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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四人帮”的被粉碎，标志“文革”动乱的结束和拨乱反正的开始。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1976年10月～1978年底开始了批判“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恢复与发展生产和各项事业、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工作。
一、揭发批判“四人帮”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事件的通知》后，中共遵义地委在纪念广场（今凤凰山文化广场）召开了10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12月22日，中共遵义地委在纪念广场（今凤凰山文化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判“四人帮”在遵义的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的罪行。其后，地直各单位、各县（市）迅速掀起了揭发批判的高潮。1977年上半年，遵义地区根据中共中央批转的《“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材料之二）》和《“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材料之三）》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到1977年5月底，遵义地区共有450多万人次参加了各种批判会；有10多万人次在各种批判会上发言，到处办起了大批判专栏，发表大批判文章（数据出自《中国共产党遵义地区历史大事记》）。1977年下半年，紧密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转向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深入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
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贵州省委的部署，1977年5月开始，遵义地区开展了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遵义地、县（市），地直各系统及厂矿、企事业单位都建立了清查办公室，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专案小组，对“四人帮”在遵义的帮派头目的阴谋活动进行清查，直至挖出其策划者和指挥者。到1977年10月，“文革”中发生的数十起非法事件已基本查清。对“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进行了两次打击，破获各种案件613起，逮捕了一批犯罪分子，缴获大批赃款、赃物和一些枪支弹药。全区参与各种阴谋犯罪活动的有500多人作了自首交代。与此同时，全区还揭露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13764件，金额786万元，粮食577万斤，已退赔现金341万元，粮食253万斤。
1978年6月3日，中共遵义地委召开地直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大会，传达贯彻省委“一批双打”（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会议精神。强调“双打”运动必须与批判“四人帮”、清查工作结合进行，以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各单位要普遍进行清财产、清物资、清资金、清账目的工作，通过清查经济上、政治上的重大事件，把有问题的帮派头目清查出来。会后，地、县（市）成立了“一批双打”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全区共抽调1500多名办事人员和5000多名专案人员，具体抓这项工作。还组织8万多人参观了地区举办的“一批双打”展览，借以动员和教育群众。至此，“一批双打”运动在全区展开，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高潮，揭出了一批大案、要案。
二、初步平反冤假错案
从1957年开始，党内“左”的倾向抬头，并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长期以来使党的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积极性受到伤害，后果严重。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同时决定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在其他老同志的支持下，首先抓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同时抓了经济建设、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中共遵义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贵州省委的安排部署，排除各种干扰，进一步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地委及各县（市）委成立了领导小组，建立了办公室，抽调专人负责案件的复查工作。全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处理的案件及“反右派”“反右倾”“反瞒产”“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的案件，坚持按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清理复查，要求在1979年2月以前，对冤、假、错案的复查纠正达到80%以上。
197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一）要充分认识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重大意义；（二）要认真执行政策；（三）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足够力量，认真复查冤假错案；（四）冤假错案复查纠正后，应协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善后工作。此后，遵义地区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贵州省委的安排部署，抽调了足够的力量，全面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1976～1978年这一时期，遵义地区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初步取得了一定成绩，因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一些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案件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还未能完全纠正或彻底平反，有的还留有“尾巴”。大量案件的纠正、平反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
三、开始落实干部政策
1977年8月12～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8年2月，胡耀邦在一次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上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应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要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根据中共中央、中共贵州省委的安排，中共遵义地委成立了地、县（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各部门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建立了专案小组具体审查、复查案件，内查外调，一一核实材料。截至1978年11月7～13日，中共遵义地委召开全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区前段落实干部政策的成绩。10月底，“文化大革命”期间处理的干部已复查了22.1%，审干已作结论的占65.2%；对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用不当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已作了调整，对全区右派分子已全部摘帽。会议提出下步落实政策的主要任务：对原确定审查对象尚未作结论的要尽快作出结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要抓紧进行平反纠正，对含冤而死亡的要昭雪；认真解决好“四清”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对可以工作而没有安排工作的干部，要尽快安排工作，安排工作不当的要调整；对无辜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和工作人人员，要妥善解决；对农村大、小队干部处理不当的要同时纠正；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地委要求在1979年2月以前，基本结束右派分子摘帽人员的安置和错划右派人员的纠正工作，应该安排工作而没有安排的争取作到全部安排。
1978年11月6日，中共遵义地委转发地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的对台工作意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对台工作的罪行，澄清对台工作的是非，切实加强对台工作的领导，做好对台宣传工作，继续搞好国内在港、澳、台及其他国家人员的普查登记，认真落实起义、投诚人员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的有关政策。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调动了遵义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团结和社会的安定，为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遵义地区各项工作的落实准备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也为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初步恢复国民经济
粉碎“四人帮”后，遵义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建设工作之中，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解放，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受“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以下简称“两个凡是”）的束缚，又由于工农业生产急于求成，犯了片面追求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虽然遵义地区的各项工作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这两年是处于徘徊前进的局面。
