国语·楚语》）的说法，表明它们都是通神、祀神的圣物；“玉帛”又习惯与“干戈”“兵戎”相对而言，同为国家祭祀、会盟及朝聘礼器（《左传》）。文献追述的玉帛使用历史远及唐尧虞舜和夏代开国之君大禹。虽然在新疆、中亚和西亚的考古遗址中，迟至战国时期才有来自中原的丝织品，但早在《穆天子传》中，西巡昆仑的周穆王赠送给西域诸国的礼物就是丝织品和玉璧玉佩，而获得的回赠则是美玉原料和良马。丝绸的生产与使用始于何时，尚有待深究，然而考古遗存提供的物证显示，至少在距今6000年前，河南和山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出现蚕茧，浙江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距今4200年的丝绸实物，而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蚕纹象牙杖首饰、金坛三星村钺柄骨蚕、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石玉蚕、仰韶文化陶蚕等的出土，证明中国蚕桑养殖业的起源最晚不迟于新石器中期，与传说中的开创玉器时代和养蚕丝织的人文始祖黄帝、嫘祖夫妇的时代大体一致。另据《尚书·禹贡》所载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其中兖州、青州、徐州、贡赋丝、絺（葛布）、缟（白绢）等丝织物，而扬州贡瑶琨，梁州贡璆，雍州贡球、琳、琅玕等玉石。《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山西饶玉石，山东多漆丝”，以太行山为界，也体现出东西地域之间的物产不同，而来自东方沿海的丝与西方内陆的玉，正是中原王权意识形态建构的两大圣物。这些都说明“玉”“帛”在中华文明物质与精神史上的同等重要，而且超越了既有的“丝路”或“玉路”名实，与中国文明起源发展进程更名副其实，值得深入探讨。只不过由于丝质品不如玉石留存久远，物证的获取相对困难，因而目前能够获得实证资料而展开研究的主要还是玉石之路。

二 玉成中国：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文明特质

公元前3500～前2500年，欧亚非大陆兴起了四大古老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比亚文明、南亚印度河文明和东亚的中国文明（黄河、长江、西辽河）。在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原初文明——西亚的美索不达比亚文明和东亚的中国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持续发展不曾中断的生命体。根据现代考古学提供的物证来审视世界最早的几大文明发祥地，有三大共相不容忽视：其一皆孕育于大河流域的农业社会，且河流充当着重要的商贸交通航道功能；其二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都曾钟情于黑曜石、青金石、绿松石、孔雀石、玉石、水晶、玛瑙等“美石”，使之成为普遍追求和交易的宝物，并支配着早期文明人的神话信仰和仪式行为，驱动着跨地区的远距商贸运输、文化传播与认同；其三，圣物制造中“就地取材”和“远程运输”取决于环境和物质珍稀度所具有的特殊魔力和使用者不可抗拒的内在需求所催生的观念动力。 ^[10] 继文明前夕最早成为圣石和商贸物的黑曜石之后，北非、西亚文明钟情于青金石、绿松石、黄金，因而有横贯欧亚非的“青金石之路”“绿松石之路”“黄金之路”；唯独东亚的中国文明青睐玉石，尤其是“昆山玉”之精纯者和田玉，因而催生出长达四千公里的“玉石之路”，作为文化线路遗产，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堪称举世无双。从某种意义上说，玉石原料、玉石信仰和琢玉技术的播传流布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标志之一。

中国史前文化总体上是“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 ^[11] “玉石之路”核心要义是探讨源于四方的玉文化或玉料资源如何进入中原王权和华夏价值观的建构体系，那么“早期中国” ^[12] 的形成及其与四方文化的交流融汇就成为论述的前提。在西周中期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之前，是否有“中国”这一概念至今无法确定，但以中原为核心的历史趋势和文化认同却早在西周王朝确立前的数百甚至数千年前已然展开。 ^[13]

