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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民主运动与迎接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遵义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遵义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迎来了遵义全境的解放。
一、广大民众的民主运动
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调动22万军队于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坚决予以反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
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国统区，深入发动广大民众，广泛开展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配合人民军队的解放战争。
地处国统区的遵义地区广大民众，遭受国民党发动内战所带来的残酷政治压迫、沉重经济剥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在中共地方组织影响或领导下，遵义广大民众开展了一系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势力。
1948年6月11日，遵义《民铎日报》社印刷工人举行罢工，经过3天的斗争，取得了每人每月增加1斗米工资的胜利。接着，遵义棉纺厂、大兴面粉厂、酒精厂、电池厂、味灵厂和皮革、缝纫、木器、酱醋等行业的手工业工人，也都起来罢工，经过斗争，均取得了增加工人工资的胜利。
1948年8月，100多名特务突然包围了遵义县城一家常有工人聚集的茶馆，抓捕了他们声称为“异党”分子的几位工人，以灌辣椒水、“坐飞机”、上电刑等酷刑逼供，折磨一天两夜。事件发生后，该茶馆附近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别的片区工人也积极声援，纷纷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迫于广大工人、商人及各界民众的强大声威，当局被迫释放了全部被捕工人。
1949年春，久旱无雨，春荒严重。而二郎滩盐号老板趁机压低盐运工人工资，民怨沸腾。二郎滩盐号对岸鰼水县境内的盐运工人，奋起参加了中共二郎滩支部领导的上千工人参加的反饥饿斗争，声势浩大，迫使盐号老板恢复并增加盐运工人的工资。
其余各县以县城为主的各业手工业工人，也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
遵义地区进步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在遵义省立高中，1947年底，在由北平“沈崇事件”引发的全国学界“抗暴运动”的推动下，由学生杨德威等组织发动了持续20多天的罢课运动。1948年，学生在自己创办的壁报《醉翁》和《湘月》上，先后刊登了揭露蒋管区物价暴涨的文章《从“万家灯火”想到》、反映建桥工人疾苦的长诗《桥工之歌》、讽刺国民党苛捐杂税的漫画《国民党万税》等作品。同时，还演出了讽刺话剧《饭馆》《杨妹运动》等，用文艺形式开展斗争。1949年4月，以声援南京“四一惨案”为契机，学生自治会组织发动了一次全校学生“劳师募捐”罢课运动。
1945年12月，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遵义、湄潭，浙大学生奋起抗议。永兴分部学生反内战、反迫害的壁报贴满了江馆学生宿舍墙壁；同时罢课一天，以示声援。湄潭分部学生决定素食一天，将节约的菜金汇寄昆明，慰问被迫害学生。1946年4月，浙大湄潭分部“新潮社”“文萃社”“明天社”“春草社”等8个进步学生团体，联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书，呼吁国民党当局维护“政协决议”，制定民主宪法，结束一党专政，解决军事冲突，赈济各省灾荒。
1946年7月，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的消息传到遵义，遵义师范学生组织了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师生代表还在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上发言，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滔天罪行。
遵义文艺界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遵义省立高中音乐教师朱石林（中共党员）、遵义杰生小学音乐教师陈立华（1948年10月入党）和遵义音乐界名师潘名挥等，于1948年6月成功地组织排演了反映日本军妓悲惨遭遇的大型歌剧《秋子》，在播声电影院公演一周，场场爆满。
1946年10月，遵义山歌社组织城区中学生2000多人，演唱《抗战胜利大合唱》，抵制三青团唱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进行曲》。还先后编印《山歌通讯》《音乐教材》，选印《古怪歌》《插秧歌》《读书郎》《朱大嫂送鸡蛋》《你是灯塔》《解放区哟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等一批反内战、争民主、迎解放的歌曲，在中小学传唱。
1947年5月遵义业余剧社成立，不久即首演了讽刺喜剧《升官图》。同年冬，又排演了根据果戈理《钦差大臣》改编的讽刺剧《狂欢之夜》。
