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较快发展
平定吴三桂叛乱后相对安定的社会持续,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赤水河整治对航运的促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清代前期,经济发展较快,较突出的是农业、林业、蚕业与丝织、酿酒。
一、农业与林业的发展
农业基础较好的遵义地域,平息吴三桂叛乱后,农业较快地恢复发展起来。雍正年间,遵义府及其所辖四县一州划归贵州,遵义地域即成为贵州重要粮食产区,享有“黔北粮仓”之美誉。
黔北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面积增加,作物种类增多,耕作技术改进及生产经验愈益丰富等方面。
人口与耕地的增加,前已述及。粮食作物种类之多,道光《遵义府志·农桑》有明确记载:“籼稻之种数十”;“糯稻之种数十”;“麦之类五”;“豆之类十”,其中,“豌之种三”“爬山之种二”;“麻之类三”;“荞之种三”,“包谷之种七”;“稗之类三”;“稷曰高粱”;“禾曰小谷”;“黍曰水子米”。稻、麦、豆、麻、荞、稗及包谷各类之各品种,皆列有具体名称,有的还说明其栽种季节或适宜种植之土壤。种类之众多,实为农业发展到当时相当高度之明证。
经济作物,道光《遵义府志》所载,较重要的也有十多种。大多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有的在清代引入,却发展较快,如烟叶与棉花。烟叶“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倍,民争趋焉。近日河坦、山谷、低峰、高原,树艺遍矣,骎骎乎与五谷争生死也”。(道光《遵义府志·物产》)棉花的产地主要在仁怀,“民近于清明时,先往花厂佃田栽秧,而后移种于箐地,花厂地低近河,居民多种棉花”。(《黔南识略》)
道光《遵义府志》中,关于“农宜”“农事”“农侯”“农具”等方面的详细记载,皆反映着农业基础较好的黔北,农事经验仍在不断丰富,技术水平仍在不断提高。例如,这一时期水车与秧马的应用,皆对生产产生了积极作用。“傍溪之田,皆用水轮舀灌,一岁一补,三岁一新,田无旱涝之虞。此制元明以前无人道者。”(道光《遵义府志·农桑·农具》)“吾乡治秧田,刈戎菽等密布田内,用秧马践入泥,俟烂,则播种,其力倍于粪,且不蠹。”(引文同前)用器械引水灌田、制作肥料,利用自然条件,节省人力、提高效益,明显地反映了耕作水平的提高。
明代以来,黔北地域即为重要的木材产地之一。《遵义府志》所载之重要树木,达30多种。赤水河下游的楠木与杉木,质量尤佳。康、雍、乾三朝,朝廷先后五次派员至黔北备办楠、杉运京建宫殿皇陵,前两次皆因交通不便、运输艰难作罢。
除了建筑用材,许多经济林木产品,成为农民重要的生活来源。如务川,“四境皆丛山密箐,鲜有平畴,多植青冈木、桐、茶、漆树,而漆之利更广,四乡所出,岁不下数万金,农民全赖以资生”。(《黔南识略》)“郡无处不有”的榨取桐油的油桐树,“若农家岁收桐子五石,可获钱十二千;士家仅收二石,亦足供读书五灯也。”“俗呼棬子树”的乌桕树“人家种十株,足供祭祀之烛”。(道光《遵义府志·物产》)产白蜡的冬青树与产五倍子的烟树等,在黔北亦为种植较普遍的经济林木。
黔北生竹数十种,用途广、产量高的“竹中之王”为楠竹,主要产地在赤水,这为黎理泰于乾隆年间从福建引进。乾隆二十年(1755年)未满十五岁的黎理泰,随族叔由福建上杭到仁怀厅葫芦垴(今赤水葫市)后槽谋生,后定居于此。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返乡,时父亲已过世,拟接母亲及四个弟弟来仁怀厅,母亲不愿离开家乡。按母亲安排,三弟留家侍候老母。其余三个弟弟随他来后槽。临行时,从老家带了四株楠竹根,以作纪念。种活了三株。20年后,后槽一带普遍种植;40年后,后槽已大片成林;100年后,赤水两岸方圆几十里的山头已成竹海,楠竹及其产品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资源。道光二十年(1840年),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之江棹歌》(52首)之四十七,特咏赞黎理泰“自闽之上杭县携三根至后槽栽植”(本诗原注)之事:“前身莫作竹王看,千尺梢云又一般。记否无诸台上客,八千里外报平安。”
