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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进香习俗研究
所属图书：《铜仁生态美 梵净天下灵》 出版日期：2015-06-01 文章字数：6117字

梵净山进香习俗研究

梵净山旧时又称九龙山、月镜山、饭甑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山中开山建刹时间尚无定论，自明朝开始，为稳定在梵净山地区的统治，皇朝不断在梵净山地区大兴佛教以教化众人，历经明清两朝敕建 [1] 和高僧募化、信众捐献，梵净山最终形成了“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大小一百余座寺庙”的宏伟格局，成为全国闻名的佛教圣地。

朝山是指善男信女到远处的名山古刹中朝拜烧香、祈福祈愿的习俗。据学者研究，大规模、有组织、远距离的到宗教圣地朝山进香兴盛于明清时期。 [2] 通过研究文献资料，我们发现明清时期梵净山因“有祷辄应不爽”， [3] 不断有四面八方的信众来此朝拜，香客遍及今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地，虽因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进香活动一度中止，但光绪年间隆参和尚主持重修寺庙后，又再度兴盛起来，立于清光绪22年（1896年）的《梵净山下茶殿碑》云“数百年进香男妇时往时来，若城市然”， [4] 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每年到梵净山进香人数过万，影响甚广，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和碑文记载简要介绍梵净山进香习俗。

1.朝山延续时间长

寺庙是信众进香的重要场所，是研究梵净山佛教兴衰的重要参考。梵净山地形复杂地势起伏大，长期以来历史、民族、宗教等因素错综复杂，战事频发，受战祸牵连的影响，山中寺庙多次被毁，香火也随之时盛时衰。自明伊始，帝王、官员和信众在此建修了大批庙宇，史料记载“山中梵宇的开建时间，可追溯至明代万历年前，后毁。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重建。” [5] 尽管尚无史料记载，可推测梵净山进香活动应始于明万历前。历史上梵净山进香活动高潮共有三次，下面按年代分别论述。

第一进香高潮当为明万历至清嘉庆年间。万历四十六年神宗敕建重修山顶正殿，赐予玉简金书，凿开五方朝山道路，此次敕封让民众对梵净山佛教名山地位达成共识，刺激了进香之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脉源宗谱碑记》记梵净山重建寺庙后，“夫灵境既闢，圣神昭显，奇生异祚，海宇振摇。凡巅、黔、楚、蜀人，莫不争相朝礼。” [6] 。此次敕建让梵净山的声名渐渐远播，渐次闻名全国，吸引了周边大批信众前来朝拜，现存于金顶的《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描述梵净山“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烦顾于道府诸侯”， [7] 足见当时梵净山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万历以来，香客朝梵净山主要通过捐资重建庙宇、重铸佛像、整修道路等方式积累功德，下面略举数例。

康熙元年，思南营督府王讳平捐银叁佰陆拾两重建天庆寺。 [8]

1982年发现的13则《金顶摩崖》，具述了当时朝山的情形，摘取数则录入如下： [9]

第二次进香高潮为清道光年间。嘉庆后，梵净山进入多事之秋，战乱不休，山中寺庙多被毁坏。道光十二年重修金顶寺庙，改原名通明殿为报恩寺， [13] 并在山腰重建了大规模的庙宇， [14] 梵净山影响进一步扩大。地方官员为保护梵净山地区山川树木，还专门设立护林碑禁砍山林加以保护。 [15] 道光《思南府续志》中记录了当时朝山的盛况“又梵净之山有佛殿，六月中，远近男妇烧香朝礼者不下万人”。 [16] 道光十九年《金刀峡碑》载：思南府安化县任洞解众都居住信人张庆贵、室人简氏，发心修培梵净灵山险路，祈保童男正云，长命富贵，易长成人，关煞消散，禄马扶持。道光十九年六月吉日修立。 [17]

第三次进香高潮时间约为同治、光绪年间。咸丰5年（1855年）爆发了号称乙卯之乱的红号军起义，义军以梵净山为根据地，坚持斗争11年之久，在此期间梵净山受战火摧残，山中寺庙几近全毁，一时间香火为之中断。同治9年（1870年）镇压红号军起义后，隆参和尚自铜仁东山寺来到梵净山任住持僧，他到处募化，复修回香坪、报恩寺等部分庙宇，一时间“朝谒往来，虽不及从前之多，而渐渐推广。” [18] 好景不长，光绪元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余部刘盛率四十余人自岑巩的马鞍山退入梵净山，6月，刺杀进香男妇。 [19] 这次战乱给梵净山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贵州巡抚岑毓英幕僚印江县三花山人廖云鹏在诗文中写道：“兵戈十载难消劫，大半金丹未换胎。领军小住梵王宫，片石荒凉四壁空。断佛一龛成朽腐，残碑几字认朦胧。神明自古原诛恶，香火于今也受穷。” [20] 描述了当时香灯冷落的状况。

