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重建视野下的梵净山佛学振兴-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梵净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西南千年佛教名山。其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方圆达六七百里，位于印江、江口、松桃三县边境，最高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老金顶（玉皇顶）2494米，新金顶（红云顶）2336米，三峰高耸，高标云天，不仅是云贵高原上相对高度最高的山峰，而且还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故汉代正式得名“三山谷”^[1]。梵净山处于古代“武陵五溪”腹地，自战国秦汉以来就一直是当地“武陵蛮夷”朝拜的神山、圣山；北宋时期，佛教正式传入该山。^[2]因此，梵净山是贵州历史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山，不仅具有两千多年的武陵蛮夷传统文化底蕴，而且还有一千多年的佛教传承历史。^[3]明清时期，万历皇帝、康熙皇帝两次加冕敕封，使得梵净山成为“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著名的“中国弥勒菩萨道场”。梵净山山体庞大，“山连四府”即环绕梵净山共有四府：思南府、松桃府、铜仁府、石阡府，核心地区为五大土司共属之地。核心地区为五大土司共管之地，即郎溪、乌罗、平头、提溪、省溪五大蛮夷长官司，故历史上称梵净山地区为“五属之地”。

一、明朝改流重建与梵净山佛学振兴

以民族政策作为政治号召的明王朝建立后，对贵州地区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这种安抚政策一直持续到明王朝永乐十一年（1413），梵净山附近思南、思州土司因争夺矿场发生混战，明朝政府废除土司，建立贵州行省，并在梵净山环山周围地区设置四府：思南府、铜仁府、松桃府、石阡府。

思州田氏统治黔东达数百年，在贵州土司中地位显赫。元初，田氏最先来归，置思州军民安抚司地，东起湖南永顺、保靖，西迄务川、凤岗、石阡、施秉一线，北达四川酉阳，南至黔南荔波、从江，几乎占有今贵州的三分之一。^[4]朱元璋平定陈友谅后，霸业庶几可成，已经一分为二的思州军民安抚司在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抚使田仁厚的率领下先后来归。

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来归，欲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5]

元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滥来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皆其所守地也。于是命改宣抚司为思州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仁厚为宣慰使。^[6]

明成祖朱棣夺权即位后，仍然继承了朱元璋的“怀柔”政策：

贵州土司改流并未被提上议事议程。永乐七年四月二十（1409.5.4），敕镇守贵州镇远侯顾成曰：

可以看出，永乐皇帝对贵州土司的容忍程度是相当高的，直到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原本有隙的辰州知府黄禧与琛连兵攻思南……发其宗祖坟墓而戮其母尸，尽掠其人畜赀财，所过残害其民。……遂有逆谋……将伺便为变。^[9]

这严重损坏了中央政权的统治权威，触犯了永乐皇帝“怀柔”政策的底线。从而敕镇远侯顾成以兵五万压其境，凶党叛散，琛等就擒，与黄禧相继械送京师，皆引服。^[10]

遂将思州、思南改土归流，废除两宣慰司，分思南十七长官司为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分思州二十二长官司为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其镇远州、务川县亦各随地分隶，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贵州布政使司。废除思州、思南两大土司在贵州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贵州建省的开始。但这次改流是被动而为，事先并没有改流的整套预案措施，因此，带有很大的权宜性质，仅仅革除思州、思南两宣慰司，其治下的蛮夷长官司和长官司则保留分属八府管辖：

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司，宜加意绥抚，可更置府州县而立布政司总辖之，其原设长官司及差税，悉仍旧。^[11]

