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时代，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或焦点，而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必将成为主流文化并将引领人类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的大背景下，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虽尚处起始阶段，远未达到了解其内涵特征与演进，结构功能，更未深入到哲学智慧、生态美学、伦理考量、行为实践、产业振兴、制度融合、事业建设、崛起与展望等方面，但仍是一件很必要且很有意义之事。为使有关研究真正能成为全国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建设生态文明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成为贵州地方经济社会“后发赶超，同步奔小康”的又一正能量，我以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要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切入，进一步提升对当下贵州地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危机意识。我们知道，近年来贵州地方在规划其“后发赶超，同步奔小康”计划时，常常谈到“石漠化”和“保住青山绿水就是生产力”、“要把贵州建设成公园大省”等问题或主张。而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与生态环境有关。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贵州地方以石漠化为代表的生态环境恶化状况，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据统计，贵州石漠化土地面积已达35920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20.39%，且以每年9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继续扩展着，而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为7.35万平方公里。贵州已成为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类型最多、程度最深的省份。石漠化等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全省需异地搬迁者为45万人，有专家估计，这种生态状况倘不改变，且有可能发展为200万人，甚至500万人急需搬迁，贵州这样一个穷省再背上这样沉重的大包袱，怎么可能再谈“后发赶超，同步小康”！同时，伴随石漠化而发生的水土流失，每年将有多达2亿多吨的泥沙，从贵州流入长江、珠江，长此以往，势必危及两江下游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拖了全国经济社会的后腿。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贵州的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也息息相关。总之，贵州地方生态环境的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摆在我们面前，容不得半点犹豫彷徨。

其二、在充分吸收当今世界最先进、最科学的生态文化理论、观点的同时，今天我们所构想的生态文化是要以中华文化为其核心，是要从本地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出发，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逐渐构建——实践——完善适宜于贵州地方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而包括梵净山佛教文化在内的贵州地方传统文化，当是我们的首选对象。

其三、在评述梵净山佛教文化时要有新的突破，要用创新的目光去认识、或诠释一些传统观念，推陈出新，赋以新时代的内容。如，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其所谓众生，即指人类、禽兽虫豸、林木花草等一切有生命，乃至无生命的东西，如山山水水，即含有尊重、珍惜生命，力倡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又如，佛教有许多戒律，是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规定和行为的限制。最主要的戒有五：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第一就是“不杀生”。学佛首先要守戒律，而今天这种戒律之于信教者，更多是一种道德约束，接受这种观念者更为自觉，较之有关行政规定其受众更多，执行更加有效。倘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去认识佛教的出世思想，我们会发现，寺院对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优先保护，佛教徒修行参禅讲求清静的环境，特别重视园林绿化，以求得清新安详之所，故寺院多选择在风景秀丽的山林，如若处在市镇屋林之中，也以高墙大树遮隔，自然地形成作为静憩养性而用的园林空间，客观上均起到了提倡、实行、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作用。从而。一向被视为消极、无所作为的佛教出世、避世主张也能解读出积极用世的观念来。

