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临济宗圣符灯系的地理分布考述-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黔东梵净山临济宗圣符灯系，是明代敏树如相法嗣圣符道越所传破山禅灯系，由破山法脉与梵净山妙玄法系融合而成。该灯系开创者圣符道越为临济正宗第33世，有嗣法弟子三人，分别是思南天庆寺福圆满禅师、石阡凤凰寺衡岳行规禅师、天池院慧惺海阔禅师。目前，有学者对黔东梵净山临济灯系作了细致地考述，不仅详细梳理了妙玄、天隐、圣符三枝灯系的传承情况，而且揭示了梵净山临济禅宗法脉正宗，源远流长，具有破山临济之风的特点，为我们研究梵净山地区临济宗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借鉴。^[1]遗憾的是，妙玄、天隐、圣符三枝灯系的地理分布情况尚未得到厘清，梵净山临济宗的地理发展脉络仍旧模糊不清。本文拟对梵净山临济宗圣符灯系的地理分布情况作一考述，希冀为明晰梵净山临济宗的地理发展脉络尽绵薄之力。

一、圣符道越及其师的地理分布情况

圣符道越（1612—1692），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寂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世寿80，为破山临济正宗第33世，从法于破山海明之法嗣敏树如相。

敏树如相（1603—1672），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寂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世寿69。隣水（今四川三台县）人，俗姓王。幼时即有出尘之志，25岁决志出家。明崇祯六年（1633），往终南山住静闭关，途经梁山（今重庆梁平），闻破山海明禅师之名，前往拜见。一番棒喝，敏树悟入佛地，受破山源流、杖佛，为破山得法弟子。据《锦江禅灯录》和《黔南会灯录》记载，敏树如相驻锡的寺院主要有：四川垫江百丈寺、湖广施州卫楚江万寿寺、四川彭水县太平禅寺、四川万县慈云寺、四川遵义海龙山古龙寺、贵州石阡府三昧寺、贵州大兴禅寺、龙门寺^[2]。

古龙寺所处的遵义，明初为播州，隶属四川管辖，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改播州（今遵义）宣慰司隶贵州……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播州照旧专属四川管辖，仍听贵州节制调遣……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设遵义府，雍正五年（1727年）割遵义府并所领一州四县隶贵州布政使司”，^[3]可见，遵义在明清两朝历经了由隶属四川到隶属贵州的变更，“四川遵义”一说有其缘由。《遵义府志·山川》中不见“海龙山”的记载，唯有“海龙囤”条云：“海龙囤，在城北四十里，居万山之颠，四面斗决……上有飞升岩，今建寺于上。”^[4]《遵义府志》卷八“寺观附”中亦不见“古龙寺”的记载，唯有“海朝寺”条云：“海朝寺，在海龙囤，明平播后兵备道傅光宅建。”^[5]海龙囤是否为海龙山，囤上所建之寺是海朝寺还是古龙寺，抑或海朝寺与古龙寺为同一寺，史料阙如，无从考证。

三昧寺又名三昧禅院，始建于明初，坐落在石阡县汤山镇五老山。石阡，秦为黔中郡，元置石阡等处长官司管辖，明初改设石阡长官司，隶属于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一年（1413），改置石阡府，嘉靖元年（1522），始筑府城。^[6]三昧寺分为上下两院，上院名云峰寺，下院名伴云寺。“云峰寺占地面积8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500余平方米。明末清初，有高僧敏树如相禅师驻锡，徒众云集”^[7]。又有《亘古不磨》碑文载：“我阡郡城东五老峰头挺拔特立者，有云台山焉，系梵净山脚庵。”可见，云峰寺在明清时期已经是梵净山地区极有影响力的脚庵之一。伴云寺，明末之际由元代葛章葛商长官司副长官安德勇别墅改建而来。“清康熙七年（1668年），知府彭可谦重修。乾嘉时期香火鼎盛。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知府福奎培修，殿宇辉煌，禅房厅堂，规制完整”^[8]。

（道光）《印江县志》中无“大兴禅寺”的记载，唯见《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载“大兴寺位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始建于清中叶，重建于光绪四年（1878年）。”^[9]清中叶通常是指清乾隆嘉庆年间，敏树卒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此时大兴寺尚未修建，敏树何以在大兴寺驻锡说法？据此推断，大兴寺并非大兴禅寺。史料阙如，大兴禅寺不可考。