学界一般依据经济类型和考古文化特征（以陶器和玉器为物证）的基本区别，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史前中国文化分为：以仰韶文化（彩陶盆、钵、罐、尖底瓶、陶鬲、粟作农业）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区，以红山文化（筒形罐、玉璧、玉玦、玉匕及象生性玉器、渔猎加粟作农业）为代表的东北文化区，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鼎、豆、壶、盘、璧琮璜钺等玉礼器、稻作农业）为代表的东南文化区。这三大文化区各自独立个性化发展，在距今5000～4000年间（即“龙山时代”）南北、东西频繁交汇融合，为“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打下了基础。 ^[14] 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就是中原文化区的陶器和东方系（东北与东南）文化区的玉器。中原腹地新石器时代文化自裴李岗文化中后期（公元前6200～前5000年间）已开始显著辐射、影响四方文化，西向对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白家文化即老官台文化）、北向对冀南豫北地区（磁山文化）、东向对海岱地区（北辛文化）的影响和渗透相当明显，使得黄河流域早在公元前6000年时已初具文化认同的物质雏形。 ^[15] 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公元前4000年前后）“早期中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从晋南豫西及关中东部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至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西辽河流域。 ^[16] 同时，四方文化也反向影响中原文化。东北区从距今约8000年前的查海-兴隆洼筒形陶罐和精美玦、匕等玉器始，向四方辐射影响，甚至远至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长江、珠江流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距今约5500年前后，大小凌河、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接受中原仰韶彩陶文化的辐射影响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地方性象生系玉器（龙、凤、鸮、龟、蚕等）和坛庙冢礼仪建筑南下影响东南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 ^[17] 东南的鼎豆-玉文化区在约距今7000年前后经历了区域性文化整合（如由早期后李文化、河姆渡文化釜形鼎和支座型鼎向北辛文化、马家浜文化三足鼎演变） ^[18] ，接受北来玉玦文化影响的同时，其独具地方性的玉璜文化也向四方辐射。尤其以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以璧琮璜钺玉礼器、鼎豆壶陶礼器和坛墓组合为特征）对中原文化影响至大。长江中游自大溪文化始向北渐中原，至屈家岭文化晚期与中原仰韶文化碰撞交汇的同时，占据或影响了豫西南、豫中以至晋南等地， ^[19] 石家河文化时期更是强势北上，影响远达陶寺、石峁，对二里头文化直接源头的王湾三期文化（公元前2500～前2200年）影响尤大，极有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终极根脉。 ^[20]

处于中原核心地区的山西芮城清凉寺-坡头墓地，其第二至第四期墓葬（属于庙底沟二期晚段和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300～1900年）出土200余件玉器，是迄今所见中原出土玉器群组最集中最早的遗存，其中圆璧、方璧、牙璧、联璜璧、琮、环、多孔玉石刀、钺、梳形玉饰、虎头玉饰、玉管以及镶嵌绿松石玉璧等器类器形，表明其已经颇具汇聚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类型与技术于一体的特征，而且与齐家文化、陶寺文化关系匪浅。诸多器类如玉琮、联璜璧、牙璧、虎头玉饰等都是首次在中原地区出现，这是中原玉器文明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21] 而稍晚的龙山文化晚期（公元前2300～前2000年间）的陶寺遗址、石峁遗址出土的璧、琮、圭、璋、璜、环、戈、多孔刀、牙璧、联璜璧、虎头玉饰、玉神人像、玉鹰等器形及其玉料来源均呈现出“四方汇聚、多元一体”“玉国”雏形的到来。 ^[22] 经王湾三期文化延续至公元前1800前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东部包括南方玉礼器体系、中原陶礼器体系和西部青铜技术、优质玉料资源交融汇通，成就了先于秦帝国的“最早中国”的核心文化圈王权象征体系：玉礼器与仿陶青铜礼器。 ^[23] 青铜礼器在经历了商周的辉煌之后迅速衰落，为传统更深远且更易制作的陶瓷礼器取代，而玉礼器经历了商周秦汉的高峰之后，虽曾在魏晋六朝一度衰落，但从未在王朝礼仪中消失，经隋唐宋元的恢复，明清两代因为和田玉的大量供应而发展到新的辉煌境界。皇室用玉依旧继承着商周以降独尊“昆山之玉”的传统，延续并发扬光大了约四千年前即已开启的“玉石之路”。这一波三折的“中国文明”形成与演变之路，清晰地说明玉石神话信仰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充当着“国魂”的重要地位，在南北、东西文化交汇进程中，玉器比陶器更为活跃和凸显，“玉成中国”可谓名副其实 ^[24] 。

