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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遗址遗物
长期以来由于汉文典籍缺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也缺乏科学的考古实物依据，以至于在人们的观念中，认为汉以前的遵义是一个荒无人烟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发掘，证明在几十万年前，黔北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生活劳作，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一、旧石器时期
（一）桐梓岩灰洞遗址
岩灰洞位于桐梓县九坝镇柴山岗南麓，距桐梓县城25千米，以首次发现古人类化石和用火遗迹而成为贵州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重要文化遗址。它是一个发育于二迭系厚层灰岩的喀斯特溶洞，前临淮子水，洞口西南向，高出河面32米。因向阳干燥，泥土多成粉末状，所以当地人称它岩灰洞。洞穴呈喇叭形，高3.0米，宽1.8米，洞长约25米，成之字形向东北延伸，发掘区距洞口直线距离约22米。
1971年冬，贵州省地质局112地质队工人何仁在岩灰洞发现动物化石。何自费向北京中国科学院发电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张森水、吴茂霖与贵州省博物馆曹泽田对此洞进行考察，并勘测了化石遗址和邻近洞穴，进行了短期的试掘。
1972年冬，由张振标、王令红、张银运、吴茂霖等人组成野外工作队，对岩灰洞进行了系统发掘，至1983年共发现了7枚人类牙齿化石（1972年冬吴茂霖、张振标等在岩灰洞内堆积第四层清理出土2枚；1980年4月蔡回阳、王新金在搬运至洞外的原堆积散土中发现1枚；1983年4月吴茂霖等在搬运至洞外的原堆积散土中又发现4枚）。据沈冠军、曹泽田1992年用铀系法对第3、4层堆积下的流石和石笋样品进行的年代测定，铀系年龄数据为24万年，是贵州较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也是迄今为止贵州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属更新世中期的猿人化石，被命名为“桐梓人”。《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北京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摄制了新闻专题片《“桐梓人”的故乡》。
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人类发展进化史上的关键一环。在这以前，仅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70万年的蓝田人、60万年的北京人、50万年的马坎人、40万年的长阳人、30万年的丁村人、10万年的观音洞人、4万年的柳江人，唯独空缺20万年左右的古人类化石。“桐梓人”的发现正好连接上这一人类发展进化的链条。并且在3枚人牙化石上发现牙冠釉质内有黄色小凹坑，经专家研究，这是古代地质环境中氟富集造成的氟性斑釉齿病痕迹，是目前我国最早的氟病例，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7枚人类牙齿化石中以1972年发掘的2枚研究最为成熟。右上内侧门齿为一老年个体，粗壮呈铲形，有发达的底结节，齿冠侧缘向舌面增厚，牙齿的齿根趋向根尖逐渐变细，齿根两侧无沟的痕迹，在颈部齿冠和齿根直接相连，无收缩，齿冠和齿根的交界在唇面和舌面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与“北京人”同类牙齿十分相似，齿根接近“尼安德特人”。前臼齿为年轻个体，不完整，齿冠颊面和颊侧齿根缺失，齿冠的颊舌径和近中远中径都较大，显得相当粗壮，颊侧近中远中径大于舌侧，舌面呈球面隆起，但横向曲度比矢向曲度大，致使舌面显得陡峻，无凹陷或脊。
与人类牙齿化石伴生出土的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有金丝猴、长臂猿、硕豪猪、古爪哇豺、大熊猫、最后鬣狗、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犀等25种。其中古爪哇豺、化石大熊猫、最后鬣狗、东方剑齿象、貘和中国犀等六种为绝灭种，时代属更新世中、晚期。
在岩灰洞中共找到石器材料12件，大部分是以燧石为原料，以刮削器为主，类型单调，加工粗糙，用锤击法打片，自由手法修理，以单向加工为主，错向加工的仅一件标本。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大量炭屑和烧骨，科学家倾向于认为是远古人类用火的证据。因此成为迄今为止所知的华南地区用火痕迹最早的依据。
（二）马鞍山旧石器遗址