敏树如相一生道场七坐，留有语录10卷行世。他的嗣法弟子有53人，传灯于贵州地区的有天隐道崇、天湖正印、天语怀、颖秀真悟、圣符道越、禄藜觉甫、圣图道行、净空性明、赤松道领、天机道通等十余人。其中，圣符道越与天隐道崇二人主要弘法于梵净山地区，二人将破山之法与梵净山妙玄之法合二为一，自成天隐、圣符灯系，是梵净山临济禅宗重要的传灯系统。

圣符道越主要活动于梵净山地区的思南、江口一带。据《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载“壬寅春，思唐王公镇台清师圣符，符乃破山明祖三世嗣孙也。众记诣师，宗通大振。”^[10]可知，其一，圣符道越在梵净山地区的知名度较高，信众较多，影响力大；其二，圣符道越于康熙元年（1662年）到思南、江口一带弘法后，便长期住持于江口香山寺，在香山授法，使江口香山寺成为了圣符灯系的发源地。

思唐即思南府，因府城东有思唐山而名。《思南府续志》（道光）载“思唐山，在城东四里，南达德江，北枕印江。《方舆胜览》作唐山，昔人因以名郡，郡曰古司唐郡。”^[11]明清设贵川布政司管辖思南府，府辖安化县、印江县、懋川县，蛮黎（随府司）、沿河、郎溪正副长官司等地。江口隶属铜仁府，据《铜仁府志》（道光）载，明设贵州布政司管辖铜仁府，府辖铜仁县、省溪、提溪、乌罗、平头正副司，江口即为省溪司副长官署所在地，清朝改设铜仁县、松桃厅，江口隶属松桃厅。^[12]香山寺“位于江口县城，始建年代不详，重建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殿分前、后两进，两边有厢房多栋数十间，占地面积约11000平方米，是一个寺庙建筑群”。该寺“中央殿堂主要供奉观音菩萨、释迦、弥勒佛祖像，殿堂两边是四大天王、八大金刚、护法神将”。^[13]《黔南会灯录》收录有圣符道越禅师在江口香山寺于佛成道日（腊八）、元旦、中秋节等日“上堂”的语录，可以窥见他在香山寺的弘法活动频繁度和影响力。

二、圣符道越法嗣的地理分布情况

圣符道越法嗣分别是思南天庆寺福圆满禅师、石阡凤凰寺衡岳行规禅师、天池院慧惺海阔禅师，此三人皆在梵净山地区弘破山之法。

福圆满禅师，生卒年不详，南直凤阳（今安徽省凤阳市）人，俗姓杨。“自幻出尘。年十九行脚。至楚之靖州青云山。依愿如律师受具。后入黔江口之香山。久亲圣符和尚印可。住九台天庆禅院。”^[14]福圆满禅师受戒地青云山，位于会同县“东七十里”处。会同县，清代隶属于湘西靖州府，今为怀化属县。九台山天庆禅院，又名天庆堂、天庆寺，“在思南府木社（金花溪畔），明万历间建”^[15]，后迁至高旷灵异之九台山上。天庆禅院“距金顶12.5公里，是北上梵净山的必经之寺”，该寺乾隆十年（1745年）所立《界碑》载：“天庆一寺乃前人创建，有明万历戊午年（1618年）敕封”^[16]，为四大皇庵之首。“国朝康熙初思南营总镇王平捐银买喻克勤业重修”，此次扩建规模较大，扩建后共有九重殿堂，“大佛殿长7间，其余八重均为长5间，共有大小殿堂僧房45间。山门有联曰：‘云海深藏僧寺立，梵音广播法源清。’山脚原有楼牌式山门。”该寺庙产颇丰，尤以盛产黄豆著名。民间有“天庆寺的豆子，太平寺的女子，天马寺的竹子，坝梅寺的谷子”一说。

