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鸭溪仓库工作的回忆
1949年11月21日，遵义县解放，12月，我参加了革命，在鸭溪仓库工作。
民国初期，鸭溪仓库属“遵义县田赋粮食管理站”辖，征收粮食以斗、石计量，称“鸭溪万石仓”。有仓房两处：一是陶家院子（今鸭溪粮站）有瓦盖木结构仓两栋，仓容40万公斤，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今粮站营业室是办公室，与仓房相连，约14平方米，宿舍3间约27平方米，厨房约4平方米，只能容灶头炊具，就餐人员都在露天坝开饭。据附近居民反映，这陈旧的仓房底层每年要霉烂好几寸厚的粮食。我们接管仓库时，仓脚下的猪、狗、鸡粪和陈谷烂米遍地，奇臭难闻。二是石家湾有仓库3栋，一横两竖排列，仓容60万公斤。正中仓房右侧与办公室、宿舍连立，占地总面积约2700平方米。鸭溪仓库曾兼理金沙、仁怀县集运粮食的中转业务，仓库主任刘光云是仁怀县人，会计张世诚是鸭溪镇人。刘光云私营油脂、养肥猪，临解放逃回仁怀县，仓库由张世诚照管。
1949年11月底，鸭溪镇解放，同时建立区人民政府。王克宽、齐呈祥任正副区长，王景泰任政委，刘震乾任财经助理员兼任仓库主任，张世诚留任仓库会计。和我同时参加革命的谢绍基、周昆、刘朝德、刘兴福、张正鼎、杨燮等都从事支前工作。当时，匪患未尽，粮食是人民政权的生命线，仓库人员的主要工作是下乡征粮或留库收发粮食。后来上述人员有的调走，有的自动离职，多数都留下工作。我留在仓库负责收实物折价款（公粮、柴、草多数是实物，少数交折价款）。粮食和柴、草收储在陶家院仓库，石家湾仓库未存粮。粮草凭票拨付解放军、当地政府和公职人员，无粮食经营业务。南下干部刘震乾经常给我们新参加工作的同志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领导大家学习毛主席名著《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书籍；还教我们学习珠算和财经业务。
1949年12月至1950年5月，土匪猖獗。为了保护粮食和人员安全，区领导指示刘震乾、张世诚和我守仓，夜间在仓库附近找秘密点住宿。有时刘、张披蓑衣、戴斗笠在仓库后山丛林露宿，有时刘和我在仓库三花顶楼栖身。1949年除夕，我和刘在四壁洞穿的雷祖庙楼上过夜。一次，有个交木材的差10斤，硬要我开足收据去裁票，我不同意。他恶狠狠地说：“你以后还要脚杆走路不？”我说：“少一斤都不行！”他见我坚持不让，还是把差数补齐了。后来镇上的群众说，这人住高枧乡，他哥哥是土匪头儿，历来就这么凶。春节后不久，王克宽区长带领16岁的小通讯员和一名新战士，在乐民村附近的胡家土与土匪遭遇，因弹尽寡不敌众，三人牺牲。二月份一个晚上，土匪摸上鸭溪镇来了，我和张世诚被土匪的号声惊醒，清楚地听到仓库被包围，土匪在撬门。我们急忙将单据、账本藏在仓脚下，提起一颗还不会使用的手榴弹翻墙到隔壁群众家里。一阵剧烈的枪声过后，土匪被解放军击溃，打伤一个倒在街西头叫唤。为提防土匪再来偷袭，区指派我带一批在押犯人修工事，在仓库水井坎上用土砖砌一座碉堡，仓库职工和街道积极分子配合区武装日夜守护。
1950年3月，县粮食局在遵义城召开仓库主任会议，并指定各区库上解“粮折款”。刘震乾派刘朝德参加，刘不想去，另派刘兴福去，他装病推却，最后决定派我去，我担心遇上土匪，怕损失“粮折款”不好交代，因为土匪最恨新参加革命的所谓“土八路”。但想到经常歌唱的《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还是鼓起勇气去了。行前，我和马车工人将装粮折款的小皮箱藏在马料袋里，箱周塞满玉米和稻草节，使箱子不露棱角。一路走走停停，打听匪情，终于平安到达遵义，在一家店铺门前小憩。遇上原不相识的枫香仓库主任宴庆宇，他也是去粮食局开会的，攀谈间，他盯住我的小皮箱问装的什么？我说：“粮折款。”他“关切”的教我：“你把它买成洋纱做笔生意再交嘛。”没等我回话，又问我们加工稻谷，每100市斤交大米多少？我说：“定额是62市斤，但要颗粒归公，全数上交。”他说：“傻瓜，可我们只按60市斤交，余数归仓库所有。”