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名山文化论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明清以来中国有四大佛教名山之说，其中包含了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清凉圣境、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的海天佛国、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的光明金顶与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的莲花佛土。然而，从明清以来直至近代的时代环境推移与演变中，逐渐形成的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梵天净土，则是展现出在传统的四大佛教名山概念之外，独树一帜又极具殊胜价值地位的当代佛教名山，未来的发展与影响当不可限量。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已然是历史上约定俗成的概念，梵净山虽然实质上具备了第五大佛教名山的基本内涵，但是笔者以为21世纪社会环境与佛教信仰的转变中，梵净山或可超越“佛教名山”的文化范畴，具体实现弥勒菩萨当来下生人间梵天净土的清净世界。

笔者以为当代的佛教名山应具备“绝对与圆融”的佛教精神，不去争立第五或第一的俗世名声。相对地，应在“绝对特质”与“圆融和谐”中，展现自然生态物质环境及心灵环保与生活修持中“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彰显弥勒菩萨慈悲应化人间的特质，梵净山应是当代佛教具备独特性与超越性的一座佛教名山，其具备之时代价值与意义或将开创出特殊手眼的格局。

二、佛教名山文化与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价值与意义

在历史上佛教名山文化的形成皆非一朝一夕一寺一殿而成，必须积累与聚集甚多因缘而成就，如圣凯法师指出：“名山信仰的形成，是一个经典、地理、感应传说、塔寺、信徒、国家支持综合历史过程，是中国佛教信仰圈的最明显标志。”^[1]其中的经典部分，如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的《华严经·菩萨住处品》第27载有：“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2]以及唐天竺三藏法师菩提流志译的《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载有：“我灭度后，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3]以上两项即成五台山成为文殊道场之经典依据，然而经典所指是否即为现今之五台山，已非重点，主要的重点是五台山在诸多因缘之中而成为佛教圣地名山，成为历史发展中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成为佛教名山应有广大众多寺院的群聚效应，^[4]因此而形成一种修持道场的氛围与环境，同时在佛教各种宗派或不同修持法门中，也能形成互相观摩与彼此借镜的道风。例如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也是青庙（汉传佛教）与黄庙（藏传佛教）交相辉映的佛教圣地道场，在历史上五台山寺庙最多时曾达360余座，迄今仍然存留47座，可谓我国最大的寺庙群。

然而，在历史发展中的佛教名山并不相同，如东晋慧远（334～416）住持庐山东林寺即为当时佛教中心。如刘禹锡（772～842）《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中指出，当时的佛教名山是嵩山、五台山与衡山。^[5]宋代的佛教中心为“五山十刹”，依史弥远（1164～1233）的奏请以定江南禅寺的等级，设禅院为五山十刹，以五山位于所有禅院之上，十刹则依寺格略次于五山。至于明清时期，四大佛教名山的形成而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皆可看出古代封建王朝对佛教寺院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影响力。^[6]

然而，在历史洪流的推移与转变中，虽然明清以来的四大佛教名山逐渐成为当代佛教信仰的辐射圈，但是当代的佛教名山应该具备更多现代的内涵，不仅要符合佛教弘传的根本意旨，更要契合现代人对身心解脱的诉求。^[7]因此，当代的佛教名山应适应现代社会的变迁，笔者以为梵净山成为唯一特出的佛教名山，可从以下十项重点加以发展与塑造：其一，佛教经论的学术研究；其二，佛教塔寺的建筑规划；其三，修持道场的道风建设；其四，寺庙管理的行政运作；其五，僧俗信众的环境陶养；其六，政教和谐的群众支持；其七，自然生态的保护措施；其八，文化节庆的活动宣传；其九，休闲旅游的整体配套；其十，清净光明的人间净土。

其一，佛教经论的学术研究方面。相关于弥勒菩萨的信仰虽然起源于印度，却兴盛于中国，相关于经典汉译部分，在《大正藏》经集部中第14册，就有六部经典专门说明弥勒菩萨上升兜率与下生成佛的因缘。其他记载弥勒菩萨的文献则是散见于佛教各部经论之中，并且成为唯识学之宗祖。在王路平、释行愿的《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一文中指出“贵州梵净山与弥勒菩萨有着殊胜的法缘”并且详述五大理由。^[8]因此，成立弥勒学术研究院或机构如佛学院所，以及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等，^[9]深入研究弥勒经论、思想、民俗、艺术与文化等各项层面的学术探讨，并且扣紧梵净山的主题研究，全面深究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将来的预期及展望。