二、蚕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黔北的手工业在清代有较大发展,最为突出的是丝织与酿酒。
丝织是以养蚕为基础的,发展最早且成效最大的是遵义与正安,这与遵义知府陈玉和正安吏目徐阶平的引种与倡导密切相关。
山东历城人陈玉,乾隆三年(1738年)任遵义知府,发现府城郊外遍布青冈木,产生了养蚕富民的打算。次年冬,派人去山东历城购山蚕种、请蚕师,返回至湘西时,蛹已破茧而出,引种失败。乾隆六年(1741年)冬,再度派人前往历城购蚕种、请织师,并于出蛹前赶回遵义。次年,布蛹于府城西侧小丘的青冈木林上,春蚕丰收。将茧分给城周围的农民养秋蚕,大部分被烈日晒死,余下的一二成也在烘种时死去,断了种。陈玉
随即派人第三次去历城,此次终于引种成功。他将蚕茧分发给四乡农民,配给资金、工具,并派出蚕师4人赴四乡教给养蚕之法;同时又于城东三里之白田坝修建厂房,派织师2人向民众传授缫煮、络导、牵织的方法。他还经常到现场指导。乾隆八年(1743年)秋,民间获茧达800万,并培养出养蚕、织丝的技工数十人,养蚕、丝织很快在遵义府范围内发展起来。当年冬,陈玉
离任,许多百姓一直送他至贵州边境,告别时,莫不泣下。遵义城内及遵义县苟江、尚稽皆建生祠奉祀,尚稽陈公祠至今犹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修成的《遵义府志·农桑》记载道:“自是郡善养蚕,迄今几百年矣。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骈坒而立眙。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远徼,界绝不邻之区。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又时以茧成来土带鬻,捆载以去,与桑丝相掺杂,为绉越纨缚之属。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皆玉之力也。”
浙江嘉善人徐阶平,乾隆十二年(1748年)任正安州吏目,积极推广陈玉璧引进的山蚕的同时,察知正安有少量桑树,该地气候还宜于种桑、养桑蚕,遂从浙江购进桑蚕种,并请来技师,发展桑蚕,生产丝绸;桑叶不足,又引导百姓种桑。饲出的蚕茧,质量不亚于浙江。几年间,桑蚕、山蚕的蚕丝及丝织品迅速发展起来。产品品种齐全,质优价廉,省内及陕、甘、川、鄂的客商纷纷前来。他又捐俸建三圣祠,其旁设蚕丝交易场所,进一步促进了蚕业的发展。兴蚕富民的同时,还多次捐俸助学,深受百姓爱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任正安吏目13年后,63岁的徐阶平告老还乡,因贫而不能返乡,滞居遵义府城杨柳街,死后葬于遵义城东凤凰山下。嘉庆年间,正安城内及安场瑞溪皆建有徐公祠,既是祭祀之处,也是丝、绸交易场所。道光十七(1837年),经遵义知府平翰题奏获准,徐阶平入祀名宦祠。
酒类最为有名的是道光《遵义府志·物产》所载之“茅台酒”。该条引《田居蚕室录》说:“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此前,嘉庆《仁怀厅志》已有类似记载:“域西茅台村制酒,全黔第一。”杨柳湾处(今茅台酒厂内)立于嘉庆八年(1803年)的石碑上,有“大和烧房”字样,表明此前已有烤酒作坊存在。道光年间“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道光《遵义府志·物产》)由此可见茅台酿酒业之兴旺。
茅台烧房酿酒的原料与独特的酿制过程和方法,道光《遵义府志·物产》皆有明确记载。酒之名称,该志说“一曰茅台烧”,《黔南识略》说“茅台村地滨河,善酿酒,土人名其酒为‘茅台春’”。茅台所产之酒,皆以“茅台”冠之。
