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文化步向繁荣
黔北地域文化在清初融聚成型，继而进入发展繁荣期。繁荣期的标志是遵义“沙滩文化”的出现。文化繁荣与教育发展密不可分，科举虽有局限，也催生了大量人才；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教育发展也居全省前列。
一、地域文化清初成型
在明末与南明时期多流汇聚与积淀的基础上，清代康雍乾时期，黔北地域文化完全成型，步入成熟阶段，成为中后期繁荣的前提。
成熟的主要表现有四。其一，改变了此前以外籍文人居于主导地位的局面，本土作者成为创作主体，且出现了一批出自本土的成就突出的代表人物。据《贵州通志·艺文志》记载，“别集类”著述，康雍乾时期本域达32人40种之多，《播雅》及《黔诗纪略》载有本域作者110人的1320首诗作。卓然大家罗兆甡、李先立、李晋、李专等即出现于这一时期。其二，除了府、州、县的官学，师徒、家族传承已成为人才成长的重要形式。本域较为重要的三十多个文化世家，大多在此时已开始出现或形成，如遵义唐氏、宦氏、蹇氏、赵氏、王氏，桐梓赵氏、傅氏、侯氏，绥阳王氏、仁怀卞氏等等。其三，文学创作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这一时期的作品，重要作者显现个人风格的同时，也有共同之处，开始显现出本域一定的风貌特色。其四，流官、移民、遗民、高僧诸类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融合的过程中，镕铸了黔北文化有容乃大的文化品格：不自卑，能拓展；不自闭，好寻求；不排外，善吸纳。
罗兆甡、李先立、李晋、李专都是移民的后裔，都是在今黔北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佼佼者，现将其简况介绍于后。
罗兆甡，字鹿游，主要生活于康熙年间。他父亲罗以忠是湖北黄冈人，明末任直属中书省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知府。南明亡后，定居于遵义县龙坪。当时，陈启相隐居于离此30里的西坪掌台山，罗兆甡前往求学，无书不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底。他虽满腹才华，却仅考取一个岁贡，终身未能谋得一官半职。著有《明日悔》《覆瓿》《北上》《问石》等诗集。现《播雅》中存其诗100首。郑珍在《播雅》中为其所写的传证中，称他是“遵义诗人之冠冕”，说“若使旗鼓中原，与朱王数子上下驰骋，未知谁拔赵帜”。朱彝尊、王士祯皆为清初全国有名诗人，罗兆甡的作品并不亚于他们，可惜一介贡生，且僻处西南，未能进入主流社会、登上京都文坛，只得埋没于草莽之间。
李先立（1657～1719年），字卓庵，号笔峰，学者称北山先生。父亲李伦然明末由江津迁遵义城西桃溪原（今桃溪寺），吴三桂叛乱时，避乱迁平水里笔峰山（今遵义县西坪镇乐稼村境内）。家清贫，靠勤学苦读于康熙三十二年（1963年）中举，次年成进士。曾任直隶省新安（今河北安新）知县、曲阳代理知县、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他是清代遵义府的第一个进士，也是第一个入朝任职的遵义府人。为官清廉，辞官回家后仍热心家乡公益事业。逝世后，36村乡邻共刻颂碑“淳厚人家”立于宅前，此碑至今犹存。著有《笔峰文集》《北山诗文集》。郑珍说他的诗歌“闳深博厚，无不明不醇之词”，“冲穆之气，亦知从学养流出，绝非负气叫嚣者所能”。（《播雅》卷五）
李晋，字冀一。其父亲系山西曲沃人，经商至桐梓，娶妾生晋，李晋遂著籍于此。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中举后，受聘创修《桐梓县志》。年轻时想步入仕途，中年被任命为广东灵山（今属广西）知县，又没有了为官的兴趣，不久即辞职回乡。著有《萃奇堂诗文》《伴铎吟》（诗集）等。郑珍在《播雅》中对其作品评价很高，认为“其诗品温和淡雅”，“以较贵阳谢君采，风骨相近，而深厚稳贴似为过之”。谢君采即谢三秀，为贵州明代最杰出的诗人。
李专，字知山（或芝山），号白云居士，生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历康熙、雍正，直至乾隆初年，年近90年而卒。生于黄平，家居遵义。一生大半时间在外飘零，不慕虚名，不在意钱财，不畏权势。有才气，工诗文，擅长楷、隶书，所到之处，达官多邀他作幕僚。曾受聘监修《贵州通志》《四川通志》。著有《知山集》《白云诗集》等。郑珍在《播雅》中说：“其诗豪宕不羁，尽去雕饰，独抒性情，如白云在空，自纾自卷，飘忽幻化，毫不任力。”
