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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遵义会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代表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1933年10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秦邦宪）、李德的指挥下遭到失败，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红军从8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广大指战员和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逐渐觉悟到这是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所造成，迫切要求改换领导，以挽救红军和革命事业。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和革命事业由此实现胜利转折。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准备，之后的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是对遵义会议的补充和完善。
一、遵义会议的先导：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2日，红军行进至湘黔边界的湖南通道县城，“左”倾领导人不顾国民党军队五六倍于红军的阻拦，仍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使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中央部分领导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红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于是红军12月13日立即向贵州前进。通道会议是中央纠正“左”倾军事错误的开始。
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中央“三人团”成员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苏区根据地。为使红军顺利到达遵义，黎平会议决议明确指出：“责成军委依据本决议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黎平会议还决定在红军到达遵义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改变“左”倾错误领导打下坚实基础。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境的猴场（草塘镇）。中央政治局根据“左”倾领导人在乌江边徘徊、企图返回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原计划的错误思想，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精神，否定“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战略方针，决定打过乌江去，占领遵义城。《决定》还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明确地限制了“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的先导。
二、遵义会议的召开
1月9日，中央军委纵队进城。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东侧中段国民党黔军师长柏辉章私邸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秦邦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扩大参加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长征出发时为“三人团”成员的李德及曾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展开。首先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博古在报告中把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红军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对于自己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轻描淡写，不认识与不承认。
博古报告之后，周恩来作军事报告（史称副报告）。周恩来在副报告中较为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谈到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存在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
两个报告之后，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讨的意见，作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张闻天的报告较为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左”倾军事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指挥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上大多赞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只有凯丰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护。李德坚决不接受会议对他的批评。
会议以摆事实、讲道理贯穿始终，既针锋相对，又团结合作。会议开了三天，作出四条决定：
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长征初期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一结束，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变黎平会议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再次作出在川滇黔边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决定。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的。它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战争环境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恢复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下，纵横驰骋于云贵川三省边界，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调动敌人、打击敌人；使红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由被动变为主动，从挫折走向胜利，最终跳出敌军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红军北渡长江战略转移的计划。
遵义会议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而闻名于世。
三、遵义会议的完善：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
红军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后，向云南扎西集结。2月5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2月8日扎西会议讨论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并根据《遵义会议决议》拟制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2月10日，张闻天向军委纵队营科以上干部首次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撤销已定的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的计划，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新三人团的成立，表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至此，遵义会议后的中央组织调整工作大体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