我发现宴的旧意识未改，提醒他说：“加工稻谷是区委经过会碾订的出米率，可不能乱来。”他才不吭声同我一道去粮食局开会。粮食局随县人民政府驻百艺厂（今遵义市第三中学下河边沿）。局长王华廷主持会议，会计银光在座。各区汇报了粮食加工、征粮和护仓情况后，王局长强调，粮食加工实行会碾实缴制；要特别提高警惕，加强护仓保管责任心，尤其要坚守岗位，检查加工质量，随时拨付军粮。我将粮折款如数上交给银光同志，领回一颗“遵义县鸭溪区粮食仓库”条形公章。我担任保管员时，要收粮检查质量、过磅、记数、开单；要负责调拨粮食和管理粮食加工；还要兼理职工生活。平时日常工作已形成规律：每天收粮（含加工收回成品）、调拨发粮（含加工出原料）后，整理掉地粮，收拾风簸、米筛、衡器等用具；掏平仓内粮面、检查仓脚、四周和清除垃圾，发现漏粮即堵塞仓缝。记得夏季入仓的3万多市斤小麦，没几天就发烧，生成了麦蛾。我和刘朝德开始采取翻扬粮堆，想散温灭娥，结果无效。于是组织几个职工一齐动手，搬出曝晒，趁热入仓，只两天工夫，就根治成安全粮了。7月，刘震乾升任山盆区长，周武全接任区财经助理员兼鸭溪仓库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秋粮入库前，我们全面检修了粮仓，防止天穿地漏和鼠雀危害。区委指定我召集全区粮食职工和助征人员20多人，学习粮食政策和业务知识，初步拟定粮食管理制度，对后来工作少出偏差，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根据县分配的建仓计划，新建简易木仓两栋，容量60万公斤；改建万天宫庙宇为粮仓，容量15万公斤。安排忠实可靠的有经验的农民积极分子，组成入仓粮质检查组，严格把住质量关。曾经有不少高水分粮，仓库未收，区乡个别同志批评我们“没有群众观点”。在区的会上说：“工作队辛辛苦苦去催粮，农民肩挑背磨汗水长流地来交粮，凭你们一句话‘不干，不能收’了事。”但区领导深知湿粮危害性大，当即指引大家要支持收粮工作，明确掌握干湿标准，耐心解释；有条件的收购点，要尽量方便群众风、筛、晒粮，对远道农民提供寄粮场地；要热情招待茶水，准备消暑治伤的常用药物，体现人民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绝对不准以生硬态度拒收。从此，统一了认识，加上区、乡政府动员农民积极交纳爱国公粮，政治教育深入人心，曾出现先进村寨自动组织交粮队伍，敲锣打鼓向国家仓库交纳公粮的动人场面。入仓粮食质量好，进度大大加快。
当年入仓稻谷200多万市斤，仓房都装满了，陶家院仓库四周构筑了围墙，石家院仓库修了消防池，有民兵巡夜护仓。这时县粮食局派姜子和刘先藻、薛建云组成的检查组来鸭（溪）、枫（香）、泮（水）片区驻库检查收粮和护仓情况，直到征粮入库结束。按检查纲目盘点账目、账表和账实相符，入库粮食合乎标准，护仓严密，环境卫生好，保管器材与装具收藏妥当，曾获区委和县粮食局表扬。年终，一批年富力强的助征员被提为干部。
1951年4月，我调任龙坪仓库主任；余哲儒从南白仓库调鸭溪仓库任副主任。6月，县粮食局局长谢培庸主持召开仓库主任会议，着重研究粮食加工和保管工作。排军仓库加工大米出率足、质量好，主任徐乐康受到表扬。主要经验是用工对象思想纯正，操作细致；按照大米标准样品，砻谷出米的轴心装置合度，加工精度恰当，筛孔大小适宜，筛、簸除杂和提取碎米精细，保管员发原粮收成品，过磅记码准确，结账清楚、及时。这些经验在全县推广；对后来的土法加工大米收益不小。
1952年1月，县粮局召开财会人员会议，一面办上年度的决算，一面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动员。2～5月，县委召集全县财经干部开展“三反”运动。5月，“三反”运动结束后，我从龙坪仓库调回鸭溪仓库任主任，田亚群任会计；薛建云、赵德修、吴治福任保管员。县贸易公司粮食组设鸭溪购销点，干部郭金镛、令狐昌隆随同容量25万公斤的粮仓并归鸭溪仓库。新的粮食政策是“大购大销，卖光不惜”。土地改革后，农村粮食增产，农民主要靠卖粮买回日用品。秋粮登场，鸭溪镇每场上市量达2.5万多公斤。粮多价落，有谷贱伤农之势。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保护农民利益，上级决定大量收购，稳定粮价。鸭溪区以鸭溪镇为中心，增设金刀坑、乐山、白龙、石板、池坪等定期收购点，增雇人力收购。县粮局指定在鸭溪镇暂设一个售粮店，营业员只有刘永福1人，坚持从早到晚独个经营。有些贫困户，吃了上餐找到钱再买下餐的粮，一天来买一两次。销量小而购粮人次多。刘永福不辞辛劳，从无怨言。有时人多嘈杂，偶尔发生点争执或小差错，在所难免。当时裁员，我辞退了刘永福，这是我处理不当，以后每当忆及此事，深感内疚。