其二，佛教塔寺的建筑规划方面。若要成为佛教名山，必须相应于前文述及的群聚效应。梵净山在晚明已然正式成形为弥勒菩萨道场，在张明《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一文中指出：“万历四十六年，明神宗任妙玄为钦命僧，重建梵净山金顶古寺，赐镇山之印，梵净山逐渐形成‘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的格局。明代梵净山佛教的鼎盛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必然结果，为清代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敕赐碑》透露以上众多历史信息，是为梵净山镇山之宝。”^[10]在王路平的《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文中说贵州梵净山“历代所建寺庙先后有近百座”，^[11]可见在总面积567平方公里中已然形成环聚效应的雏形。笔者以为，若能于弥勒相关经论中，模拟兜率内院的寺塔配置，则能更加突显弥勒菩萨道场应化于人间的特质与意义。^[12]

其三，修持道场的道风建设方面。佛教的信仰渊源于佛陀的觉悟成道，在历史演化中，佛教僧俗信徒心中最为重视与钦慕“得道高僧”的典范及行谊。据张明《梵净山历代高僧考略》中文指出梵净山发展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22位高僧，其中多为禅门临济宗的传承，实属不易。^[13]时至今日，高僧不易请得，但是寺院道场的原始功能，即在于以修持为本务，以解脱为诉求，以弘法为手段，以度众成佛为大乘菩萨道的终极目标。弥勒的梵名为Maitreya，意译为慈氏，慈心遍满无量，故为弥勒。在弥勒信仰中概分为两种，一种为上生兜率天内院的信仰，另一种为广结善缘为下生信仰，等待弥勒菩萨将来下生此世界时，在龙华树下三会里听受弥勒说法而成佛。笔者以为，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道风建设，应以“慈心欢喜”为主要风格，以慈心不杀及与人欢喜的大乘菩萨道思想为主要修持道风，更能彰显弥勒菩萨的慈悲与弥勒道场的风格。

其四，寺庙管理的行政运作方面。时至近代佛教以来，讲求严谨戒律与威仪细行的佛教传统日渐式微。相对地，标榜人间佛教与佛教生活化的时代潮流却日渐兴隆。笔者以为，佛教以戒为师，僧俗信徒环绕在修持道场之中，必然需要一套运作的法则。例如台湾的佛光山亦提倡人间佛教，却能在传统精神中结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形成一套合乎佛教仪规又符合现代僧团寺庙道场的运作轨则，这是值得梵净山参考及学习的一个项目。

其五，僧俗信众的环境陶养方面。笔者所谓的环境陶养，主要是指“学习氛围”，这如同生活习惯一般，佛教名山的信仰所以能被肯定，那是因为僧俗信众自动自发地遵守朝礼圣山的仪则。例如梵天净土的梵净山之所以能形成盛名，那是因为梵行清净（梵）与人间净土（净）的结合。若梵净山要成为名实相符的佛教名山，就要标举大乘弥勒菩萨行道场的身心清净，更要结合自然生态的环保意识，入山而爱山，乐水而敬水。让所有入山朝礼的僧俗信众，自然沐浴在菩萨的慈光之中，让生命的素质及能量不断向上提升，终极成就一方人间净土。

其六，政教和谐的群众支持方面。佛教思想重视“众缘和合”，虽然道安法师（312～385）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但是从积极方面来说，各方各界对于佛教的护持，也是佛教兴盛的主要原因。在《六祖坛经》中可以看到以下记载：“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韦据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14]时至近代的佛教名山的形成，不仅须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僧俗信众与社会人士等各方面的共同推动，才能形成佛教圣山的殊胜因缘。

其七，自然生态的保护措施方面。梵净山在佛教名山方面的最大亮点，就是佛教文化景观与自然生态美景完美的相应结合。梵净山不仅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的成员。^[15]梵净山在生态保护方面已然得到国际公认的一致佳评，并且作为佛教名山与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的搭配，可以促进与加强人文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中平衡生态环境的优美，相得益彰。同时梵净山因为弘扬弥勒菩萨道场的缘故，更应推扬保护环境与珍爱自然的优良佛教传统，以弥勒菩萨慈心护生的思想，善待自然与生命，这也是佛教的基本伦理与菩萨道思想的本怀。