即使在新设立的流官政权系统里，也是“布政使官属俱用流官，府以下参用土官”。^[12]据《黔南职方纪略》记载：

共设副长官十七个、土同知二、土通判二、土推官一、土外委千总十一、土外委把总六、土县丞二、土主簿一、土巡检一、土舍一^[13]。

作为控扼四府的梵净山地区，其战略价值巨大。作为改流后的后续措施，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政府在梵净山地区设有三大金场局：太平溪金场局、昔窠金场局、木桶金场局（今印江木黄镇辖地），并派工部官员吴邦佐坐镇督办。万历二十七年（1599），“播州之乱”祸及梵净，播州战役是万历三大战役之一，破坏性很大，所费达百万，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极为惨重，“播土旧民，仅存十之一二”^[14]。鉴于历史教训，明王朝在此进行了较彻底的改土归流：将播州分设遵义、平越二府，并置二州、八县。改遵义长官司为遵义县，改真州长官司为真安州，设桐梓、绥阳、仁怀三县，以上四县一州均属遵义府，隶属四川；改黄平安抚司为黄平州，改余庆长官司为余庆县，改瓮水安抚司为瓮安县，并置湄潭县，以上一州、三县属平越府，隶贵州。又割龙泉县属石阡府。同时，设威远卫于遵义，下辖前、后、中、左、右五所，每所驻军一千，因杨应龙闭关停用的驿道也得以恢复，加强了明王朝对当地的统治。播州之役后，封建政治统治秩序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明王朝一方面安抚原有土官、土目，政治上予以适当安排，填补地方权力真空。如真州长官司正副长官平杨有功，正长官安排为州土同知，副长官安排为土判官；对于投降的“夷目”也给予适当安排：上赤水里头目袁年，父遭酷祸，投降最早，授以所镇抚职衔。仁怀里头目王继元、安罗二村头目罗国民、罗国显等，念其“改邪归正”，量授冠带。同时，明王朝还在播州设立遵义、平越两府学，增设真安州学，恢复杨应龙时期有所倒退的文教事业。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大乱后的原播州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梵净山第一次因皇权而兴隆也正是在“播州之乱”后。“既自播乱之后，传闻四方，往来朝觐人稀，非复日盛”^[15]万历四十六年（1618），妙玄奏请明神宗重建梵净。“已而为当道者宽以状奏闻，帝追尺一为建刹”。^[16]“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17]建立“天”、“恩”字号五大皇寺。梵净山因为惠沾皇恩，名显于天下。文人雅士登临游览，吟诵诗文至今流传。康乾之世，梵净佛教鼎盛，全山已有“五大皇庵”、“四十八脚庵”。每当四月香会至仲秋，朝山僧众，昼来夜往，佛号喧天，靡有止息。北京户部郎中李芝彦撰《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该碑庄重华丽，碑文赞梵净风光，叙述重建的缘由与盛况，附刻参与者官僧民等百余人。时有钦命僧一人、高僧5人、法徒34人。计此次重建五寺六殿：承恩寺、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九皇殿、三清殿、圆通殿、弥勒殿、释迦殿、通明殿。其中，老金顶茶殿被敕封为皇庵，曰“敕赐圣旨承恩寺”，又称“金顶正殿”。承恩寺内供奉皇帝牌位，赐有镇山印曰“古茶殿”。九皇殿等六殿分布于正殿左右，拱护正殿肘腋，世称“脚庵”。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扼四方朝山大道，称“四大丛林”，它们与承恩寺同被敕封，是为梵净山“五大皇庵”的来历。此次敕建的寺庙都带有“天”或“恩”字样，表示天子皇恩的浩荡。妙玄主持承恩寺，赐有镇山印。他统辖全山朝拜事宜，被尊为重开山场之祖，续传梵净灯火。明末的重建，使得梵净山形成五大皇庵、六大脚庵，环山四大古寺的格局。各寺厘定寺产，招纳僧户，修藏经塔。梵净山因惠沾皇恩，遂名震宇内，香火盛极一时。“所谓古梵净鼎而新焉”^[18]“尽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异而日新”^[19]此间诗人张简臣作《登尖岩望梵净山》，以“邈尔嵩华泰岳千万重”句赞梵净山雄奇；喻政《登梵净山》，则以“古殿灯燃长白昼，危楼钟动欲黄昏”志其朝拜之盛。可以看出，明王朝以皇权的介入为切入点，以梵净山为战略支撑点而进行的佛寺重建，更多是考虑到当时的军政形势。换句话说，播州之乱后的边疆形势，急需能够驯化人心的有效工具出现。而在明朝统治者看来，佛教能够有效地起到“敷训导民”的作用，可以使人“乐为善事”而不谋反，值得大力提倡。因此，随着中央统治力量的加强，佛教在贵州广为传播。明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僧官制度，与学官、道官制度相辅而行。佛教的影响所及，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这是统治者所希望看到的。总之，梵净山佛学的初次皇权介入而振兴适应了当时的军政局势，有利于边疆形势的稳定，是中央王朝边疆治理政策的一部分。