郑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茅台村》一诗中有“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之句,咏赞当时的茅台酒“全黔第一”的同时,也揭示了茅台酒业的兴旺与赤水河的盐运密切相关。
三、河道整治与实业兴办
在清代,水陆交通、集镇贸易与实业兴办等诸方面,也都有较大发展,赤水河的整治,四大商业重镇的形成,三岔河作坊群的出现,即为较突出的例证。
贵州不产盐,中、北部主要食川盐。川盐入黔有永(叙永)、仁(仁怀)、綦(綦江)、涪(涪陵)四大口岸,仁岸即在黔北境内。仁岸于乾隆六年(1741年)辟于仁怀旧城(今赤水城区),川盐自四川合江溯赤水河而上至仁怀旧城,经猿猴(今元厚)、二郎滩、兴隆滩至茅台。从茅台起岸后,分为两路:一路经仁怀、鸭溪场沿川黔驿道到贵阳,再分运黔南部分地域;一路经鲁班场、打鼓新场(今金沙)、牛场至安顺地域。
上述茅台、鸭溪、打鼓新场,加上湄潭的永兴,因商业繁盛,被称为黔北四大商业重镇。
运盐入黔的赤水河,险滩众多,不仅影响川盐运入,也影响滇铜、黔铅的运出。贵州总督张广泗于乾隆八年(1743年)着手组织疏浚赤水河,除了安排地方官参与管理外,还向民间求贤征工,米粮渡(桐梓河与赤水河汇合处)渡夫吴登举目睹并亲历航运、渡河之艰难,毅然前往应征,具结呈文,刺指点血,以全家18口人之性命作担保。
吴登举承担疏凿的河段,为赤水河马桑坪至两河口处,全长4.2公里,两岸山陡岩峭,河中滩多水急,有名无名的险滩,一个接着一个,号称“十里长滩”。船近长滩,不得不起盐上岸,由陆路过长滩,在马桑坪再重新上船,上运至茅台;上游运来的铜、铅及土特产品,也得从马桑坪起岸,背过长滩再上船,之后顺河运往长江沿岸城市。
吴登举兄弟三人,他行二,获准由他募工治河时,其兄、弟恐治河失败而受牵连,遂更换姓名,远走他乡。吴登举不改初衷,投身治河,乾隆十年(1745年)十一月初一开工,炸石开滩,饱经艰辛,历时五月,大功告成。
张广泗视察治河工程,亲至其家,吴登举再三谢绝封官,张广泗赠以“忠耿过人”四字。航道疏通不久,岩崩石坠,河道再度堵塞,吴登举愤激身亡。崩岩处,原名蚊虫岭,亦有人称文公岩,为纪念吴登举,人们将其更名为吴公岩,并修吴公祠于其处。吴公祠今已不存,而刻于石上的“吴公岩”三个大字与附近的数十处摩崖一起,成为赤水河畔茅习公路上的一重要景观。
习水三岔河作坊群的出现,堪为实业兴办之盛举。兴办实业的袁锦道,仁怀丁山里(今习水三岔河)人,为袁世盟第二十世孙。生于乾隆四年(1739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61年)。自幼刻苦读书,立志发展实业,振兴家乡经济。
他利用当地丰厚的竹、木资源和地近重庆、江津、合江的贸易优势,在三岔河九沟十八岔的岩嵌、山谷、箐林中,先后兴办了生产铜、铁、银具、蓝靛、土碗、筷子、扇子、纸张等的48间作坊,将三岔河场发展成北连重庆、江津、合江,南通本县各乡以至黔北各县的商品集散地。
他还在重庆沙坪坝开了两间商号,修通了至四川边界的大道。三岔河至重庆的路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为方便商旅,他在川黔交界处开办了饭馆,每天早餐即可销售一斗二升(约43公斤)米的稀饭,由此可见商贸之盛。
48个作坊中,有一间铸币厂,他因私造钱币而被押解至京。带人前来抓捕、押解他的钦差姓薛,见到三岔河作坊星罗棋布、地方经济繁荣的景象,甚为感动;了解到袁锦道铸币,既非为享乐腐化,更非为反叛朝廷,而是为发展地方经济;在朝廷上,他为袁锦道进行了辩解,不但没有治罪,皇帝还封他为“征仕郎”。归来后,他在天堂沟钦差下马处的岩壁上刻下“薛公岩”三个大字以表感谢,摩崖至今犹存。
三岔河至今保存完好的还有高踞于200多米高峭壁岩腔中的望乡台石窟造像(即袁锦道祠),两座高2.3米的六棱形袁锦道修路碑,饰有多种图案、浮雕的袁锦道墓,前者为省级文保单位,后者为县级文保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