在贵州，梵净山当系佛教文化保护贵州生态环境的典型。

我们知道，贵州地方虽位于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发育丰富，自然生态十分脆弱，但因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潮湿，远古时期，万物生长蓬蓬勃勃，曾是以采集、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贵州古人类生长的理想家园，很早就有人类活动。有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因山高河深，交通不便，贵州地方一直是“化外之邦”，虽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断迁入，但仍属地广人稀之地，据有关学者研究，从战国中期历秦汉以至元代的1700年间，贵州人口仅增长至300万人。元代贵州地方人口密度为小于16人/平方公里。加之生产粗放，这里的人地关系中，人地矛盾造成的环境压力和环境破坏程度，一般没有超越自然生态的恢复速度，人地之间尚处于一种原始的、自发的相安无事状态。据有关学者根据史料分析，唐宋时期，贵州地方森林覆盖面积约占贵州总面积的70%。而从明清以还，贵州地方进入前所未有的开放、发展时期，因政府的提倡并实行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族移民进入贵州，他们沿用中原传统的稻作农业的生产模式，大量毁林、辟草以垦土开田，特别是明末清初，随着玉米、番薯、洋芋等美洲高产旱地粮食作物的引进，贵州的开发、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无一不是以森林植被被破坏和坡地耕作的扩大以至水土流失、土地贫瘠程度加剧等为代价。不过，直至明末清初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梵净山所属黔东地区在内贵州一些地区，仍旧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如黔东北等地曾源源不断向朝廷提供“大木”（或称“皇木”）或向内地出售木材；而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来到贵州独山时，所见仍是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放眼四野，地表植被覆盖率极高。而最令人注目的贵州地方开发最早、还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中原交往、联系，唐宋元明清以还，更成为贵州与中原内地交通联系的主要通道、贵州四大土司中最早被“改土归流”的思州田氏所在铜仁地区，竟然有这样一块方圆约567平方公里的梵净山区，其在黔中大地童山濯濯背影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璀璨夺目。

据有关专家介绍，直至今日，梵净山生态仍保存完好。其保存有距今7000万年至200万年前的古稀动、植物种类，是当今世界少有的完整的亚热带生态系统区。有生物2601种，呈现5个垂直分布带，系地球同一纬度上唯一幸存的原始森林，既有分布在海拔1300米以下的低山常绿阔叶林和暖性针叶林带，也有分布于海拔2200米的中山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温性针阔混交林带，有分布在2200～2572米的高山寒温性针叶树的针阔混交林和亚高山灌丛草甸带。在1800种植物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有17种，占贵州全省受保护植物总数有43%，最著名者有珙桐（又名中国鸽子花）、梵净山冷杉和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紫薇树”。而801种动物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奇兽类有11种，如黔金丝猴等，两栖类爬行动物则有大鲵（俗称娃娃鱼）、五步蛇等。故梵净山有生物资源库之美称。

历史告诉我们，梵净山生态环境之较好得以保护，主要得益于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兴起、传播、发展及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还在唐代牛腾到贵州大布佛教之同时或稍晚时期，就有蜀、湘等中原内地的僧人经由当时贵州与中原主要通道的黔东地区来黔或者就在黔东活动。宋代贵州土官、土酋崇佛兴寺时，其中就有黔东北的田氏土司。明代以还，佛教在包括黔东北在内的贵州地方愈加兴盛。除了名僧的努力弘法，如妙玄之于梵净山，白云之于阳宝山赤松之于黔灵山、语嵩之于西望山……他们不仅有昭著的弘法业绩，且有高深的佛学造诣，更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感人的人格魅力；且因为明王朝的倡教政策及各地官府驻军的大力赞助、支持。当时贵州各府治卫所所在地，最先的一批建筑物中，除官廨、库房、城墙之外，往往就有寺庙祀祠等。必须指出的是，在当时的贵州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宗教信仰精神需求。由于贵州地方自然地理环境封闭与落后，民众生存状况相对险恶，其生计极其艰难，特别是那些谪官流徙、卫所官兵、行商过客，以至于到贵州做官办事者，一方面，他们既要解决其本人和家人最迫切的需要，即生存问题；而另一方面，他们比较脆弱的心灵，也急需精神上的慰藉。这也就是佛教，特别是禅宗、净土宗、密宗比较地能在贵州地方，尤其是远离政治中心地区的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发展的原因。