三 “玉石之路”源流与路线

文化传播的前提条件是传体与受体大致同时或时代上有交叉，且无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 ^[25] 在幅员广阔地貌复杂多样的东亚大陆上，是如何经历长达数千年的区域性文化碰撞交汇而“玉成中国”的呢？

考古物证提示，石之美者——“玉”进入东亚大陆先民的圣俗生活世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久远的石器使用历史和经验。距今约三万至一万年间，西伯利亚、中国华北、日本等地已出现穿孔石饰。旧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大陆远古先民们的小型石器用料已开始集中于石英、玛瑙、水晶、燧石、碧玉等石之美者。但直到新石器时代，美玉才真正从美石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亚大陆先民的珍宝与圣物。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版图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7000余处，集中分布于辽河流域（兴隆洼、查海-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等）、黄河下游（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等）、黄河中上游（仰韶-庙底沟二期-豫陕晋龙山文化，甘青马家窑-齐家文化），江淮地区（北阴阳营-薛家岗-凌家滩）、长江下游（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珠江流域（石峡文化），皆发现或多或少玉器。而中原文明核心文化区玉礼器体系与玉德观，实为东方系（含南方系）玉教信仰和技术与西北玉料共同铸就的。20世纪80年代“玉石之路”引起学界关注以来，不少学人开始从玉料产地和玉器类型着手对中国史前玉文化进行分区，较有代表性观点如下。

玉文化三源说：台湾学者邓淑苹根据出土玉器典型区域，参酌《尚书·顾命》中大玉、夷玉和越玉说，认为中国古代玉器源于且分别对应于华西区（黄河中上游）、东区（红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和东南区（良渚文化）。 ^[26]

史前玉文化版块说：杨伯达则依据《禹贡》所载玉产地，与出土玉器区域比较印证，提出东北“珣玗琪”、东南“瑶琨”、西北“球琳”三大玉文化版块 ^[27] 之后，又提出东夷（珣玗琪、俄罗斯玉，兴隆洼、红山、小珠山、大汶口）、淮夷（薛家岗、凌家滩）、古越（瑶琨玉，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三大玉文化版块以及海岱玉文化东夷亚版块、陶寺玉文化华夏亚版块、石峁玉文化鬼国亚版块、齐家玉文化氐羌亚版块和石家河玉文化荆蛮亚版块等五大文化亚版块说，正是此三大玉文化版块和五大亚版块的交流、渗透、融合，熔铸为统一的中华玉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奠基石。 ^[28] 杨伯达还认为在长达6000年的玉石之路网络中，中西文化交通大动脉的“和田玉路”是夏商周三代与唐宋明清玉石文化交流与贡纳的主要通道。 ^[29]

公元前4000～3000年“早期中国”文化结构及其与四方文化交流示意图（采自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3）：65）

原生次生系统说：黄翠梅将中国玉器区分为两大原生型主系统（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系统、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系统）和五大次生型亚系统（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系统、以两湖为中心的华中系统、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系统，以陕北晋南为中心的北方系统和以陇东为中心的西北系统）。 ^[30]

以上三说，各自立论依据不同，然而却都以玉产地和玉器出现的时空分布为立论坐标，共同的结论则是中国玉文化从史前的“多元”逐渐走向“华夏一体”。应该补充的是，物质的运动是由人驱动的。在玉文化发展中起着关键推动力的就是玉教信仰传播和玉料远距离输送网路。而玉教信仰的传播与认同又是玉料远距离输送的前提和基础 ^[31] 。纵观迄今所见玉料产地和出土玉器的时空布局及其传播，整体上呈现出“北玉南传”（距今8000～5000年）、“东玉西传”和“南玉北传”（史前5000～4000年，器物、信仰与技术），以及“西玉东输”（距今4000年以后，玉料资源调配）在频繁交汇中向中原汇聚的特征。 ^[32]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往学界讨论的“玉石之路”——特指“昆山之玉”（和田玉料）自西向东输送之路 ^[33] ，是不完整的。无论是从“玉成中国”的文明历程，还是今天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玉料运送之路，都需要重新厘清两种范畴的“玉石之路”具体内涵和传播路线。