二、康熙朝皇权再次大规模介入梵净山佛学

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对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恢复了清初对西南土司的安抚政策。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1686.3.9），谕大学士等：

康熙皇帝之所以对西南土司采取安抚政策，原因有三：

第一，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康熙皇帝将主要精力放在北方。为平定准噶尔部破坏国家统一的活动，康熙帝多次亲征，之后历经雍正、乾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才结束北部边疆问题。加之康熙时，沙俄已经扩张到了东北地区，对清朝的边疆稳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因此，云贵地区的改土归流不是头等大事，没有提上议事议程。

第二，康熙皇帝后期，为诸子储位之争，耗费了大量精力，折腾得“几欲先死”，加之身体状况也欠佳，无暇经理西南边疆的土司问题。即使后期发生了“驱准保藏”战役，康熙皇帝对于西南地区也是以安抚为主。

第三，康熙皇帝对待归顺臣民比较宽厚，土司问题也是如此。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1683.1.6），兵部议复云南贵州总督蔡毓荣疏言：

康熙的政治性格可见一斑。尤其是康熙后期，在“天下事，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的思想指导下，更是安于现状，对社会现实采取谅解和宽容态度。如其所言：

康乾之世，梵净山重新得到敕封，“天”、“恩”字号寺庙改为“国”、“恩”字号，梵净山佛教于是重新鼎盛，并与西南佛教名山峨嵋、鸡足成三足鼎立之势，清人还常将其与泰岱、匡庐并列。世人争相朝觐，遐迩咸至。徐言《梵净山记》云：“揆溯有明迄今数百年，朝谒者呼声震天，靡有止息……每朝山，旦暮香风缥缈，散满下界里许……三郡朝谒者岁如蚁聚，即邻省西蜀、湖南亦络绎不绝。”《镇国寺碑记》亦云：“数百年进香男妇，时来时往，若城市然。”金顶摩崖有李光春携妻陈氏同朝山十五年事，以及湘人“楚南迢肯相谒，也是前身有此缘”记游诗。此间文人游览梵净山之风大兴，自督抚至知县，咸以巡梵为荣，或观风取士，或刻石颂功。印江知县、名剧《歧路花》作者李海观“乾隆乙丑秋（1769），邑大旱，海观步祷滴水岩，雨立沛，百姓设筵迎劳……欢如也。”每朝山，金顶人流如潮，山民在此卖食、占卜、出售药材，宛若市井，故被称为“老街”。山麓诸寺也应接不暇。乾隆间，铜仁上关码头开辟，楚人朝觐梵净山者益众，清代诗人张素臣有“款待人间上水船”之句。乾隆七至十年（1742-1745）楚人在天庆寺界内私挖金砂，经总督部院会同思南府踏勘，立定四至界碑，厂头作具遵依甘结，才平息此次长达三年的僧商纠纷。

康乾之世，梵净山除扩建明代“五大皇庵”外，另将“六大脚庵”增建至“四十八大脚庵”，主要有：白云寺、太平寺、钟灵寺、坝梅寺、回香寺、朝阳寺、香山寺、镇江寺、洞德寺、兴隆寺、印落寺、罗江寺、明月寺、大佛寺、弥陀寺、飞缘寺、九龙寺、举贤寺、法华庵、天王殿、接引寺等。其中，太平寺、坝梅寺、回香寺、钟灵寺闻名遐迩。