二、学校科举皆兴盛
清代承袭明代教育制度，康熙中期起，随着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教育有了较大发展。
清代的办学形式，主要有直接为科举服务的官学、书院，以及属于蒙养教育的社学、义学与私塾。
官学指在各府、州、厅、县所在地设置的儒学，教官由政府配置，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副职通称训导。黔北地区，康熙年间建立了遵义府学、真安州学及遵义、桐梓、绥阳、仁怀、龙泉（今凤冈）、余庆、湄潭、务川等县之县学，乾隆年间建立了仁怀厅学。各府、州、厅、县学皆有名额限制，通过考试方能取得入学资格。考试合格者称秀才，又称庠生。
书院经政府批准建立，一般由著名学者创建或主持，黔北在清代先后有书院23所，遵义府城有湘川书院、启秀书院、培英书院、味经书院，正安州（雍正二年改“真安”为“正安”）有鸣凤书院、安溪书院，桐梓县有鼎山书院、松江书院，绥阳县有洋川书院、新书院、小书院、二台书院、儒溪书院，仁怀县有怀阳书院、培基书院、萃华书院（在温水，今习水境内），务川县有罗峰书院、培元书院、修文书院，仁怀厅（今赤水）有双城书院、养正书院，余庆县有他山书院、柳湖书院，湄潭有湄水书院。莫与俦、郑珍、莫友芝、肖光远、黎庶焘、莫庭芝等等著名学者皆曾在书院主讲，助推科举的同时，也培育了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社学亦属官办，清初规定每乡设社学1所；义学由地方或个人捐资兴办，贫寒子弟免费入学。社学兴废无常，义学较为稳定，黔北在清代有义学74所，为许多乡间贫寒子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源远流长的私塾，黔北在清代尤为普遍，遵义知府平翰在道光《遵义府志·序》中说：“经行虽辟，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私塾之多，难以确切统计，据《遵义县教育志》记载，仅该县团溪区（含今团溪、西坪、铁厂三镇），“清末废科举前，全区有私塾100所以上，学生1000余人”。
私塾与官学各为教育重要的一翼，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黔北清代的私塾，在培育人才、传播文化上，贡献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据贵州省学政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院试，文童应考者，遵义、桐梓801人，绥阳、正安、仁怀、仁怀厅745人，余庆79人，湄潭223人，龙泉（今凤冈）30余人。（转引自《遵义地区教育志》）
在私塾执教者，不乏名师，名师执教处，英才代出。例如，设于沙滩禹门寺振宗楼的黎氏家塾，执教者有乾隆嘉庆年间的黎安理，道光初年的黎恂，道光晚期的杨实田；沙滩文化杰出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及沙滩学者、作家群的30多位卓有成就者，皆曾在这里求教，后为山东布政使的王青莲、探花杨兆麟等等也都在此接受启蒙教育。乡里中传颂着与此相关的遥谚：“禹门寺，读书堂，孰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泽孔长。”又如，正安州乾隆年间的韩之显及其门生韩永，皆于中举后终身执教乡里，所育弟子成绩优异，时有“韩半榜”之称。府城柿花园的蹇氏私塾，同治光绪年间，塾师杜毓岚之弟子，多人中举，并留学国外。
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代控制遵义地域后，遵义府四县一州童生应试，先是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后是到重庆，“远赴渝棚，富者既艰于跋涉，贫者更苦于措资，多至裹足”。康熙七年（1668年）以后，曾两度在遵义设立考棚。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知府赵光荣拨置公田以为棚费”，自四十八年（1709年）起，取得秀才资格的考试才完全在遵义考棚进行。（引文见道光《遵义府志·学校》）考举人的乡试在省城举行，考进士的会试在京城举行。
清代，今黔北地域中举人者756人，其中261人为武举；中进士者86人，其中10人为武进士；光绪二十七年（1903年），遵义县人杨兆麟殿试一甲第三名，夺得“探花”桂冠。
三、清末新学兴起