（一）北玉南传——玉石神话信仰与玉饰、技术的传播路线

这是“玉石之路”得以开启的首波浪潮。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查海遗址（距今约8200～7200年）发掘出精心琢制的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或勾玉）等玉饰和斧锛凿等玉质工具，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器，是其后赵宝沟文化（斧钺玦）、红山文化（斧钺凿璧、玦形龙、像生动物、玉人等）、小河沿文化（钺锛璧环镯璜等）、小珠山文化（斧锛凿璧环牙璧）等的源头。辽东半岛小珠山文化中期（距今6000～5000年）发现的玉牙璧可能是黄河中下游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晋南芮城清凉寺、陶寺、陕北石峁玉牙璧的源头。 ^[34] 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了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精美耳玦，在东北的西辽河、大凌河、饶河流域流行约三千年，并由北而南传播至长江流域（距今7000～6500年，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遗址，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相继出现耳玦，并盛行于距今6000～4000年间）、岭南粤北和环珠江三角洲（约距今4500年以后），而后显示由东而西传播的迹象。 ^[35] 海南岛、菲律宾、印尼等南海岛屿至今仍有玦饰留存。 ^[36] 而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直到商周时期方流行玦饰，除了生产玉玦之外，还出现替代性的石玦生产，至汉代而衰微。

这样一种由北而南的传播路线，不独是玉玦，也是南北聸耳、圣聪珥蛇等神话信仰的传播路线， ^[37] 而且这也是最早的琢玉技术的南传路线。据刘国祥、邓聪等合作研究发现，玉器制作之首务——玉料开片技术最重要的砂绳、锯片切割技术也起源于八千年前的东北兴隆洼文化。随后的东北红山文化至江淮流域的凌家滩、良渚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等，玉器加工中砂绳、锯片切割技术已臻登峰造极。距今约4600年，山东龙山文化玉器锯片切割技术方始流行，并且取代砂绳切割技术在玉器开料技术史中的独尊地位，如齐家文化玉器形制承袭良渚文化玉器，但技术却主要以锯片切割为主，这在石家河玉器和龙山文化玉器中也有充分表现。三代玉器开料技术主要承袭龙山文化传统。直到更为先进便捷的轮盘和金属弦切割技术的出现与流行。 ^[38]

（二）东玉西传、南玉北传——玉石神话信仰、礼器与技术的传播路线

东玉西传主要指以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器群向西进入中原地区和西北、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传播现象 ^[39] 。这是“玉石之路”的二次浪潮。山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7500年，玉凿）—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6100年，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40] ，目前尚未发现玉器）—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100～4600年，玉铲、斧、锛、璧、环、镯、璜、牙璧、镞、圭形坠、笄、耳坠）—龙山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玉质刀、铲、锛、斧、钺、琮、圭、璧、牙璧、镯、镞等） ^[41] 。中原地区和大汶口文化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仰韶中晚期文化和河南龙山早期文化。自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大汶口文化开始逆袭沿着颍河、涡河和伊洛河流域等水路由东（海岱）而西逐渐向中原推进，形成了大汶口文化的“颍水类型”和“尉迟寺类型”以及中原龙山文化类型。 ^[42] 随着人群东迁而来的是东方文化：信仰及其物化的器物及造物技术，典型的如葬俗（随葬猪头、獐牙、獐牙钩形器及龟甲等）、陶器（鼎、盉、鬹、尊、豆、杯等）和玉器（玉钺、牙璧、圭、璋等）。 ^[43]

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时代玉器与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玉器都有关系。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年代约与红山文化相当，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年代大体相近。这些地方的玉文化各有地方特色，又在玉料、技术和器形上互相影响。 ^[44] 这为中原龙山文化玉器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良渚文化在其兴盛期（距今约5000～4500年间）向北扩展至江淮、鲁南临沂一带，影响直达黄河下游， ^[45] 南及广东北江上游 ^[46] ，西至皖南赣北 ^[47] ，而中原龙山时代陶寺类型遗存中高领折肩尊、瓶和折腹尊、盆，侈口鼓腹或折腹罐、尖底尊、陶鼓、鼉鼓、玉刀、钺、琮、璧、璜等玉礼器，与以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相吻合，这清楚地表明陶寺文化的形成是东方文化西移，并与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釜灶、斝、深腹筒形罐、扁壶、盆形鼎等）融合的产物。 ^[48] 部分良渚文化因素，特别是璧、琮、璜、圭、璋、牙璧等东方玉礼器传至陶寺，显示了东玉西传的结果已然播及中原，并一直向西达到甘肃的齐家文化，构成以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为界限的东玉西传之西境边界。