三、结语

文化变迁是一个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复杂动态历史过程。改土归流之前，贵州地区的地方文化是多元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化，即所谓的“千岛文化”。国家通过改流这一政治军事过程将贵州地区完全纳入国家政权统一的行政体系，使国家的军事、行政力量直接进入少数民族社会内部，在制度上打破了各民族间封闭的文化空间，为汉文化的强势进入及其与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融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独具区域特色的地方文化。改土归流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发展，但文化结构的主导力量变成以儒道释三教合一为代表的汉文化。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有一首《龙场观傀儡》诗说：

处处相逢是戏场，何须傀儡夜登场，繁华过眼三更促，名利牵人一线长。^[23]

这首诗虽是表达作者看破人世的心境，但他确实在龙场见到了傀儡戏，也就是木偶戏，这是中原文化的产物，随着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而传入了贵州。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性，自觉模仿学习汉族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成为各少数民族走出边缘融入主流社会的主导选择。^[24]

这种变迁对土司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贵州永丰州原土司“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25]。“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26]清政府改流之后，广设学校和义学，特别是开科取士，使一部分人有了读书或入仕参政的机会，笼络、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原土司。如贵州亮寨长官司长官龙绍俭，原系府学附生，后因父故袭职为土司。但他却认为，当土司是“致山鸡戢翼，莫同威凤云翔”。宁愿不做土司，自请参加科举考试。“以汉官之前途远大，而土职之上无进阶，冀与汉人同列”^[27]。水西安氏崇尚佛事，成化年间，安贵荣即在水西建立佛寺，今尚存残钟一口。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宣慰使安贵荣与夫人奢豚于水西本境建永兴寺，并仿贵阳大兴寺铸铜钟一口悬于寺内，其上铸有彝、汉两种文字，并有“朝暮德鸣，以镇一方，尚祈佛佑，俾我子孙代^[28]”等字样。时间推移，在国家行政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下，原土司区内逐渐完成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转换。梵净山佛学的发展可以视作这一发展的具体表现。概而言之，梵净山佛学除却内在理路的承继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周边形势而对皇朝区域重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梵净山佛学的两次关键重兴，都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中央王朝边疆治理政策的重要一环。

_{[1]
《汉书·地理志》“辰阳”条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三山谷即今梵净山，辰水即源于梵净山的贵州锦江，经铜仁入湖南，汇沅江后入洞庭湖。}_{[2]
梵净山佛教传入的争论见张明：《2010中国梵净山弥勒道场金玉弥勒开光仪式暨佛教文化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_{[3]
张明：《梵净山历代高僧考略》，《人文世界》第四辑，巴蜀书社2011年6月版，第318页。}_{[4]
史继忠：《对思州土司几个问题的探讨》，《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_{[5]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5，第6页。}_{[6]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5，第14页。}_{[7]
《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卷23，第9页。}_{[8]
《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卷62，第8页。}_{[9]
《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卷87，第5-7页。}_{[10]
《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卷87，第5-7页。}_{[11]
《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卷87，第5-7页。}_{[12]
《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卷87，第5-7页。}_{[13]
[清]爱必达：《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_{[14]
《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357，第8页。}_{[15]
《敕赐碑》转引自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一），第134页。}_{[16]
《脉源宗谱碑记》转引自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一）》，第134页。}_{[17]
《敕赐碑》转引自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一）》，第134页。}_{[18]
《脉源宗谱碑记》转引自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一）》，第140页。}_{[19]
《敕赐碑》转引自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一）》，第134页。}_{[20]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124，第16-17页。}_{[21]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106，第18页。}_{[22]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转引自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四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6页。}_{[23]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_{[24]
刘伦文：《国家行政力量与民间社会力量的互动——论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_{[25]
（乾隆）《贵州通志》卷三十五，艺文，张广泗：《设立苗疆义学疏》。}_{[26]
钟添：《思南府志·拾遗》，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影印本。}_{[27]
（乾隆）《贵州通志》卷九，义学。}_{[28]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明代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

铜仁生态美梵净天下灵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