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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即开始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更加如火如荼。中共遵义地下组织、遵义文教界、内迁院校与团体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一、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群众抗日活动
全国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共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遵义地区中共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自1938年初开始，除恢复重建中共遵义县委和中共赤水特支外，还先后在湄潭、桐梓、仁怀、鳛水、绥阳等县建立了中共组织，在正安、道真也有个别党员的活动。中共中央南方局还直接派党员到浙大、尚稽和水坝塘建立了“据点”。据统计，抗战期间，遵义地区先后组建了特别区委1个、联合县（工）委3个、县委1个、特支3个、区委1个、总支1个、支部22个，“据点”3个；组织关系在遵义党组织的党员1939年达213人。
中共遵义地下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爱国民主力量的支持，领导遵义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遵义城区是抗日救亡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1938年夏，遵义县委指派副书记谢树中等，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加入“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抗”），团结陈福桐等一批进步青年，创办了《新声》《活路》和《游击队》等墙报，在城区要道张贴，宣传中共抗战主张。同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由“青抗”在丁字口设“献金台”，募捐慰问抗日军属；同时，组织编印《抗战歌选》第一集（37首）广为传唱；组织歌咏队到董公寺等地，演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歌曲、街头剧。为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战一周年，“青抗”在遵义播声电影院成功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和《扬子江暴风雨》等抗日剧目。
“青抗”被顽固派强行解散后，遵义县委又积极促成知名进步人士胡滋椿出面，组建了“民众话剧社”，“青抗”骨干转移到该社，又排演了《新凤阳花鼓》和《捉汉奸》等抗日剧目。
“民众话剧社”又被顽固派强行解散后，县委又敦请县督学夏雨屏发起并担任会长，组建了“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简称“音教会”），请知名进步人士潘名挥担任副会长兼歌咏队队长，后来，又请傅邦荣担任副队长兼指挥。“音教会”发展城区中小学音乐教师和音乐爱好者100多人入会；组织编印《抗战歌选》第二集（43首）和活页歌选，在城乡广为传唱。1940年春至1941年夏，在县城举办了三次大型音乐活动，分别演出了歌曲《流亡三部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和歌剧《壮丁》。“音教会”曾组织600多名儿童列队行进在大街上演唱抗日歌曲，又组织100多人的“儿童合唱团”，举办了《黄河大合唱》演唱会。
在湄潭县，湄潭县总支和湄中校长、中共党员乔光鉴等紧密配合，在湄中成立了“民先队湄潭大队”“飞鹰步行团”等抗日团体。1938年暑假，湄潭县总支组织3支宣传队，在县内外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其中，湄中校长乔光鉴和教师顾诗灵（中共党员）率“飞鹰步行团”40多人，徒步作抗日宣传。到达遵义时，受到遵义县委的热烈欢迎。到达贵阳后，和贵阳“民先队”胜利会师，并开展了3天抗日宣传活动，轰动了山城贵阳。
1938年10月，湄中学生为纪念“十月革命”而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但竟被顽固派当局污蔑为“汉奸”行为，并于11月4日逮捕了湄中学生救国团团长、民先队大队长周成极等7名爱国学生，并妄图以“汉奸”罪名加以杀害，制造了震惊西南的“七人之狱”事件。对此，湄潭县总支开展公开营救；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等媒体给予强有力的舆论声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也亲自出面与国民党要人蒋介石交涉营救，才免遭杀害。
抗战期间，湄潭县总支还组织了湄潭农民协会总会，有会员3600多人，分60多个分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仁怀支部组织的“抗日话剧团”，中共桐梓支部组织的“三三〇抗日剧团”，中共赤水特支组织的“学抗会”，中共绥阳特支、中共东皇小组、中共茶园支部，以及“浙大据点”“尚稽据点”“水坝塘据点”等，都从实际出发，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