光绪六年（1880年）镇压起义军后，隆参和尚又重新募化建修庙宇、整修上山道路，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才正式完工。此次建修的庙宇比以往更多，梵净山香火得到恢复，一时间“信男善妇、朝拜士民比上年更多”。 [21] 光绪二十年（1894年）《护国寺残碑》中载：“近自六月朔，香□□……渐盛，灵当不是过，余日于蹇臣诸君赞赏不绝口，益信□□……” [22] 在清朝，铜仁进香活动中还形成了香会等团体组织，“佞佛者朝谒名山，号称进香。往往结党成群，扶老携幼。此风他省亦间有之。近日惟吾铜尤盛。其期以六月朔为始，于月终为止。倡首者谓之香头，现日敛钱制黄旗一方，或百人，或数十人为一队，导之以旗，每人身背黄袱，乌乌唱佛歌，前呼后应，举国若狂。” [23]

民国时期，朝梵净山活动也年年进行。 [24] 《金顶摩崖》中记有民国九年（1920年）镇远县梁国臣和沿河司张香首趁进香期间偷铁瓦被罚款的事实。 [25] 民国末年，因梵净山地区土匪猖獗，很多香客财产被劫，人身财产安全难以保全，朝山活动才慢慢减少。 [26] 民国三十八年农历六月，松桃信众200余人重修镇国寺，至今碑记尚存。 [27]

2.香客来源分布广

文献资料和碑文中显示，明清时期梵净山香客遍及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地。清康熙年间文人徐訚观察到“溯自有明迄今三百年来朝谒者，趾错踵接，前呼后应，靡有止息……三郡（铜仁、印江、思南）朝谒（梵净山），岁如蚁聚，邻省如西蜀、湖南，亦络绎弗绝，有祷辄应不爽”， [28] 一方面反映了朝山人数之多，一方面也可见香客来源之广。

受地缘关系影响，朝梵净山最多的是贵州信众。《金顶摩崖》中记录了很多贵州香客捐资修建天桥、寺庙、整修道路的事迹。康熙五十二年重修天桥，《天桥功德记》摩崖记载了“印江化稿坪、深溪凹众姓”等地80余信众捐资重修天桥的史实。 [29]

其次为毗邻贵州的川蜀。据《黔南会灯录》记载，明清时期有很多川僧前来梵净山住持或游览。 [30]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川秀山县邑梅司王凤鸣等人在思南府朗溪司廖星保夫妇的主导下捐资重修了太平寺，其中王凤鸣出资最多。 [31] 《金顶摩崖》记有酉阳州信士刘华里等9人在金顶刻对联一副，内容为“到此间来来往往灭了许多奸雄，有事□□省省念不完的南无。” [32]

再次为湖南。湖南离梵净山较远，但也有一些香客慕名而来，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香客在金刀峡壁题《心题记游诗》一则，写道“楚南迢递肯相谒，也是前身有此缘。” [33] 道光二十七年梵净山佛像丢失后，咸丰二年，辰州府沅陵人彭业贤等人为梵净山重铸铜弥勒佛一尊，祈祷国泰民安，永无灾难。 [34]

除此之外，还有江西、苏州等地香客前来朝山。咸丰二年（1852年）元月《金顶摩崖》记信众唐士遂、熊富茂等19人重铸金顶铜弥勒佛及观音像缘由一起，捐资人籍贯包括常德江西客，常武、苏州、湖州、镇筸（凤凰）等地。 [35]

3.朝山道路崎岖难行

梵净山绵延数百里，山中有九十九条溪，风景绝佳“不独为黔中之胜，概亦宇内壮观也”， [36] 史载其“群峦耸峙，中涌一峰，周围仅数丈，突兀陡绝，高将千仞，中如斧划……陟者攀铁絙上下，如蹈空行，寺在极顶，风峭不可瓦，冶以铁，游从之客，千里风烟，一览而尽” [37] 。道光《思南府志》也写道“磴道崎岖，险处垂二分足，朝礼者攀铁縆而上，前人之踵接后人之顶，鱼贯以从，备尝怖苦，期以邀福。” [38] 清张介侯在游玩梵净山时也注意到“陟者攀絙上下，若蹈空而行。” [39] 上述资料具述了梵净山山顶风光之美，也具现了上山道路之难行，需要借助铁链才得以上下。

梵净山朝山道路多由信众背负巨石修建而成，“嗣登谒者，从山麓上，至金刀峡，高约数百丈，仰面陟梯如蹈空而行，连度三桥乃跻其巅……一切桥石，皆朝谒善众，背负猱升，非可易得。” [40] 修建朝山道路历时久、困难大，非至诚至善者不可为。