马鞍山旧石器遗址位于桐梓县城南2千米的马鞍山，马鞍山发育于二叠系梁山组上边，因地壳颤抖下降运动形成马鞍形，由北洞和南洞组成。北洞位于马鞍山北麓，洞口呈三角形，向东北，高约6米、宽约15米、洞进深约18米，遗址面积200多平方米，高出天门河水面约40米，海拔960米。1980年4月，贵州省博物馆调查发现，同年10月试掘。此后，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主，分别于1981年春试掘，1986年冬和1990年冬两次正式发掘。将厚约3米的堆积物自上而下划分为15层。第1、2层有不同时期的遗物混杂；第3层以下，除第4、5层外，各层都出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其中第8层含遗物较为丰富。用釉系法测定，确认是距今18000±1000年的遗址（其中2～6层为1.8万年，7～8层可达3万年以上）。南洞岩厦里窄外宽，洞口呈喇叭状，正南向，海拔955米，高出南溪水面约35米。1989年，县气象局黄光荣发现化石，与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教授联系，张于翌年11月来桐梓进行试掘，命名“二号洞”（北洞为一号洞），其外形与一号洞相似。
1.人类化石
南洞试掘中在回收洞外遗存时，获4枚人牙化石，具有中等石化程度。这些标本经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曾祥龙教授鉴定和测量，从牙齿形态和测量数值，基本肯定为晚期智人。
北洞1986年首次系统发掘中，出土附连第一至第三臼齿的下颌骨1件，肢骨1件，牙化石400多枚。但至今未见鉴定结果报道。
2.文化遗存
北洞遗址1986年首次系统发掘获得上万件动物化石，有大熊猫、剑齿象、中国犀、巨貘等华南晚更新统动物群的代表动物20多种；获得较丰富的用火遗迹：薄灰烬层、烧石、红烧土块和烧骨。出自第3层的烧骨，经测量，含碳量为20.18%；数千件石制品，磨制骨器10余件：骨锥、骨鱼叉、骨铲、骨镞（骨箭头）、刻纹骨棒、耳坠、胸坠。
石制品有石核、石片、石锤和石器。原料以燧石为主。石核有锤击和砸击之分。锤击石核居多，又有单、双、多台面之别。石片以锤击石片居多，砸击石片有一端和两端石片。石锤有锤击石锤、砸击石锤和锐棱砸击石锤。以刮削器为主，并有单直刃、单凸刃、单凹刃、两刃、多刃、端刃等形式。砍砸器有单刃、双刃、端刃和复刃之分，尖状器有正尖、侧尖之别。石制器特征反映出打片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为辅。石器的加工以复向居多，反向和正向居次，错向和交互较少。器形以小型居多，刃口锐的居多。
在出土文物中，有400多件骨器，有的还是磨制骨器和装饰品。最引人注目的是1件珍贵的骨箭头，这是目前国内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唯一一件骨镞，保存完好无损，它表明马鞍山人当时已经发明了弓箭。而从考古学上来说，弓箭是一种新的远射程武器，要到新石器时代才普遍使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了人类发明和使用弓箭的意义。他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现。”“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我们可以想见，马鞍山人执著这种新发明的武器，捕猎竹鼠、豪猪、鹿、牛、羊，是何等的自豪和惬意。不仅如此，还有骨鱼叉、骨钓钩。这说明狩猎已经成为马鞍山人的重要生活方式。同时出土的一件刻纹骨棒非常精致，上有明显的刻纹，不知是用于记数，还是与原始宗教的祭祀有关；抑或是装饰艺术品。对其用途，考古学家尚难肯定。但无论其用途怎样，它至少说明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内容已相当丰富，除采集、狩猎、捕鱼等满足生活必需品的劳动生产外，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余闲来从事非生产、生活用途器物的加工。这些器物，如果是用于记数，表明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数学意识；如果用于巫术，则说明他们有了原始的宗教意识；假若是装饰艺术品，更表明他们有了最初的审美意识。而无论是何种意识，都必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产物，是人类进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何况还掌握了磨制工具的技术，虽然主要用于磨制骨制工具，这更是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象征。