夏粮入库，仍缺仓容。区、镇党委支持，暂借鸭溪镇的江西会馆和没收地主王清泽的房子改成仓房装粮，只能装15万公斤。临时应急的办法是边收边包装调出，只求一遮风避雨处，连区、镇会议室都堆了粮食，区、镇干部还自动协同守护。10月，县粮食局批准鸭溪新建仓容175万公斤，但难解秋粮入仓的燃眉之急，于是，区决定利用镇上的湖广庙，改建成仓装20万公斤。施工时木工烘烤板材不慎失火，烧毁了庙宇，不得已，冒险采用围席叠围高层长方屯，茅草盖顶的办法应急储粮。另外在四牙坝、凤凰庄、白腊坎、石板场等地，利用无人居住公房民房装粮62.5万公斤，才完成当年入仓任务。这年鸭溪仓库储粮点多面广，集运与保管工作相当艰巨，我们安排职工分点住宿，轮值巡夜，对偏僻的农村储粮点，全靠乡、村干部动员民兵骨干护仓。镇上的搬运队劳力弱，思想不纯，经常扯皮，经镇党委同意，仓库自建计件付酬的搬运组，兼带加工粮食。入仓忙季，搬运组人员也参加验质和义务护仓，王绍云帮助夏粮收购验质，从早站到晚双腿都肿了，以牙磕粮辨别干湿，舌尖咬破皮了，仍喜笑颜开地帮农民抬粮进仓，爱库如家。
50年代仓库器材简陋，只有几根温度计和扦样器。保管员按分工分仓管理，一心扑在工作上。吴治福经常爬仓顶、钻仓脚，堵塞鼠、雀洞，提防漏雨漏粮。为掌握粮情，除主动及时处理危险粮外，每次检查粮食后，将每间仓的四角和中心点，分为5处，每处分上中下3层，共15个测温点，每次测得各点的粮温，用纸条记录摆在粮面上，加盖少许粮食防止纸条飞动。后来改用县粮局统一设计印发的《粮温检查分仓登记簿》。尽管储粮分散，仓储设备差，全库常年购、销、调进、发运粮食吞吐量达400～500万公斤，从未发生过虫、霉、漏粮和其他事故。县粮食局表扬了鸭溪仓库，吴治福被评为模范保管员。
1953年秋粮入库前，区委调泗滨任鸭溪仓库主任。我和薛建云分别到白农、石板乡各自筹建仓容25万公斤。在乡人民政府支持下，落实地基、建筑材料和确定工匠后，为抢时间、讲求工效和工程质量，除参加区仓库重要会议外，我们从未离开工地一步。每天起早摸黑，和工人同吃同住100多天，按质量要求提前完成了任务。
1954年4月，组织上调我到遵义地区财经干校学习了4个月。8月，县粮食局开展清产核资工作，指定我和杨仲翔、罗兴全组成鸭、枫、泮片区工作组。并规定少量粮食由仓库自行盘点；大宗粮食由工作组会同仓库保管员丈量计算。丈量，要逐仓平整粮面，分析与测定松紧容量。碰上稻谷泥尘多，掏一耙扬起的泥尘，如烟雾弥漫全仓。我们的眉、发、睫毛、鼻孔、嘴唇和耳朵全扑上灰，加之炎天暑热，仓房门窗小通风差，汗水与泥尘胶着，稻谷毛沾上皮肤，刺得浑身痒，火辣辣地疼，呼吸道被呛得透不过气来。参加清产的同志，大都是有一定文化和业务能力，才20多岁的青年，虽然劳动强度大，但都热情，有时边唱歌边干活。间或歇气时，有的滑稽小伙，往自己脸上一抹，大家举目相顾，面对一张张花猫脸，都捧腹大笑，什么疲劳痒疼都消失了。由此想起那时粮库的保管员，终年与粮食打交道多劳累啊！收粮旺季要随到随收，突击调运要随收随发，搬运力量不够，就帮着装包过磅，扛包上、下车；还要随时检查或翻整粮食。事事以主人翁的姿态，争先恐后地干，吃大苦，耐大劳，不讲报酬，争作贡献。我对他们始终怀有兄弟般的情谊和无限的敬意！清产核资结束，鸭、枫、泮片区的粮食帐务和库存实物基本相符；委托供销社代购代销粮食发生的资金往来，都大体吻合，无互欠悬案。
同年10月，我从鸭溪仓库调到县粮食局主管储运业务，直至1978年6月，调遵义市第十一中学与家人团聚。至于县粮局的储运工作，主管共事的同志甚多，加之1978至1988年，我已调离遵义县，有关同志更能提供全面史料，我就不再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