从全局观点审视东亚玉文化的发生，可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玉器发生期；距今10000～6000年。其特点是以所谓装饰性的小件玉器和实用工具为主体的玉器生产。第二期，玉器时代的鼎盛期；距今6000～4000年。其特征是玉工具、玉兵器和玉礼器的全面繁荣。第三期，玉器时代的终结期；此一时期与青铜时代的兴起相重叠，年代约为距今4000～3000年间。 ^[49] 经由以上三个时期的发展和积累、筛选和淘汰过程，南北交汇与东西融合，奠定华夏早期国家的玉礼器体系。如果说北玉南传主要集中在砂绳、锯片切割技术和玉玦及其神话信仰上，那么在距今约5000～4000年间，主要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琮、璧玉礼器体系和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圭（或曰铲、锛）、牙璋、牙璧等玉礼器体系及其神话信仰的向西传播。摘要分述如下：

玉璜，其祖型或许源自兴隆洼文化的玉弯条形器（勾玉）。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距今约7200～7000年）出土迄今最早的南方玉璜 ^[50] ，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5300年）出土较多的玉璜，其中第一、二期数量最多。 ^[51] 此后的2500余年里，长江下游三角洲区域始终是玉璜出土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集中和形制最多样的区域。其中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距今约6000～5500年）、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300～5200年）、余姚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300）又是其中三大极盛之地。距今6500年左右，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圈（湖南澧县城头山、洪江高庙、湖北宜昌杨家湾、松滋桂花树、中堡岛、清水滩、四川巫山大溪）始现玉璜，距今约5100年后开始式微，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100～4500）、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500～4000）仅少量遗存。距今约6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圈（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安徽萧山金寨村、江苏大伊山、新沂花厅、山东枣庄建新等），中游仰韶文化圈（西安半坡、南郑龙岗寺）出现玉璜或璜形饰，数量较少。若不算玉弯条形器，标准的虹桥状玉璜在距今约5500年前后出现在东北的辽河流域，最北的玉璜发现地是黑龙江依兰倭肯哈达遗址。距今4300年前后，玉璜遗存扩展到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中游的芮城清凉寺、陶寺、新华、石峁、后岗，乃至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圈，而在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存中达到鼎盛。 ^[52] 至商周秦汉渐趋一统。 ^[53] 而长江、太湖、淮河、黄河及其支流等天然水路是早期拥有和使用玉璜的族群西传和北输，最终普及各地的主要通道。 ^[54]

玉钺，大约在距今约6000～5500年年间，西辽河流域、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地区出现制作精细的玉石钺。距今5000～4000年年间，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南地区相继出现精细玉石钺。尤以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数量多而精，黄河下游次之，黄河中游地区主要集中于陶寺、石峁、灵宝西坡等少数遗址，但却量多质优。 ^[55]

玉琮，华夏王权“六器”中最神秘难解的玉器，最早见于距今5300年左右的长江下游地区，集中见于良渚文化遗存中。距今约4500～4000年间传播到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距今约4800～4000年间见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中，距今约4400～3800年间见于黄河中游的陶寺、芮城清凉寺、神木新华和石峁遗址中，距今约4000～3800年间，见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300～4000年间见于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遗存。 ^[56] 大体而言，玉琮自长江下游发源，向东溯江而上至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向北穿越黄淮一带，逆黄河而上至中原和西北的齐家文化。其中晋南的清凉寺、陶寺与陕北石峁充当着重要的中转站作用。就玉文化西渐的最远端齐家文化玉器体系而言，有学者认为存在着重璧轻琮的取向。赵青春则认为，实际上，如果明确良渚玉器的分期特点，在中期偏晚的阶段已经开始出现重璧轻琮的趋向。随着玉琮从良渚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再到中原龙山时代文化的辗转流传，至龙山时代玉琮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只不过这种重璧轻琮现象更加突出而已 ^[57] 。据笔者目验的齐家文化玉琮，如静宁七宝中带有瓦楞纹饰的大青玉琮，以及临夏州博物馆藏积石山县新庄坪遗址采集的白玉琮一件和黄玉琮一件，从玉质选料的情况看，都属于齐家玉器中最接近优质和田玉的顶级玉料。就此而言，玉琮在整个齐家文化玉器中虽然数量较少 ^[58] ，但是其在礼器中的崇高地位却是不言而喻的，不宜简单视为玩物。