科举制度对人才培养，对教育与社会的促进虽有一定作用，而弊大于利这一客观事实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束缚思想，脱离实际，无助于经世救国。戊戌变法的过程中，维新志士一直将改革教育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开始的新政改革，也将创办新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新学堂即在如此背景下兴起。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规定初等小学堂的设立以府、厅、州、县之各镇为原则；高等小学堂的设立以州、县为原则；初等小学大县城区必设3所，著名大镇必设一所。教育基础较好的黔北地区迅即出现了兴办新学的热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属平越直隶州的湄潭县设高等小学堂1所，仁怀直隶厅在厅城设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各1所，各场市建初等小学堂18所。这些小学堂，开黔北新制小学之先河。
光绪三十年（1904年），遵义府改儒学所为学务局，设视学1人。遵义县鸭溪场、洋水场、尚稽场的云台寺各创办高初两等小学堂各1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诏废科举，遵义知府袁玉锡同年创办了师范传习所，并选派3人去四川省师范传习所学习，选送6人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为新学培养师资。次年，创办初级师范，并派员四出劝学，各县新学堂纷纷兴起。至宣统三年（1911年），今遵义地域已有小学堂299所，占当时贵州小学的45.44%，居全省之冠。其中，高等小学堂11所，高初两等小学堂10所，初等小学堂278所；女子小学堂4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了遵义新学堂。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今遵义地域仅有此所中学。此中学师资力量强，校舍好，设备好，为遵义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培育了不少人才。积极推进师范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袁玉锡，为此所中学的创办，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是校址的选择，他观察了寺观、书院、考棚等公地之后，觉得地面都较窄，他看中了范围较宽的协署。协指协台，又称副将，是当时遵义府最高军事长官，协署即遵义府最高军事机关的办公之处。时任协台的谭盛高，虽为武将，亦深知教育的重要，他同意将协署与较窄的考棚交换，让中学堂拥有较宽的校址。当时的协署即现遵义十一中及其周围大片地区，留存至今的协台坝这一地名即因该处是协台办公之地所致。
继而又采取多种措施筹集巨额建校资金。报请贵州巡抚批准，开彩票3次，筹银9300余两；函请本府豪绅华之鸿、华之骑兄弟捐银4000两；又从官府常年经费中预支1400余两，以补足建校之需。学堂常年经费也有固定来源而得以保障：原有的宾兴（地方官宴请中举之士称为“宾兴”）田、棚田、书院田的收入全数划归学堂，增设屠捐、庙捐作教育专用。
他亲自参与测绘设计，经常到工地督造，穿草鞋，拿锯齿，挥汗于工人之中，他的同僚和百姓戏称他为“袁木匠”。建成的中学堂及附属建筑，房舍300多间，可容千人住校学习。修建时间仅一年多，工程巨大而工期短、经费省，前往参观者皆说，在当时的官府建筑工程中，实为少见。
修建校舍的同时，还购置了当时不但在贵州而且在全国中学里也是较齐全、较先进的设备：理化仪器、实验药品、博物标本及各种挂图等。这些都是专门小组在留学生的配合之下，从当时较为先进的日本购买回来的。派往北京、日本培训的人员与清末的部分进士、举人组成了一流的师资队伍，还制定了详尽的学堂管理规章。
袁玉锡还从日本购来全套铅印机械及照明、排版设备，办了官书局，办起了贵州最早的一份白活报纸；在龟山脚广阔的地面上（今遵义三中及其周围地域）创建了百艺厂，推动了遵义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纪念他作出的贡献，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今官井路中段建了袁公祠，后于该处开办了玉锡小学、玉锡中学，今官井路一度名玉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