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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兴义系及云南军阀的统治
贵州兴义系军阀和云南军阀统治贵州时期，滇军两次入遵，欺压、勒索百姓，人民时有反抗。鲁瀛计杀梅治逸即为遵义人民称道的为民除害之举。
一、滇军第一次入遵
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军政府内部自治派和宪政派的矛盾日益加深；加之以郭重光为会长的耆老会四处活动，摆出一副要和军政府分庭抗礼的架势，因此军政府危机四伏。以张百麟为代表的自治派对此疏于防范，反击不力，导致宪政派蓄谋策划的“戕黄（军政府巡军总统黄泽霖）驱张（军政府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的阴谋得逞，迫使代都督赵德全、行政总理周培艺辞职；兼之都督杨荩诚奉命率部援鄂在外，军政府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操纵在宪政派任可澄（军政府枢密院副院长）和刘显世（黔军第四标标统）等人手里。
早在1911年12月20日，任可澄、刘显世就借口贵州公口横行、局势大乱，假借枢密院名义，向云南都督蔡锷发电，要求滇军北伐假道入黔“代定黔乱”。云南组建以唐继尧任司令官的北伐军第三梯团，以借道北伐为名，于1912年1月底进军贵州，“代定黔乱”。此乃滇军第一次入黔。
2月底滇军入贵阳，占据城周制高点，以武力逼迫军政府代都督赵德全交出政权。3月3日，刘显世率部围攻都督府，滇军一部围攻执法部，代都督和执法部长被迫逃匿。3月4日，刘显世、郭重光、戴勘等人拥戴唐继尧为贵州都督。至此，贵州军政府被完全颠覆。代都督赵德全等一大批自治派革命人士和拥护辛亥革命的士兵、民众惨遭追捕杀害。3月4日滇军将俘虏的兵民约1600人，集体枪杀于贵阳东郊螺丝山麓。4月26日，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1913年10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袁世凯任命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开始独揽贵州统治权。1916年1月，袁世凯任命刘显世任贵州都督，不久又升任贵州督军兼省长。1922年，北洋政府委任袁袓铭为贵州省长。1923年起，刘显世、唐继虞交替担任贵州省长。1925年2月，北洋政府任命彭汉章为贵州省长。1926年6月，桐梓系军阀周西成任贵州省长，结束了兴义系和云南军阀对贵州长达近15年的统治。
在此期间，滇军曾两次入遵，奸淫掳掠，滥杀生灵，犯下累累罪行。
1912年3月，滇军甘小楼、王小珊率队第一次入遵，追捕杀害遵义革命党人和拥护辛亥革命的士兵、民众。在遵义，滇军枪杀了周子文、任海舟。周、任原为新福、威播两公口首领，任又曾任新城团练长，他们不遗余力维护地方秩序。仇家在省捏控周、任二人，甘、王竟以一面之词置于法。耆老会暨地方绅士再三保免，均不获请，竟斩于市。滇军又到桐梓、绥阳、正安等州县作恶。在桐梓县杀死王文卿等四五人。在正安县，团防出迎，乃竟枪毙数人，并杀团总、团兵。在温水，诱捕温水同志军总指挥何时清，后被枪杀于遵义狮子桥。所幸遵义革命党人闻滇军入黔，早已逃匿隐蔽，多数人才幸免于难。
滇军入遵，又向地方派粮派饷。正府连培型为此委任邑绅刘遂棠、杨致光、詹叙卿、李少贞等筹粮筹款。遵义人民遭受严重勒索。
入黔滇军兵力不足，作为补救之策，参谋长庾恩旸诈称组织游击队“为黔人平匪乱”，黔北部分青壮年又被强迫编入游击队，遭受兵役之苦。
二、鲁瀛计杀梅治逸
梅治逸，号若愚，湖北人，系唐继尧亲信之一，入黔后任军警局长。奉派入遵时除率新编黔军40人外，还有由昭通募来之兵两营。唐继尧委梅治逸为盐务督办兼辖北防各军，为黔北各军的总领。抵遵后驻军老城荷花池（今遵义市第十一中内）。8月18日，被鲁瀛所杀。
鲁瀛（1874～1931年），号屏周，遵义县西乡花茂人。少读儒书，长为生员，受委西乡办团练。应大汉遵义军政分府之邀，率队入城维持秩序。
唐继尧处理乡兵，分别改编、遣散，唯对鲁瀛委以遵义团防管带，一个月后升为北防国民军第三、第八两营督带兼遵义团防。梅治逸到遵，又将其改编为国民军第二、三两营。鲁属梅直辖的下级。
鲁在杀梅后径投四川熊克武部。在《国民公报》上登《布告同胞启》与《辨冤书》，直言不讳，称杀梅是报滇军侵黔之仇与不得已的自卫。
《布告同胞启》条列滇军入黔的罪恶六条，即：假道袭黔、滥杀官僚、残杀生灵、诛戮降卒、奸淫掳掠、违法滥刑。针对滇军在贵州全省而言，基本上有事实依据。