二、遵义文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期间，在中共遵义地下组织的促进和帮助下，遵义地区地方政府发动组织全区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以歌咏、戏剧和文艺作品为主要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不少学校的校歌，都由民主进步人士作词，呼唤人们奋起抗日救亡图存。比如，杨友群的《贵州省立遵义师范学校校歌》，陈福桐的《老城小学校歌》，孟光宇作的《新城女子小学校校歌》，何器之作的《大同中学校歌》，杨干之的《明德中学校歌》，浙大教授缪钺的《遵义县私立城成中学校歌》，伍朝华的《高坪小学校歌》，等等，歌词都充满了抗日救国激情。杨友群在遵师校歌中号召“我们遵师的同学，要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陈福桐在老城小学校歌中强调“担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粉碎侵略者的迷梦，争取独立生存，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伍朝华在高坪小学校歌中呼唤“准备着，为社会的先进，民族的后盾，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完成抗战救国的使命”。
遵师校长杨友群、教师汪秋逸合作谱写了“江南三曲”（《淡淡江南月》《夜夜梦江南》《烟雨漫江南》）、《血的礼赞》《上弦月》《短歌》《先有绿叶后有花》等抗日救亡歌曲；陈福桐与潘名挥合作谱写了《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会歌》《保卫大武汉》等抗日救亡歌曲，供学校师生、社会团体演唱。许多学校组织演唱了当时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救亡歌曲。
遵义县茅坡区李家坝小学成立了“儿童乡公所”，刀靶水小学举办了“抗战壁报”，尚稽大同中学举办了抗日画展，板桥小学、四面山小学组织了抗日宣传队；绥阳中学创办了《抗日简报》；赤水组织了“海燕剧社”；鳛水东皇小学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温水中心小学成立了“儿童剧团”；正安县城学校成立了“抗日宣传队”；道真淞江小学成立了“抗日巡回宣传队”；婺川中学成立了“胜利剧社”，等等。这些学校的师生以各种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话剧、街头剧，也是遵义文教界经常采用的抗日救亡宣传形式。遵义城成中学先后演出了《谁拿的？》《清风明月》《南京板鸭》《凯歌》《镀金》《可怜的裴迦》《此恨绵绵》《万世师表》等剧目。遵义县中演过《鸡鸣早看天》。两湖小学演过《朱门怨》。遵义卫校演过《雷雨》。各中小学经常演出的是《放下你的鞭子》和《捉汉奸》等街头剧。
1942年农历五月十三日，适逢仁怀县喜头赶场天。喜头小学进步教师杨腾超，组织学生表演街头剧《捉汉奸》。他亲自扮演汉奸角色，表演逼真，被不知真情的乡丁开枪击伤而殒命。如此偏僻山乡山竟有此举，可见抗日救国的宣传是何等深入民心。
遵义青年剧社先后演出过《生死恋》《雷雨》《重庆二十四小时》和《反间谍》等抗日剧目。该社主要演员有陈永强、魏世序、晋润昌、佘圭、杨起才等10多人。
文艺作品也是遵义文教界宣传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
在赤水，苟前河、田荆于1944年1月主编的《田园》，发表了一批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
在遵义，自1941年10月至1945年，先后创办了《遵义周报》副刊，《黔声日报》副刊《辛垦》《轻骑队》，《遵义青年》副刊《文艺之页》，《实验简报》副刊《启明星》，《民铎日报》副刊《牂牁》《山蕾》《星期六》等，先后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抗日救亡、民主爱国题材的文艺作品。如《遵义周报》连载了作者“百姓”的中篇小说《周区长》，作品深刻而含蓄地影射了遵义县顽固派当局贪赃枉法、乱抓壮丁的劣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43年夏，由辽宁流亡来遵的徐鸿影和遵义人刘耕阳、李慕侬、王葆康、申维翰等成立了“湘川诗社”，创作并在《民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批热爱乡土、忧国忧民的诗词作品。
三、内迁校院、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期间，入驻遵义地区的大专院校和文化团体，都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
其中，尤以浙大学生最为突出。运动的领导核心，1942年以前是“马列小组”；1942年以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派党员李晨、吕东明等组建的“据点”。“据点”在抗战胜利前夕还领导了爱国民主运动。
以文艺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黑白文艺社”等文艺团体，先后在遵、湄创办了《卫星》《沙漠舟》《南方》《北风》《春雷》等壁报，刊出一大批抗日救亡文章；“铁犁剧团”演出《自由兄弟》《夜光杯》《雷雨》《日出》等剧目；“浙大剧团”先后演出《蜕变》《此恨绵绵》《重庆二十四小时》《这不过是春天》《花烛之夜》《草木皆兵》《北京人》《万世师表》《日出》《雷雨》《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剧目；“戏剧研究班”演出《蠢货》《可怜的裴迦》《千方百计》《寄生草》《万世师表》等剧目。
反“总考”斗争：1941年春，为反对国民政府教育部妄图以“总考”增加学生压力而达到破坏学生爱国运动的罪恶目的，“马列小组”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了反“总考”斗争，并致电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校采取一致行动，迫使教育部取消了“总考”制度。