衡岳行规禅师，生卒年不详，楚南武攸（今湖南省邵阳市城步县）人，俗姓蒋。“在黔之侗仁江口香山寺，礼圣符和尚剃染，圆具，并以印可，为其得法弟子。后住石阡凤凰寺。终塔于镇远潕阳迎仙寺后，世寿四十九，僧腊十八。”衡岳禅师所住持的石阡凤凰寺，坐落在梵净山最高峰凤凰山上，距“城西五十里，寺踞山顶，建自明崇祯时，后渐圮，嘉庆十二年（1807年）僧青山增修为殿，绕以垣，绕植竹树。”后年毁于火，现仅存遗址于思南县大河坝乡大园子村。他的塔葬地镇远迎仙济庵，又名迎仙宫，在镇远府“城西油榨关上，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建。”^[17]据《黔南会灯录》载：“镇远迎仙济庵普静禅师，西平乐宋氏子，寓石吁凤凰，礼衡岳披剃。于施秉西林堂依云彻具足，复参衡岳和尚印证。住施秉之永祥，重辟迎仙。”^[18]可见，衡岳禅师本在石阡府凤凰寺圆寂，其嗣法弟子济庵普静后将其墓塔迁往镇远迎仙济庵。

慧惺海阔禅师，禅典阙如，其生平可见于《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该塔铭由慧惺海阔法弟悟惺海澄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撰刻。

“……兄诞述于天启甲子（1624年）季春，箕生八英卯，散彩四野，瞻明丞相，汁州南阳唐县桐柏山陡峰，为借清逐情因，时师蜀东茶陵杨氏嗣也。……脱红尘于高山之野，抛习气于淮海之湘，遥访名贤，不籍寒暑。迄今，顺治庚子（1660年）秋，幸生愿也，得济见空性晓师，求名海阔，宛然凉耳。见空师者，乃传辞梵净山妙玄之末也，始祖圆通传德悉明慧，慧传宝山真贵，贵传明然如泰，泰传见空，本师也。从侍师命，于鹿野岩下熬岁月，频添性水着泥丸。忽壬寅（康熙年间，1662年）春，闻思唐王公镇台清师圣符，符乃破山明祖三世嗣孙也。众记诣师，宗通大振。吾当近座，受具请语，乃得无字公案，领契忘宫，澄潭意诚。……际挥而寂。夫诸涕淡，梁木已摧，餐听法言，无不咨询。在世六十有三，僧腊二十有七。门下家徒寂支庄，奉薪布毗塔，千秋院庭，述其由，沥之其壁，示贻末后，光明幢矣。铭曰：梵净之始，辟于妙玄。玄嗣七世，海阔荣缘。香山受法，日月同全。天意慧命，述征遗源。流迁不贰，菱衍枝蕃。既令宅穷，镌壁永泰。惟吾兄化，再续袄园。降意芳春，同道弘禅。慈尘斯现，徒辑神旋。”^[19]

由《塔铭》可知，慧惺海阔禅师（1624—1686），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寂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世寿62，四川茶陵杨氏子。幼时遁入空门，云游四方，访名问贤。顺治十七年（1660年）侍巾瓶于梵净山见空性晓禅师，并得法名“海阔”，承妙玄灯系。其法系传承如下：“圆通——德悉明慧——宝山真贵——明然如泰——见空性晓——慧惺海阔”。康熙年间，圣符道越在思南江口香山寺住持弘法，慧惺前往，幸蒙圣符道越印可，为临济禅宗34世。“故至慧惺时，梵净山临济灯系由妙玄和破山二脉合二为一。”

天池院，又名天池堂、护国寺，位于梵净山西北麓，距金顶11公里，是西面上山的必经之寺，为梵净山四大皇庵之一。“清康熙年间，有慧惺海阔等禅师驻锡，香火甚是兴旺。”^[20]据光绪二十年（1894年）所立《护国寺残碑》云：“自光绪初，流匪窜匿，僧僚星散，庙宇凋零……粤领吴镇军月楼，俸檄来。五月，余同公往镇山汛……复如斯土，幸踵前缘……后吴公来……立武庙于署左，广培寺院，远至迩安……右竖梵宇，风峭，瓦皆铁铸，殿后平，石各一，大可丈……”^[21]可知，光绪年间该寺毁于兵乱，后梵净山护国营署长官，岭南人吴月楼曾大力支持庙宇重建。寺宇建筑规模宏伟，规制完整，有大堂正殿三重，房间数百且多题咏和楹联。

三、梵净山临济宗圣符灯系地理分布特点

以上详细考察了圣符灯系5位禅僧的生平及活动情况，现用下表作一梳理：

（注：人物籍贯弘法地敏树如相四川四川垫江、彭水、万县，湖广施州，贵州遵义及石阡府圣符道越不可考贵州思南府和铜仁府江口县福圆满安徽湖南靖州府会同县、贵州铜仁府江口县、思南府印江县衡岳行规湖南贵州铜仁府江口县、石阡府慧惺海阔四川贵州铜仁府江口县）