在广大农村，除由各地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开展的一系列斗争外，饥寒交迫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作坚决斗争的事例，也时有发生。1947年，仁怀县二合乡爆发的柏杨坪农民八大姓、300多户、上千人参与的“柏杨坪农民抗暴斗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斗争声势浩大，持续数年，震惊全省。
遵义广大民众卓有成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与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遥相呼应，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基础。
二、中共地下组织的斗争
遵义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自1941年“皖南事变”危及遵义而遭受严重破坏后，党的组织活动处于低潮。1942～1948年间，各地所幸存的部分党组织和党员，遵照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必须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长期坚持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同时还在绥阳、遵义县泮水等地扩建和新建立了党组织。尤其是进入1949年，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重建或新建起来，党员队伍不断壮大。1945年底至1949年底，全区各县都建立了（或曾经建立过）党组织。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区先后建立有联合县委3个、县委（县工委、县临委）15个、特支2个、区委（区临委）4个、总支1个、支部30个，1949年底党员已达1118人。此外，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直接领导下，在遵义组建了进步青年组织“曙光社”（党的外围组织）。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当局妄图负隅顽抗。1949年6月，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成立贵州省绥靖公署，并亲任主任，同时出笼反共应变计划《贵州反共保民救国纲领》，随即成立“反共自卫军总司令部”。同年10月，遵义奉命成立第二绥靖公署，吴剑平任司令。遵义所属各县也相应成立了反共组织和反共武装，疯狂实施反共应变计划。
遵义各地中共地下组织，迅速发动组织多年来积蓄的革命力量，针对地方反动派疯狂实施的反共应变计划，开展了一系列隐蔽的或公开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各地反动势力，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1949年11月初，由中共黔北工委领导的有凤冈游击队参与的“湄潭暴动”获得成功，正式成立了“黔北游击队”，后与德江先仲虞等领导的游击队汇合，统编为“黔东北游击队”，游击队昼没夜出，避实击虚，胜利地粉碎了思南、德江、凤冈三县反动武装的会剿，并争取了凤冈县新岗乡乡长率40人枪归顺游击队。11月19日，游击队解放了德江县城。
中共凤冈县委书记向国灵等，在凤冈县各乡镇及余庆县松烟镇发动组织“治安维持会”，积极维持社会治安，筹集粮草支援解放军。还组织县城维持会中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鼎力反对凤冈县长潘宜瑛妄图开仓卖粮及炸毁公路、桥梁的阴谋。
在1949年4月国民党湄潭县当局实行反共大逮捕中幸免于难的中共湄潭县工委书记何恩余和县工委交通员、老红军王绍清等，积极组织发动农村党员、原农协会骨干，以“枪换肩”等形式控制部分武装力量，组建游击队，准备迎接解放。
中共金（沙）遵（义）特支以党员为骨干，发动青壮年成立了抗粮、抗丁小组。西安支部副书记李贵权、组织委员李辉，打入国民党地方政权，成功地具文担保金遵特支书记余辉和西安支部书记程奠平免遭反动派迫害，并作好驻泮水的遵义县保警中队长余海涛的统战工作，使余海涛所率保警中队不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余后率保警中队到遵义投诚。
1949年3月，遵义人、新青团员幸必泽，受中共贵州省工委指派，从贵阳回遵义，于同年7月成立了进步青年组织“曙光社”，先后发展以学生为主体的社员120多人。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精神，以及原中共遵义县委书记、“二野”联络员杨天源通过进步人士陈福桐、潘名挥等转达的有关“二野”指示精神，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深入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使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全面掌握敌情社情；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投入革命；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军、政界进步人士起义投诚；反对“搬家”，反对“坚壁清野”，粉碎反动当局的“焦土抵抗”“三光”政策等阴谋；建立“川黔边区纵队”，震慑反动势力，武装护厂护校护桥护路，保护粮食、军火、食盐等重要物资；稳住特务，不让跑掉，减少后患；远出作向导，迎接解放军入城等等，使黔北首府遵义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1948年，中共绥阳特支领导人温凯廷等，依靠县城进步人士，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奸商哄抬物价的斗争，并取得胜利。1947年九十月间，绥阳进步教师任正亦、何柱承等6人，向县政府当局提出增加工资的合理要求。但当局却认为这是“无理闹事”，提起公诉，妄图迫害进步教师。绥阳特支发动100多名教师向县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绥阳县当局被迫撤销了公诉，增加了教师工资。