牙璧（一曰“璇玑”） ^[59] ，源于辽东半岛，南下山东半岛，进而逆黄河而上，进入中原的清凉寺、陶寺和陕北石峁等地玉礼器体系。

玉圭，较早见于陶寺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山东日照两城镇的双面神人兽面纹玉圭，是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器身长而薄，在其底部正反两面精雕细琢不同的兽面纹。与此相似的一件龙山文化玉圭，是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鹰纹圭。上面有与兽面纹玉圭相似的神人兽面纹，另一面则雕刻着昂首向天、两翼外展呈飞天之态的鹰鸮纹，两圭造型纹饰奇特而神秘，阴刻与阳刻浅浮雕结合。该玉圭无使用痕迹，显系礼器。而藏于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的鹰攫人首玉佩，则完美地呈现了龙山文化玉器高超的镂雕技艺和与图腾祭祀有关的宗教信仰。 ^[60]

玉璋（牙璋），约出现于公元前2500～1100年间，考古发现牙璋的地点约有20余处，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皆有其身影，东起于山东海阳司马台、五莲上万家沟村、大范庄，北至陕北石峁，最南至香港南丫岛大湾和大屿山东湾。新石器时代以石峁遗址最多达28件，夏商时期的璋以三星堆遗址发现最多。其起源与传播脉络一般认为自黄河中下游向华中、华南、西南传播。 ^[61] 但近年来对其发源地略有争议，焦点在于究竟是黄河下游还是长江中游，传统认为山东大范庄最早，属于龙山文化早期（公元前2500年左右），近年来有学者认为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才是牙璋礼器起源地。 ^[62] 实际上，龙山文化时代出现的牙璋，无论是山东半岛的3件（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和海阳司马台各1件，推定为龙山文化早期至岳石文化即公元前2500～前1800年），长江中游湖北汪家屋场遗址采集到的牙璋2件（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即公元前2200～前2000年）， ^[63] 还是牙璋发现最多的陕北石峁遗址（约公元前2300～前1900年），由于多为采集或征集而来，地层关系并不清晰，均根据陶片推定的大概年代，而年代又相去不远，究竟源头何处，尚待进一步的证据和研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中原腹地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遗址出土4件牙璋，最长66厘米，其他也长达46～48厘米，且形制规范复杂，甚至镶嵌绿松石，比山东牙璋27.5～33.5厘米和石峁牙璋24.7～34.5厘米要大气、华丽，颇具王者之气。而其形制可能直接源自石峁牙璋。 ^[64] 江章华认为牙璋起源于北方黄河流域，以两条线索向南传播：东线较早，始于龙山文化时期；西线稍晚，经四川盆地向南一直传播到越南 ^[65] 。2015年4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广河县齐家文化研究会合作组织的第四次玉石之路考察团，在临夏州博物馆鉴定馆藏的齐家文化玉器，其中有一件青玉制的玉璋，是20世纪70年代在积石山县新庄坪遗址采集的。这件玉璋可表明玉璋自东向西传播的迄今所知最远端地点——黄河上游地区。

多孔玉刀，在石峁遗址大量出现的多孔玉刀也延续至二里头文化，其源头亦在东方的长江中下游，距今约6000～5000年前的江苏北阴阳营、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二、三期中出现批量多孔玉刀。玉刀循着长江西传湖北屈家岭，北上山东龙山，黄淮平原，直至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淮河、汉水、长江、黄河，或许充当着主要的传播路线。 ^[66]

在东方玉器西入中原和西北、西南的进程中，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似乎充当了重要的中转枢纽作用。此时期的山东玉器无论是所承载的信仰、玉器造型还是加工技术方面，经南北交汇之后，逐渐定型，对中原玉礼器体系影响深远。

南玉北传，主要是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玉器北进中原的传播过程。石家河文化晚期出现了大量玉器，几乎包括后世所有重要玉礼器和玉装饰器，如琮、璧、圭、牙璋、璜、环、龙、风、虎、蝉、鹰、神人、兽面、玉人、玉祖、玉笄、玉管、玉柄、玉坠、玉圆牌、玉珠、玉工具（锛、凿、刀、钻、纺轮）等，对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龙山文化及夏商周乃至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如玉虎头、鹰形玉笄、玉神人（戴耳环，两耳附有凤鸟饰）、玉凤（分叉长尾）、玉人（戴冠及蒜头鼻）以及玉柄形器、多孔玉刀等。 ^[67]