骨角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首先，骨角器的出现，使人类制作工具的范围得以扩大，由单纯的石器扩展到了骨和角，增加了工具制造材料的种类和范畴。其次，从工具加工的角度来说，骨和角质地坚硬而富于韧性，加工难度较石器而言要困难得多，一件骨或角要把它加工成工具，必须经过肢解、切割、修整、打磨、钻孔、雕琢等若干道工序，仅就肢解和切割而言，把一个坚韧性很强的鹿角打碎就很费力气。因此，制作骨角器要涉及一系列较复杂的技术问题，人们只有在较充分地了解了制作材料的性能后才有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骨角器的制作应该是一门“尖端技术”。再次，骨角器的产生，由于其质地的坚韧性，也使工具更为经久耐用，同时，一些像骨针、骨箭头、骨钓钩之类的小工具也应运而生，扩大了狩猎的范围和成果。它的打磨技术也成了石器磨制的先导，使远古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以较大程度地提高，推动了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转型，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骨角器的产生，是远古人类技术上的一次重要革命。
大量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也说明马鞍山人不但掌握了火的运用，可能还会保存火种，更好地控制火源为人类服务。
南洞1990年冬试掘，出土有水牛、鹿、猪、大熊猫、熊、大型猫科、麂、竹鼠等动物化石万余件，动物牙齿化石300多件，初步鉴定为15种属；石制品202件，其中43件已加工成器的工具，磨光石斧2件，它暗示遗址所在区域内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古人类活动，还获人牙化石4枚。
3.文化意义
马鞍山文化还是贵州旧石器晚期区域文化之一的重要代表。张森水教授在《贵州的新发现及其对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意义》中认为：“从贵州已有的旧石器晚期文化资料来看，存在三个区域文化：猫猫洞文化和穿洞文化综合体的晚期文化，代表一个区域性文化，下称猫猫洞文化类型；观音洞晚期文化和草海的石器代表另一个区域性文化，下称草海文化类型；穿洞文化综合体的早期文化和马鞍山的石器代表第三个地域性文化，下称马鞍山文化类型。”并认为：
马鞍山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区在贵阳以北、以西地区，已知有三个地点：普定穿洞、织金大岩洞和桐梓马鞍山，其文化的主要特征如下：
（1）打片主要用锤击法，偶用砸击法。
（2）工具毛胚以石片居多，但用小石块做的占有较高的比例，比猫猫洞文化类型要高得多。
（3）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保留少量的砍砸器、尖状器和个别的雕刻器。单刃工具多于复刃工具。
（4）绝大多数的工具是小型的，长度少于40毫米，但也有一些大的工具。以小工具为主兼有大的砾石石器为其特色。
（5）修理工具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制成的工具锐刃（刃角在60°左右）多于钝刃。
（6）保留少量的磨制骨器。
马鞍山发现的石器，表现出与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属贵州史前文化的另一类型。大工具与小工具寓于一体，这种情况在我国北方旧石器早、中期较为常见，在贵州只见于织金大岩洞。由此我们可否推测，马鞍山与我国北方文化的关系更为亲密。这对研究史前文化交流可能有一定的启示。
马鞍山发现的石器偶尔也使用锐棱砸击法。周春元等编著的《贵州古代史》对这种石器打制方法通俗地解释说：“其法是将砾石的一端稍斜地放在石砧上，一只手紧握加工的砾石，另一只手拿石锤，用石锤的扁锐边猛砸石核的一端，连打几下就可产生类似的石片。石片大部分不修台面，打击点粗大，呈指甲状凹坑，多无半锥体，放射线清晰，线末多具弧形凹，背面为自然面。”这种石器制作方法无疑是人类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命，是人类智力发展的证明，充分显示了贵州远古人类的创新意识。
更为重要之处在于：马鞍山文化并非单一的文化类型，从地层关系上，2～6层为一组，碳14测定为距今18000±1000年，而7～8层可达3万年。两组出土的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分属不同的年代和文化类型，因此，张森水教授称为“马鞍山文化综合体”，并认为：“在一个遗址中，存在不同的两个文化类型。至今所知只有两个：穿洞和马鞍山。而普定穿洞下文化层不仅时代比马鞍山晚，而且文化遗物的数量也少。加之马鞍山已发现的材料是如此丰富，使它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上溯到中期之末）重要的文化遗址。从时间和文化内涵两方面考虑，它是至今所知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文化遗址，对研究我国旧石器文化的多元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三）风帽山古文化遗址
遗址位于汇川区北关乡五星村，位于风帽山腰石灰岩厦内，敞口，面向西北，进深11米，宽19.7米，高出高坪河水面40米，海拔900米。岩下堆积物大部被近代人挖掘。洞内残存堆积物剖面，从上至下四层：第1层黄褐色亚沙土，含石灰岩角砾、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现厚80厘米；第2层杏黄色亚沙士，含石灰岩角砾、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现厚75厘米；第3层由碳酸钙胶结成“盖板”，无包含物，厚10厘米；第4层紫红色亚土，未见包含物，厚10厘米。