信众参与修建朝山道路时间约在万历年间，印江善士杨洪德从万历初到万历十六年一直致力于建修寺庙和整修朝山道路。 [41]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敕建金顶寺庙时，“凿开五方道路”。《天桥碑记摩崖》记载了康熙八年（1669年）承恩寺僧人聚集“十方众善，善男信女”共同资助修建天桥的史实，“十方众善，善男信女，同共资助重修天桥，施财众姓，增延福寿，多子多孙，万代富贵……岁次己酉年五月二十七日吉旦。” [42] 道光十九年思南府安化县信士张庆贵和夫人简氏，发愿修培梵净山险路。 [43] 咸同年间受战祸牵连，梵净山诸寺烧毁，香灯冷落，进山便道荒芜。光绪年间隆参和尚重建山顶寺庙期间，整修了五条用石块砌成的朝山大道，其中三条在江口境内：一是从快场乡的水源寺，经马槽河，鱼坳登金顶。二是从大河边的法华庵，绕三角庄至鱼坳登金顶。三是从德旺乡的坝溪村，经坝梅寺至钟灵寺登金顶。 [44]

总之，梵净山风景秀丽，金顶红云、奇峰山石历来为文人所喜，明进士徐穆、喻政，清文人徐以暹、徐訚、廖云鹏、田慎修，铜仁知府敬文，果勇侯杨芳等人都曾登临梵净山顶，赋诗作文、流连感怀。明清时期赴梵净山进香习俗兴盛，因山高寒冷，朝山时间一般在农历六月左右，香客地域分布范围广，遍及今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地。因历史、战祸、匪祸等原因，山中寺庙多次被毁，香火亦随之时衰时盛，但历史上梵净山一直是周边香客向往的宗教圣地，在贵州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 据《中国梵净山佛教文物文化研究》一书统计，迄今发现刻有“敕建”、“敕封”等字样的碑碣和摩崖有《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天庆寺界碑》、《下茶殿碑》、《新修观音殿碑记》、《承恩寺“圣旨”碑》、《回龙寺“圣旨”额碑》、《护国寺残碑》、中胜院《御赐金碑》等。

[2] 梅莉：《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清妇女的朝山进香》，《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 [清]徐訚《梵净山记》中载“三郡朝谒，岁如蚁聚，邻省如西蜀、湖南，亦络绎弗绝，有祷辄应不爽”。转引自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档案室、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整理：《铜仁府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

[4] [清]张鸿詡：《梵净山下茶殿碑》，转引自政协铜仁地委工作委员会编著：《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166页。

[5] 莫尧主编：《贵州省志·名胜志》，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6] 贵州省江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江口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7]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辑委员会：《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69页。

[8] 《天庆寺界碑》，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第178页、

[9] 《江口县志》第106页。

[10] 《新修观音殿碑》，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第168-169页。

[11] 《金刀匣碑》，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第171页

[12] 杨再荣：《文物古迹》，载《印江文史资料第七辑·梵净山专辑》，铜仁地区人民印刷厂1995年，第186页。

[13] 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档案室、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整理：《铜仁府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14] 《梵净山通志》，转引自《铜仁府志》第17页。

[15] 清代三块护林碑文为：道光十二年贵州巡抚麟庆所立《名播万年碑》、贵州布政按察使李文耕《勒石垂碑》和铜仁知府敬文颁立的《梵净山禁树碑记》。

[16]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道光思南府续志第十二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页。

[17] 《金刀峡碑》，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物文化研究》第170页。

[18] 《梵净山下茶殿碑》，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物文化研究》第165-166页。

[19] 《铜仁府志》第184页。

[20] [清]廖凌霄：《剿贼梵净山，因登绝顶，感而有作》，转引自《铜仁府志》第406页。

[21] 《梵净山下茶殿碑》，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物文化研究》第165-166页。

[22] 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物文化研究》第188页。

[23] 《铜仁府志》第414页。

[24] 松桃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松桃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3页。

[25] 详见贵州省江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江口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26] 《江口县志》第101页。

[27] 《松桃苗族自治县志》第803页。

[28] [清]徐訚：《梵净山记》，《铜仁府志》第351页。

[29] 杨再荣：《文物古迹》，《印江文史资料第七辑·梵净山专辑》，铜仁地区人民印刷厂，1995年12月，第176页。

[30] 《黔南会灯录》记来梵净山的四川高僧有石阡中华山天隐崇禅师、江口香山寺圣符道越法师，石阡三昧敏树如师禅师等。

[31] 《重修太平寺碑》，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物文化研究》第189页。

[32] 《江口县志》第106页。

[33] 《心题记游诗》，转引自《江口县志》第106页。

[34]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物文化研究》第171页。

[35] 《江口县志》第106页。

[36] 《梵净山通志》，转引自《铜仁府志》第17页。

[37] [清]晏斯盛：《黔中水道考》，转引自《铜仁府志》第307页。

[38]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道光思南府续志十二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页。

[39] [清]张介侯：《养素堂文集卷七·梵净山记》。

[40] [清]徐訚：《梵净山记》，转引自《铜仁府志》第351页

[41] 参看万历元年《院道摩崖碑》和万历十六年《剪刀峡摩崖》。

[42] 《天桥碑记摩崖》，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第169页。

[43] 《金刀峡碑》，转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第170页。

[44] 江口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江口县交通志》，1990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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