可见，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晚期至龙山文化晚期陕北晋南的石峁、清凉寺、陶寺等遗址中，出土的牙璧、璧、琮、圭、璋、璜、多孔玉刀及神人兽面纹，融汇着各地史前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东北红山文化和南方石家河文化玉器因素的影响，以及西部马衔山、祁连山及昆仑山等广大的西部玉料资源区的玉料输送所造成的资源依赖，而随后的中原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800～3500年）玉器，上承陶寺、石峁等龙山文化和南方石家河文化的玉礼器传承，又下启商周两代玉礼器。同时同时，四夷的玉文化已然相继衰落甚至消亡，华夏国家时代来临。

（三）西玉东输——玉料资源输送中原国家之路线

当东方地区的玉教信仰输入中原，并逐渐成为华夏国教之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于缺乏玉料资源而又需用优质玉石来建构王权礼仪圣物的中原王权来说，玉料输入成为新的战略问题。而商周秦汉的用玉实践，无论是考古实物还是文献记载，均将当时华夏王权礼仪用玉和君子玉德象征物的最佳玉料指向远在西域的“昆山之玉”。因此，“西玉东输”是目前国内“玉石之路”研究的主要领域，焦点问题有三：第一，西部玉矿资源地的范围。第二，西玉何时东输中原？第三，西玉东输的具体线路如何？其中后两个问题已经讨论多年，第一个问题则是近年来伴随西部玉矿的新发现而来的。

近20来年，学者们从文献梳理、地质科考、矿物检测、考古遗存、神话信仰（“玉出昆冈”与“河出昆仑”）等不同视域展开，将“西玉东输”线路重构，推向多元、具体而审慎的论证。 ^[68] 昆山玉最早何时输入中原，六千年之说（姜寨遗址玉器） ^[69] 目前证据尚不足徵，商晚期说（安阳） ^[70] 证据确凿但显然过于保守。四千年之说及其线路的证据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实地考察的推进，则越来越充实和清晰：河套地区乃至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不断有史前玉器遗存的发现，可为玉石之路黄河道假说提供物证。南距黄河不远的山西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墓地发现的玉礼器率先揭开了中原玉文化序幕，随后北上进入黄河支流汾水岸边的襄汾陶寺遗址和同样距离黄河不远的陕西延安庐山峁、神木县新华和石峁遗址隔河而望。这几处正是东方系玉教神话信仰、玉器造型和西部玉料的交汇之地，也是晋南陶寺玉器与西北齐家玉器交汇之地，而目前最大的龙山时代古城石峁遗址及其玉器很可能同时充当着史前东玉西传与西玉东输的双重中介作用。黄河（及其支流）水道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与玉出昆冈、河出昆仑的神话想象不谋而合，绝非偶然。 ^[71]

距今约3000年前，随着家马和马车东入中原，山西雁门关道成为陆路运输通道，从《穆天子传》的“隃之关隥” ^[72] ，到《战国策·赵策》《史记·赵世家》的句注 ^[73] ，皆为雁门关古名，此乃战国时赵国赖以立国的“三宝”（胡犬、代马，昆山之玉）自北方草原入国的门户。从甘青宁出土的战汉时期中原文物证据反观，古雁门关道当是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承载丝绸西往和玉石东来的主要运输通道。这与西周穆王西巡昆仑从洛阳跨黄河，北绝漳河、滹沱河出雁门关进入河宗国，祭河后再西进的路线也是不谋而合。而西汉前黄河下游水道途径河北平原，漳水、洹水、滹沱皆为黄河大支， ^[74] 洹河岸边的殷墟安阳出土有大量和田玉料制作的精美玉器说明，西周穆王选择的这条“远途”很可能早已是通途。这说明四千年前的河套地区黄河水道和三千年前的雁门关是西玉东输的东端入口。那么西段起点又在何处呢？据《战国策·赵策》中苏秦为齐王上书说赵王的陈述：“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鲁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吾，此代马胡驹不东，而昆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宝者，又非王之有也。” ^[75] 及各家对昆山地理位置的注释可知，战国以来的昆山与今不同，或在青海“金城临羌”，或在于阗国东北，或泛指雍州出产球琳琅玕之昆仑虚，直到汉武帝以张骞探察采集回来的于阗出玉之山、河源之地而命名曰“昆仑”，才将昆山之玉定格为于阗所出。 ^[76] 这暗示着西汉以前文献所载“昆山之玉”可能泛指西部高原广大地区的玉石资源，这与新近发现的肃北内蒙古自治县马鬃山古玉矿（从战国时期开采一直持续至东汉）以及祁连山玉和临洮马衔山玉、青海玉等玉产地连成一片，大约相当于齐家文化的整个分布地域。这种优质玉料资源的多元性特征，和齐家文化玉器用料、陕北晋南龙山文化玉器用料的多元化，大体上是吻合对应的。