《辨冤书》内容重点说梅到鲁营，对他拔刀刺杀，变出仓卒，梅反被乱军所杀。实际上鲁杀梅经过精心策划。
鲁瀛杀梅经过当时记述很多。比较可信的是：梅去鲁营，以其为上级且来惯，不待通报，即直入客厅就坐。客厅有小门，鲁自小门出，梅起点头招呼，尚未归座，即为鲁后之兵（数人分两路入客厅，一自正门，一自小门）迎头举刀砍之，梅未及出声即毙，立拖至院中，斩其首，持以游街示众，随从兵也同时被杀。
梅治逸被杀，人心大快。因为：
其一，这是反击滇军残害贵州革命领导人和无辜群众唯一成功的事件。
其二，杀梅后将滇军、唐继尧、梅治逸等罪行披露，副总统黎元洪、邻省各方对黔人和鲁瀛极表同情。杀梅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滇军残暴行径的惩罚，舆论普遍支持鲁瀛。
其三，鲁瀛杀梅，有勇有谋，将滇军重要头目一举消灭，在一定程度上遏止滇军在遵义的残暴行动。
其四，杀梅不是个人仇杀，是保卫辛亥革命在贵州的成果，是半亥革命时期在遵义发生的影响三省（黔、滇、川）的大事。
唐继尧得知梅治逸被杀，扬言要用“遵义人之血洗涤滇军之耻”，遂派安义镇总兵兼西防统领刘显潜率兵进剿，严令“务期擒获（鲁）置法”，“以雪滇军之耻”。重兵压境，鲁瀛自知力不能敌，又恐因战祸殃及百姓，遂于11月27日率部离开遵义，取道温水去重庆，投奔川军熊克武部。
三、滇军第二次入遵
1913年10月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后，更加膨胀了“统一滇黔”“团结西南，窃取天下”的野心。1923年初，刘显世在昆明就任滇黔联军副司令，唐继尧即以北伐、同时“护送刘显世回黔”为旗号，委其胞弟唐继虞为总指挥，率滇军大举入黔。此乃滇军第二次入黔。直至1925年2月离黔入湘，时达2年。
滇军第二次入黔后，时任贵州省长袁袓铭放弃贵阳，逃往黔东，率部入川。此后贵州省长一职由刘显世、唐继虞交替担任。
唐继虞、刘显世主黔期间，一面组办《新声日报》（不久更名为《民意日报》），大肆鼓吹所谓“促进孙（中山）唐（继尧）联合”，“统一滇黔”，“团结西南”，“向外发展”，为其扩张制造舆论；一面则放纵官兵胡作非行，大肆搜掠，其残酷暴政，不胜枚举。唐继虞每天派二名副官坐在银行用纸币兑换硬洋，每月伪装作商货用驮马运滇20驮，共约6万两硬洋。还用黔币（纸币）粘签充国币使用（黔币比国币差价3角），剥削人民。并且驻防区的滇军就地派捐，名目繁多，弄得民穷财尽，激起众怒。
滇军第二次入黔后，派张汝骥率第1路第1军、吴显学率第3路第1军，先后入驻遵义城乡及周边各县，长达1年零10个月。其间，援川滇军胡子嘉2军一部于1923年12月初由渝反黔也驻扎遵义。众多滇军驻扎遵义，无恶不作，人民深受其害。
强占民房，捣毁设施。滇军所到之处，强行占据民房，践踏设施，毁房伐树。20团砸毁桐梓天主堂。张汝骥下令拆毁始建于明末的兵署“威远楼”。
官兵勾结，设赌分赃。22团团长皮某在居民陈荣轩家开厅子，于是诸军尤而效之。四方台晏姓之门口起至捞沙巷街左右，赌摊不下数十。除此外则沿街或一两处，或三四处不等，入夜大十字遍地皆是，拥挤不堪。
大肆清乡，恣意杀人。27团团长田冠五、22团团皮长某分别任清乡司令，不分是否真正属匪，只要不服从滇军者，概以“匪”杀之。仅1925年五六月间，两次即杀60多人。1924年11月8日，在大十字、小十字、丁字口三处闹市公开决囚。
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张汝骥军部以门户捐、谷石捐、油灯捐、印花捐、保商捐、烟土内销捐、烟土外销捐、特别费、开拔费等名义，迫使地方政府、商会等出面筹粮筹款。如1923年11月至次年6月，仅遵义城三次即派印花捐达20多万元。22团皮团长在北乡清乡，令该乡各区出洋烟三五挑、十余挑不等，以作所谓酬劳。张汝骥以改善士兵伙食为由，以“特别费”一次就勒索13000元。滇军离遵前，张汝骥以“开拔费”勒索4万元，等等。滇军暴敛横征，勒捐无已，所刮去者其数将近百万。其间，催捐逼迫至极，上吊投河者不乏其人。
强行拉夫，致死人命。1924年7月，郑木匠在集义桥（狮子桥）因被拉夫不从，遭滇军刺面割耳，疼痛难忍，遂投河毙命。同年10月，滇军强令“城中各保预备夫役2000名伺候，一呼即到”。
奸民妻女，抢劫杀人。尤其是滇军离遵前夕更为频繁、猖獗、残忍。
滇军在乡村也作恶多端。
滇军的胡作非为，在胡树生的《播事纪略》中载有不少具体事例。百姓时有反抗，也制止了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所遭受的损害普遍而深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