其八，文化节庆的活动宣传方面。梵净山在成为名实相符的佛教名山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内在文化及节庆活动的丰实，重视民间传说与民俗文化，以及外在文化出版广告视频或影视节目的宣扬。笔者以为，以弥勒菩萨为主题与精神的民俗节庆活动，如举办梵净山弥勒文化节等，将是未来梵净山在修持道场风格之外，更能吸引社会大众参与及投入的一项重点。除此之外，加强对港澳台同胞及海内外信众的宣传力道，也是佛教弘化活动的一环，值得长久深入的推动。

其九，休闲旅游的整体配套方面。虽然部分佛教人士并不赞同佛教寺院与旅游经济挂钩，但是因为现代生活环境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况下，休闲旅游的经济效应不仅不是“必然之恶”，反而是佛教提升现代人生活质量与舒缓生活中身心压力的重要贡献。同时，古代佛教信徒的朝山修持或参访道场，在现代而言，反而以休闲养生旅游更能贴近社会民众的需求，也是弘扬佛法重要的途径。虽说如此，笔者以为在佛教寺院建设与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到三项要点：第一是注意生态环保的维护，不应过度开发，更要注意水土环境的保持；第二，注意佛教寺院修持道场与风景旅游区的和谐关系与良性互动，积极展现修持的道风与性灵旅游的提升；第三，注意融和地方民族特色与精深博大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梵净山以弥勒菩萨慈悲喜乐与尊重包容为风格的佛教精致文化旅游特质。

其十，清净光明的人间净土方面。梵净山以梵行清净为名，即是梵天化现人间，又能实现清净国土的人间净土。梵净山佛教文化是佛教在贵州与中国西南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缩影与精神中心，笔者以为这也喻示中国佛教乃至于世界佛教，未来将以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为发展的中心，正好也符应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迦叶尊者等待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过渡阶段，也为将来龙华三会预做现世的准备，以正知正见的大乘菩萨道思想为行持实践的中心，以弥勒菩萨慈心护生与宽容喜乐的精神，建设当下的环境为人间的净土，亦与兜率天宫内院的弥勒菩萨相应相生，创造跨越时代与国界的弥勒净土，而成为真正名实相符又绝对圆融超越的佛教名山。

三、结论

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以外，梵净山虽然在实质上具备了第五大佛教名山的内涵，但是笔者通过本文主题的探讨与研究，以为在21世纪的社会环境与佛教信仰形式与内容的转变中，梵净山应可超越过去“佛教名山”的范畴与概念，具体实现弥勒菩萨梵天净土的清净世界于人间，展现独一无二又超越圆融的弥勒菩萨道场与人间净土。

笔者提出梵净山可以成为唯一特出的佛教名山，应从十项重点加以发展塑造，这十项重点的归结在于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如何保有佛教传统重视戒律威仪的修持道风，以及针对弥勒菩萨的经论研究中深入探究其慈心护生与喜乐宽容的精神，更为适应现代社会旅游休闲的相应配套，弘扬大乘菩萨行思想的实践与圆熟成就。

佛教名山的信仰是在佛菩萨精神的引领之下，指出对当代众生的生命解脱之道，以正知正行与大心大愿而行持清净的梵行与慈悲喜舍的无量心行。佛教名山的真正意义是为当代众生提供一座身心浸沐其中而能得禅悦法乐的道场。笔者即以此十项圆满的建设要点，说明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殊胜的时代价值与恢宏广大无边的意义，即为实现梵天净土于人间世界。