由上表可知，临济宗圣符灯系的地理分布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临济宗圣符灯系的地理分布以梵净山地区为核心，波及武陵山片区。武陵山片区，是武陵山脉所在的，包括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川黔江地区、贵州铜仁地区和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31个县（市）在内的广大地区，总面积达7.43万平方公里。从上表不难看出，临济宗圣符灯系禅僧弘法活动以梵净山地区为核心，波及武陵山片区。

临济宗圣符灯系广播武陵山片区，与明末清初西南地区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关联。明季中原西蜀战乱，川蜀地区成为全国抗清力量最强，也是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而滇黔以边徼之地，较为安宁。再者，中国佛教徒自古就有行游四方的传统，社会的动荡愈加加剧了僧人的流动。在此背景下敏树如相为躲避战乱，便向偏僻、边远的四川彭水、湖广施州、贵州遵义及石阡府等地转移，将破山禅风带入武陵山片区。敏树在黔久居，创建禅寺，制立清规，培养弟子，弘教开宗，授法圣符道越，开创了圣符灯系之源。

梵净山地区能够成为临济圣符灯系传承的中心，首先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梵净山是武陵山脉主峰，也是贵州境内开发较早的两条水道乌江和沅水的分水岭。“佛教文化大都是沿着这两条水道而逐步深入到梵净山腹地。早期的大小庙宇都是分布在这两条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后，梵净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方圆数百里范围内的寺院及其法派传承都受到梵净山所覆盖和影响。”^[22]再者，梵净山地区佛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古刹众多，法界庄严，为圣符灯系的传播提供优越基础。自唐贞观年间，佛教文化溯江而上传入乌江两岸，逐步深入梵净山地区始至明清圣符道越到思南、江口一带弘法已近千年之久。梵净山地区古寺林立，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呈众星拱月之状分布，为圣符灯系禅僧弘法提供依托之所。梵净山地区香火旺盛，“数百年进香男妇，时往时来，若城市然”^[23]，每年的六至九月是信众进香礼佛的高峰期，“六月中，远近男妇，烧香顶礼者不下万人。磴道崎岖，险处重二分足，朝礼者攀铁縆而上，前人之踵接后人之顶，鱼贯以从”，^[24]“每岁夏间，朝礼者远近几万人，川楚之民咸在焉”^[25]。因此，梵净山地区自然成为武陵山片区参禅弘法的首选之地。

第二，临济宗圣符灯系在梵净山地区的地理分布以铜仁府江口香山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

江口香山寺在梵净山诸寺庙中具有“要成法界开源处，此是禅宗第一关”的独特地位。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圣符道越在香山寺驻锡、住持、授法，其法嗣福圆满禅师、衡岳行规禅师、慧惺海阔禅师均在此受法，承临济宗圣符灯系衣钵。其中，福圆满禅师和慧惺海阔禅师在此承法之后又在此处授法。可见，香山寺是圣符灯系的发源地，也是圣符灯系在梵净山地区活动的中心。

_{[1]
王路平：《黔东梵净山临济禅宗灯系考述》，《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11月。}_{[2]
《锦江禅灯录》卷9，《续藏经》第85册，第168页上。}_{[3]
（道光）《遵义府志》卷2“建置”。}_{[4]
（道光）《遵义府志》卷4“山川”。}_{[5]
（道光）《遵义府志》卷8“寺观附”。}_{[6]
参见（乾隆）《石阡府志》卷2“沿革”。}_{[7]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_{[8]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_{[9]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道光）《遵义府志》卷2“建置”。}_{[10]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_{[11]
（道光）《思南府续志》卷2“山川”。}_{[12]
（道光）《铜仁府志》卷2“建置”。}_{[13]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_{[14]
《黔南会灯录》卷5，《续藏经》第85册，第250页中。}_{[15]
（道光）《思南府续志》卷3“寺观”。}_{[16]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_{[17]
（乾隆）《镇远府志》卷19“祠祀”。}_{[18]
《黔南会灯录》卷8，《续藏经》第85册，第260页上。}_{[19]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_{[20]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_{[21]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_{[22]
《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_{[23]
《梵净山下茶殿碑》，引自《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_{[24]
（道光）《思南府续志》，卷2“风俗”。}_{[25]
（道光）《松桃直隶厅志》卷6“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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