遗址采集到的哺乳动物化石，可鉴定的有属于更新世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成员的鼢鼠、豹等两个种属。石制品62件，其中，锤击石核2件，砸击石核3件，锤击石片23件，砸击石片7件，经二步加工的石器一类工具有砸击石锤1件，二类工具有刮削器18件，尖刃器6件，石锥1件，砍砸器1件。石器原料，主要为燧石，次为细砂石和石英岩。打击石片及修理工具，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为辅。石器刃口加工修理，主要为复向加工，次为向背面加工，亦有错向和破裂面加工。小石器多于大中型石器。洞外混合堆积物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制饰物2件。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古人类的两片头盖骨的断片。这一发现，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张森水教授的认同：风帽山岩厦文化遗址，其时代是地质时代的晚更新世后期，即考古时代的旧石器晚期，而发现的陶制饰物，则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两件陶器物品，经考古工作者认定为耳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类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精神追求上已达到一定的层次，即对美的追求和实现。
二、新石器时期
辉煌的旧石器时代过去了，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变革的内容主要有：由单纯依靠狩猎和采集植物果实与根茎作为人类生活资料来源的单一经济逐步发展为农耕生产，并且逐渐成为人们攫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更有利于人们的熟食和定居。筑房定居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定居生活的出现，牛、羊、猪、狗等动物的驯化，有了最初的饲养业。野生粟、稻随着农业的成熟而得到驯化、选育。各种适应农业生产的工具，如加工木材的斧、锛、凿、铲；农业生产的石镰刀、石锄、石磨盘出现，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大量陶纺轮、石纺轮和饰有绳纹、线纹的陶器发现，表明已有了纺织品。总之，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展现出了与旧石器时代不同的面貌。
（一）务川丰乐院子箐史前文化遗址
遗址位于务川县丰乐镇新田村境内务凤公路33千米路桩北侧10米，为一天然岩箐洞穴，洞穴分两层，外面部分为“崖箐”，高约10米、宽12米，深4米，里面为洞穴，洞口被乱石所堵，崖箐古时曾建小庙一座，今已毁。
遗址被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发现于2004年8月，经贵州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刘恩元等对壁下的沉积物进行调查，采集到的器物主要有数件绳纹陶片、燧石残片、打制石器、烧骨等标本，从采集到的标本看，估计该处遗址文化为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距今约8000～10000年，文化层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
（二）习水双龙打油洞遗址
位于习水县双龙乡双龙村洞坪村民组。分上下两洞，相距40米左右，相对高差20米左右。上洞呈“V”形，洞口宽约20米，进深约30米，洞高约6米。下洞敞口宽15米左右，进深10米左右，洞高约5米。两洞洞口均东向，海拔900米上下。洞距桐梓河小支流淘滩近1000米，相对高差约200米。2003年，贵州师范大学秦启万教授在洞内拾得石斧、石砧等磨制石器。2003年11月，市文化局组织考古专业人员进行踏勘，打探方两个，获陶片一块，磨制石砧一个，钻孔石器一件。从获得的石器来看，为新石器遗址。
（三）域内其他新石器
在市境内的习水、赤水、仁怀等地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斧、石网坠及石斧等工具，都证明了遵义历史的悠久。
1954年在绥阳县境内白泥窠台地上采集到黄色石斧，考古专家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1994年4月，在仁怀县城东门的云仙洞发掘出石器、陶器数十件，还有草籽等洞穴遗物，确认在商周时代当时的土著民族在这里生存繁衍。1991年11月，在仁怀怀阳洞发现一件新石器时期的磨光石器，命名为“怀阳洞石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