如此，约四千年前开始的西玉东输进入中原的具体线路又是怎样的呢？在既有的线路构拟中，新疆通往中原的路大致有三：北线“草原道”，中线“河西走廊道”和南线的“青海道”，皆以优质玉料产地昆仑山下的和田为西端起点，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之间）形成南路的和田-民丰-且末-若羌-敦煌线路，和北路的和田-叶城-喀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吐鲁番-哈密线路，至此向东分为三种路线：

一路自哈密向东，经内蒙古西北草原道，穿居延海、黑水城（今额济纳旗），过阴山到包头，出雁门关南下太原到河南洛阳、郑州（或南下经陕西华县到西安） ^[77] ，是为北线“草原道”（或“居延道”）主干线，这是对应着史前“青铜东传之路”而来的经典路线之一。 ^[78]

周穆王西巡昆仑山的路线图前半部分示意图：褐色线表明先东行后北上，出雁门关，再沿黄河溯源而上，暗示文明早期的玉石之路进入中原的路径（唐启翠 绘制）

一路自若羌南下经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沿湟水、经祁连山南，至甘肃中部兰州向东，经洮河、广通河、渭河等流进入关中抵达中原，这就是古陶器东西交流的古“青海道” ^[79] ，河湟沿途众多古文化遗址，尤其是仰韶文化遗存和喇家遗址等齐家文化遗址玉器中青海玉（昆仑玉）料的发现，见证着玉石之路青海道的存在， ^[80] 这是伴随史前“彩陶西传之路”而来的经典路线之一。 ^[81]

一路在敦煌或者瓜州会合，然后向东经河西走廊（玉门关-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至兰州，又兵分两路，一为依照汉丝绸之路拟定的“关陇线”：越关中平原，出潼关，过豫西、晋南进入中原地区（西安-洛阳-郑州-安阳） ^[82] ；一为依照考古物证构拟的“内蒙-河套-山西线”：经宁夏、内蒙古南部、陕北，穿越黄河，经雁门关进入山西，沿途的起中转作用的是自西而东依次衔接的甘青齐家文化（武威皇娘娘台-民和喇家-广河齐家坪）、陕西神木新华-石峁文化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 ^[83] 或者至兰州经宁夏、沿黄河至河套包头，出雁门关南下，沿滹沱、漳水至安阳、郑州、洛阳、长安（周穆王西巡回归东段路线），可称之为河西-河套“黄河道”），即约四千年至三千年前的河西-河套线存在一老（即“黄河水道”）一新（即“雁门关陆路”）两条玉石之路通道， ^[84] 这也是彩陶西播、青铜东传和玉器西传、玉料东输相交汇的主干线。

综上所述，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开始的西玉东输路径，自北而南至少有三条主干线：草原道、河西走廊道、青海道将西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肃北马鬃山、肃南马衔山等山系的玉料资源地与中原玉料消费地链接起来，产生了玉器用料的革命性逆转，来自西部的优质玉料以其独具的温润品质在诸多地方性玉料中独占鳌头，成为华夏王权和君子之德的最佳象征物。尤其是和田玉中的白玉（以羊脂白玉为最优品级），催生八千年玉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观念革命，简称“白玉崇拜” ^[85] ，并相继构成华夏核心价值观中的“天子佩白玉”（《礼记》）礼制和“白璧无瑕”完美理想，一直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依然用“白玉为堂”形容人间的富贵荣华顶级境界。这一切文化现象，最终决定着当代玉器市场上和田白玉无上尊贵的特有地位和惊人的价值增值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