“倒孔运动”：1941年12月，日本进攻香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置大批留港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界名人于不顾，让其家属和大批行李及洋狗等，乘专机离港飞抵重庆。消息传到昆明西南联大等校，于1942年1月6日举行了“打倒孔祥熙”示威大游行。“倒孔”消息传到遵义，“马列小组”负责人陈天保和学生自治会商定，于1月16日组织了浙大学生“倒孔”大游行。大游行之前，浙大校长竺可桢先派人和当局交涉，不可向游行学生施压；当他对学生劝说无效之后，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游行中他又亲自和当局交涉），保护学生，使之未发生流血事件。浙大湄潭分部学生的“倒孔”大游行，因遭到顽固派的破坏而被迫取消。浙大永兴分部学生于1月18日举行了“倒孔”示威大游行。浙大“倒孔运动”后，顽固派当局对竺校长施加压力，竺校长以辞职表示抗议。在运动前后，顽固派当局先后逮捕了“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学生滕维藻、王蕙、陈海鸣和助教潘家苏，开除了学生陈天保，使浙大学生运动受到严重破坏。
准备打游击：1944年冬，日军猖狂进犯贵州独山等县，发生了震惊西南的“黔南事变”。浙大竺校长及时主持实施“自卫防护方案”。同时，浙大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派人前往团溪、四面山、湄潭皮家寨等地，联系筹建武装据点，准备上山打游击。
劳军运动：1944年冬，日军进犯桂北黔南时，国民政府抽调汤恩伯13军途经遵义开赴黔南抗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发动了第二次劳军运动，向过境抗日部队赠送募捐的食品、香烟、草鞋、毛巾等慰问品。不久，浙大学生自治会第二次又组织“浙大战地服务团”，于1945年1月20日前往惠水县青岩、摆金等地，开展战地宣传服务活动。
发表《国是宣言》：1945年3月，在浙大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由学生自治会秘书程融钜起草了《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简称《国是宣言》），几经修改，于3月23日印发全国各地。《国是宣言》表达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严正立场，立即得到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各大学学生的热烈响应，纷纷发表类似的政治宣言，在大后方广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保障人身自由的斗争：浙大进步教授费巩，于1945年2月7日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了名，3月5日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与此同时，参加青年军的浙大学生李家镐等5人，在綦江被国民党军202师以“共产党”罪名逮捕。广大师生极为震惊。同年4月，竺校长前往重庆竭力营救费巩未果；在綦江营救李家镐等，5人均获释。“失踪”的费巩杳无音讯，学生自治会于5月27日举行“费巩先生怀念会”，愤怒控诉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内迁的其他院校，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迁驻遵义城的陆军步兵学校，由教师邱玺、任德跃、郭南斯、陶然等组建了“血痕剧团”，排演了《反间谍》《绿鹦鹉》《塞上风云》等抗日剧目。
迁驻赤水的大夏大学，进步师生举办了20多种壁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其中，尤以学生黄麟主编的《天公报》最为著名。学校主办的《大夏快讯》壁报，后来和赤水县政府合办成油印版日报，每日一张，张贴校内外各地，及时传播抗战消息。如欧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等重大消息，赤水人民都是首先通过《大夏快讯》知道的。
迁驻桐梓的海军学校话剧组，演出《金指环》等抗日剧目。“铁甲歌唱团”先后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和《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
1944年冬“黔南事变”前夕，熊佛西率“西南文化垦殖团”叶子、端木蕻良、张光宇、秦牧等10余人避难来遵；适逢文艺家田汉、安娥、方殷、方敬、朱企霞等10多人也路经遵义作短暂停留，受到内迁院校和本地文艺界进步人士的热忱欢迎，并互相配合，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进步文化活动。
由熊佛西执导，由他夫人叶子与邱玺、冷若冰、林薇等主演的话剧《寄生草》，连演三场，场场爆满，是遵义解放前话剧演出水平最高的一次。
面向社会举办“文艺十讲”：蹇先艾讲《文艺工作者的苦与乐》；方敬讲诗歌欣赏与诗歌理论；田汉讲戏剧知识；端木蕻良讲小说创作知识，使遵义文艺界深受鼓舞和启迪。
熊佛西还拿出自己卖文卖画的积蓄，把民营《力报》接过来，由端木蕻良任报社经理，秦牧任总编，后又约方敬主持该报文艺副刊《阵地》，他本人作董事兼采访，在遵义办起了一张抗日救亡的报纸。
“垦殖团”和其他留遵文化名人，积极创作了一批进步文艺作品，在《力报》副刊《阵地》《实验简报》副刊《启明星》《民铎日报》副刊《山蕾》等副刊上发表。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争取抗战，争取民主，争取团结，争取进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不仅积极宣传了抗日救国，而且也对丰富遵义人民文化生活，推动遵义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湄潭、永兴，在钱宝琮、苏步青等教授倡导组织下，于1943年2月28日成立了“湄江吟社”。社员有江问渔、王季梁、祝廉先、张鸿谟、刘淦芝、郑晓沧等教授。他们创作了一大批忧国忧民、渴望和平、赞美湄潭风光的诗词佳作，并开展了8次集中吟咏活动。后来还石印出版了《湄江吟社诗存第一辑》，在宣传抗日救亡的同时为遵、湄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