还须指出的是，同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当时统治者力推的儒学相比，无论是受众面和影响程度上，佛教都在时间和实际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以传授儒学主要承担机构一学校书院为例，铜仁府学，永乐十三年知府周骥始建。宣德七年毁。正统八年知府蔡和鼎、洪钧相继修建。十四年，又毁。天顺二年，重建。铜仁县学，清康熙三十八年贵州巡抚王燕题设、知县王原建。府县学生员名额均有规定，如，府学学额：进十二名，廩生四十名，增生四十名。一年一贡，十二年选拔二名。又如书院，虽照清制，“每乡置社学一区”，但直至乾隆二年，因“黔省地处偏僻，或有未经设立之处。”就连著名的铜江书院，虽建于明弘治年间，后曾改为道署。乾隆三十六年，知府邹锡彤改协署为书院。六十年，“苗变”，事平，书院仍为协署。嘉庆七年，移建铜佛寺前。又如卓山书院，则设于县治大佛寺内。因此，贵州地方，尤其是边远的黔东地区，能入学接受系统儒学教育者，为数不多。在当地传播、交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者，自然落到佛教的头上。

佛教在黔东传播的过程中还因缘际遇，在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形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点。黔东铜仁地区，自古以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是“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生息繁衍之所，也曾是土家、苗、侗、仡佬族的故乡。就在佛教地方化和本土化以求生根、发展时，必然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文化发生双向互动性的影响。如佛教曾采取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所喜闻乐见的巫术手段、形式。与此同时，黔东地区的民族文化也吸收了佛教文化的内容，如黔东少数民族傩戏、傩祭中，就含有一些佛教的因子，傩戏师坛上除供有傩公傩母、道教诸神外，还供奉有佛陀，观音等。有学者认为，佛教在黔东与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交流融合，“形成一种新的佛教文化形态和一种新的民族文化样式”，这种的详述虽有些高于实际情况，但二者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正是佛教在梵净山地区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梵净山佛教文化还得益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助缘。由于梵净山所在黔东，地近湘、渝、川，这里的居民不仅经常交往，且有着民族、婚姻、商贸、迁徙等方面的渊源、或联系。因此，相对强势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包括其地的佛教文化，对梵净山佛教文化长期有着重大的影响，且被其吸纳、保存而成为其特征之一，如梵净山佛教文化像巴蜀佛教一样，存在儒释道三教合流、三教合一的现象；或象荆楚文化那样带有巫文化的色彩。

梵净山佛教，正是因上述成因或特征所体现的开放性、包容性、地方性、草根性而具有较强盛的生命力，并在明清以还，取得贵州其他地方佛教难以争锋的发展和形成繁盛以极的局面。

梵净山佛教兴自明初，随着寺庙的兴修，“梵天净土”之名逐渐传播于世。梵净山佛教兴盛主要表现为一大批寺庙的兴建，其中以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最著名，最具规模。如四大皇庵之一的天庆寺，清康熙年间即有佛殿僧房九重117间，占地3亩余；天林寺，占地约4亩，其寺殿画栋雕梁，规模宏大，而寺产遍及周围30多里，常住田有42石；天冲寺有山林万亩，田产200余亩。其次是出了一大批高僧，诸如明然、海阔、大方、深持、天恒、证觉、月盛、月意、密空等禅师。明末清初，还有一大批士大夫在梵净山逃禅出家，如吕大器、郑逢元、万年策、谢国楩、深持、无相等；而最能表明梵净山不仅提升为贵州佛教第一名山，系西南佛教圣地，且与峨眉、五台、普陀、九华“齐名”称梵净山为弥勒菩萨道场说之流传。尽管此说不无朝廷、官府力推的背影，但更是梵净山佛教兴盛已极的结果。所以直到清初康、乾之世，梵净山佛教又有发展。百余年间朝山之不坠，据史志载：“每岁夏间，朝礼者远近几万人，川楚之民咸在焉。”时人不仅将其与蜀之峨眉、滇之鸡足相提并论，且视同泰岱、匡庐。

总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梵净山佛教实体及其文化的社会影响的作用，才使得梵净山的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其中以佛教文化形式体现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又较之佛教实体有关作为，又更具长久性的、普遍性的积极意义。

铜仁生态美梵净天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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