_{[1]
见圣凯：《明清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80页。}_{[2]
见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菩萨住处品》第27，《大正藏》第9册，第590页上。}_{[3]
见唐天竺三藏法师菩提流志译：《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第798页上至中。}_{[4]
圣凯法师说：“作为名山的地理条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符合经典描述的地理特征；二、必须具有建立众多寺院的空间，能够成为清净的修行道场。……作为名山必须具有规模效应，林立的塔寺佛像才能引发信仰的热潮。”见圣凯：〈明清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宗教学研究》，2011年03期，第80-81页。但笔者以为经论所指的地理特征有时是一种附会或传说而形成的，在学术论证上的严谨度是不够的，但是众多寺院的空间配置与群聚效应，却是清净修行道场形成的必要条件。}_{[5]
刘禹锡在碑中说：“佛法在九州岛间，随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于荣利，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力，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见刘禹锡《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收录于《全唐文》卷610。}_{[6]
圣凯法师说：“一座名山的影响扩大，离不开皇帝和朝廷的支持；“四大名山”的形成和影响的扩大，更加如此。”见圣凯：《明清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81页。}_{[7]
黄尚文在《论梵净山特色佛教文化建设的方法及其理论和现实依据》一文中指出：“梵净山欲打造成佛教第五大名山——弥勒菩萨道场，既有挑战又有机遇。”笔者以为这是一项重要的思维要点，但着眼点未必要在“第五大”这方面，或可另辟徯径，成为真正独一无二的现代佛教名山。参见黄尚文：《论梵净山特色佛教文化建设的方法及其理论和现实依据》，《铜仁学院学报》第13卷第4期，2011年7月，第1页。}_{[8]
王路平、释行愿在《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文中指出：“第一，梵净山在明代就已形成大慈菩萨弥勒的道场，是全国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第二，梵净山寺庙中有弥勒在兜率天宫中说法的菩萨供像（菩萨装弥勒），有弥勒下生人间净土的未来佛供像（佛装弥勒）。第三，梵净山由于一山具足弥勒之佛像、菩萨像和比丘像，因而梵净山又具足弥勒全部之净土，即兜率净土、人间净土以及道场净土。第四，梵净山因弥勒道场之故，传说有玄奘大师前来拜谒，故而梵净山与唯识学（慈氏学）又有殊胜因缘。第五，梵净山自古就有庆祝弥勒诞生和下生的法会。”见王路平、释行愿：《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5期，2005年9月，第40页。}_{[9]
据笔者所知，在2004、2010与2013年皆曾举办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成果亦极为丰硕。有关于2004年及2010年的研讨会情形，参见赵幼立：《梵净山佛教史上的一次盛会——2004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纪实》，《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3期，第109-110页。张明：《2010中国梵净山弥勒道场金玉弥勒开光仪式暨佛教文化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第183-185页。}_{[10]
见张明：《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4期，2012年12月，第34页。}_{[11]
王路平、释行愿在《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文中指出：“贵州梵净山，东西宽21公里，南北长27公里，总面积达567平方公里，最高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历代所建寺庙先后有近百座，其中的五大皇庵及其48座脚庵为最著名。故无论是从面积、高度、佛教寺庙规模、数量，都可与四大名山比肩齐名。故云梵净山是第五大佛教名山，是全国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诚非虚言。”见王路平、释行愿：《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5期，2005年9月，第38页。}_{[12]
国内相关的弥勒菩萨道场各有其因缘与风格，除了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之外，另有浙江雪窦山弥勒道场、浙江岳林山弥勒道场、辽宁千山弥勒道场与云南锦屏山弥勒道场等。详见唐亚娟：《弥勒道场知多少一一兼论梵净山弥勒道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总第112期），第134-138页。}_{[13]
张明在《梵净山历代高僧考略》一中文指出：“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初步考证梵净山自明初至清末民初共六百年间的二十二位高僧，表彰其开辟山林、兴建寺庙、开宗演派、传法授徒、教化民众等功劳。”见张明：《梵净山历代高僧考略》，载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页319。另有关于禅宗的传承问题，可参见黄夏年：《贵州〈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与〈脉源宗谱碑记〉研究》，2010年8月“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论文”主题发言论文，载《梵天佛地——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240-261页。}_{[14]
此文载于《敦博本坛经》第1折，见黄连忠：《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5月初版，第4页。}_{[15]
蒋立群在《贵州梵净山——佛教名山的当代定位》一文中指出：“位于贵州东北的梵净山风光秀丽，保存了大量第三纪和第四纪的古老动物种类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国‘人与生物保护圈’的成员。”见蒋立群：《贵州梵净山——佛教名山的当代定位》，《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05期，第84页。另可参见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著：《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铜仁生态美梵净天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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