农业生产的初步恢复和发展。1977年1月，地委要求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全区粮食亩产上《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全区大力推行耕作制度改革，走稻麦两熟的道路。同时“两杂”（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生产推广开始形成高潮，为后来的粮食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习大寨对改善遵义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个别地方违背客观规律平山造田，导致生态失调和不计报酬平调其他生产队的劳动力集中改土改田，损害了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在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方面，1978年初，贯彻落实了中共贵州省委农村经济政策18条，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促进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使农民得到实惠。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发表了关于“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座谈纪要，同时登载关岭县顶云公社16个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粮食比上年平均增产三成的报道，并加了编者按。这个报道引起了遵义地区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关注，早有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土壤的遵义，这一形式在全区各地迅速发展，引起了遵义农村的深刻变化，冲破了农业战线长期以来的一大“禁区”。1977年，全区农业总产值76049万元，比1976年71726万元增长6%，粮食产量135.61万吨，比1976年120.63吨增长12%。1978年全区农业总产值79837万元，比1977年的76049万元增长5%（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粮食产量132.54万吨，比1977年135.61万吨，还减少3.07万吨。
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在全区普及大庆式企业，并重点整顿了企业领导班子，抓了一些“老大难”企业的整顿，使一些停工停产的企业开工生产。加强了企业“三基”（基本建设、基础工作、基本功）工作，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吃大苦、耐大劳的工人阶级硬骨头精神深入人心，对推动遵义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5月30日，贵州省石油勘探指挥部钻井22126队在赤水打成我省第一口高压高产天然气井。社队企业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走由小到大、由土到洋、逐步提高、不断发展的道路。1977年全区工业总产值39398万元，比1976年30374万元增长30%。（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出处同前。1978年，中共遵义地委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工业二十三条》），加强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建设，进行企业整顿，使一些趋于瘫痪半瘫痪的企业有所改变。6月，在学大庆的先进单位遵义丝织厂、遵义电机厂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制度的试点工作。12月，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建成并投入生产。1978年，全区工业总产值51511万元，比1977年增长31%。
财政收入1978年9296万元，比1976年5123万元增长81%。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并有所发展，全区局势日趋稳定。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两年计划指标定得过高，人力、物力、财力跟不上，许多指标未能实现，经济增长缓慢，有的指标还下降，使全区经济发展处于徘徊的局面。
五、教育文化卫生恢复正常
197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中，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的错误，他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由此，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了解放，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1977年底至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77年，全区幼儿教育事业开始回升，幼儿园由1975年的10所增至45所，入园幼儿由1975年的772人增至5271人，教职工由1975年的45人增至816人；小学教育开始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各县（市）确定了一批完小为县（市）重点小学。1977年，全区有小学6219所，在校学生844921人；中学508所，在校学生28117人；1978年全区有小学5385所，在校学生868977人；中学715所，在校学生290391人，恢复了正常上课秩序。1977年，国家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后，遵义医学院、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始实行统一招生。当年，全区输入大中专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新生1506人（缺正安、务川县数），1978年，输送入大中专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学生2553人（缺正安、务川县数）。
在科学技术方面，1977年7月，召开了向科学技术领域进军大会，1000多名地、市机关干部，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参加大会。1978年1月，恢复和重建遵义市科学技术协会。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遵义地区的周明轩、张静容、胡锡恒三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5月地区科委正式升为部、委、办级；地区科委协同各县（市）科委搜集了全区新中国成立以来表彰的科技成果583项，经评议后向贵州省科学大会推荐表彰147项。6月，在贵州省科学大会上，“遵农2号”水稻新品种、“遵单1号”玉米杂交种等40项科技成果受到表彰，7个先进集体、9个先进个人受到表扬。12月，贵州省编委批准建立遵义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编制25人，一个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
文化事业方面，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化事业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得到恢复。1976年，遵义市杂技团带着部分节目、演员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杂技调演。1977年、1978年，全区各剧种开始恢复活动，下乡演出；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开始发展，新人新作不断出现，有些佳作震动了全国文坛。电影开放，市场活跃，一票难求。1976年，遵义市广播网处更名为遵义地区广播事业局，1978年有电视机54台，调频广播10千瓦一台。据年末统计，全区有县广播局12个，乡广播站403个，村广播室36个，村通广播2266个，通村率48.58%，全区广播喇叭18.32万只，广播专线29418千米。
医疗卫生方面，1977年初，中共遵义地委召开全区卫生工作会议，要求当年重点抓好巩固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组织，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尚未办合作医疗的社队，争取当年办起来；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搞好除害灭病；地、县（市）医院要积极面向农村，热情为贫下中农服务；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步伐，发展新医学、新药学，迅速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1977年全区有医疗机构1048个，比1976年990个，增加58个。医务人员8961人，比1976年8135人，增加826人。1978年全区有医疗机构1095个，医务人员9181人，又有所增加。
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时，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尖锐冲突。1977年4月，邓小平针对党的事业在前进中步履艰难的徘徊局面，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讲话为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经新华社向全国转发。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遵义地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在宣传理论战线进行。随后，地委常委讨论过，地直各部、办、委、局也组织学习讨论。随着学习讨论的深入，地委要求所有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加强思想理论学习，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学习讨论，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的混乱，肃清其流毒；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勇于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安排学习《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和文章。之后，在全区各县（市）、各单位开展了大讨论。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承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大问题。
1978年10月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安排，遵义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学习，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使广大干部、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通过这次学习，对当时解除“两个凡是”的禁锢，解放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全面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