中共鳛水县临委利用县内新、旧两派的矛盾，努力争取“青年书店”新派力量向人民靠拢，壮大进步势力。同时依靠党员刘敦矫等，掌握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随时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1947年冬，赤水中共党员张跃龙，奉中共川南工委之命，回家乡宝源除掉了宝源“土皇帝”王龙骧，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1948年9月，中共川南工委领导的“川南武工队”成立，张跃龙任队长，石建维任政委，在赤水宝源、古蔺大石和叙永敦子三县交界一带，与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做好准备，迎接解放。
1949年5月中共赤水县临委成立后，先后组建了旺隆、丙安、元厚3个区临委和土城、城关两个直属支部，迅速发展壮大党组织，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三抓”（抓组织发展、抓武装、抓政权）、“四抗”（抗丁、抗粮、抗捐、抗债）和“一统”（统战工作）斗争。如：已打入县参议会的中共党员郗仁永、黄竹书、袁健如，团结进步人士参议员苟克嘉、黄良俊等，借参议会举行会议之机，据理驳斥，粉碎了县党部书记长刘志模、县长何衡妄图组建“预备兵团”（实为防剿团）、征收“自卫特捐款”、实行“三光”政策的阴谋，促使参议会通过停止实施在全县征兵、征粮、征税的决议案；各区临委领导人、部分党员，借部分乡长、保长换人和组建“民众自卫大队”（实为防剿大队）之机，打入乡、保，担任保长、保队副、粮仓主任等职务，借机掌握乡、保政权和武装力量，从而掌握粮食、柴草、食盐等重要物资，并向赤水河沿岸重要场镇调集，以便供应过境解放军；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流散在距县城仅30华里的泸（州）、叙（永）、（古）蔺、赤（水）、合（江）五县联防武装郭洁予部100多人枪投诚，瓦解了因县长何衡威胁而逃至天台山、红页坝的保安队和常备保警队，争取这两支武装交出各种枪支407枝、子弹5590多发、手榴弹1000多枚，解除了对赤水县城的威胁，为解放军入城减少了阻力。
其余各县中共党员，如遵义县的张光昭、李元化，桐梓县的娄一，仁怀县的周礼明，正安县的向逊、陈体泉，道真县的张联睿等，都为反抗地方反动势力、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三、各地迎接解放
在遵义各地中共地下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准备迎接解放的同时，1949年9月下旬，由9000多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5兵团西进支队，分批离开江西上饶，日夜兼程，向贵州挺进，准备接管贵州。10月26日至27日，5兵团西进支队在湖南邵阳召开会议，明确西进支队2大队接管遵义专区。同时组建了中共遵义地委，由陈璞如任书记兼遵义军分区第一政委，李苏波任地委委员兼遵义专员，李程任地委委员兼遵义军分区司令员，海燕任地委委员兼地委组织部长，苗春亭任地委委员兼地委宣传部长，李公俭任地委委员兼社会部长。11月15日，2大队进抵贵州黄平，中共遵义地委在此召开会议，明确了全区各县接管中队和领导班子。接着，召开全大队动员大会，随即向遵义地区挺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奉命向贵州神速挺进，势如破竹，加上中共统战政策的强大威力，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纷纷起义投诚，使谷正伦等苦心经营的所谓“贵州防线”迅速土崩瓦解，“应变计划”纷纷破产，各地反动势力纷纷提前逃匿。2野3兵团10军先于2野5兵团16军进入黔北，在各地中共地下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除正安、道真、婺川以外的各县，然后经赤水入川参加成都会战。
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野5兵团17军49师，在县城人民群众的欢迎下进抵余庆县城（该县其时属镇远专区，1956年4月划归遵义专区），国民党余庆县党部书记长向国辉、县长许用权等人，带保警中队百余人提前逃往太平区，解放军宣告余庆县解放。
1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野3兵团10军28师，由黔东北德江县进入凤冈县境，在中共凤冈县委书记向国灵等人的配合与人民群众的欢迎下进入县城，宣告凤冈县解放。
同日，解放军3兵团10军28师一部进抵湄潭县境，在中共湄潭县工委书记何恩余等人的配合与人民群众的欢迎下进入湄潭县城，宣告湄潭县解放。
11月20日，解放军3兵团10军28师84团和部分师直属队组成的先遣队，在遵义县三渡关与“川黔边区纵队”交通员白仲乾、王永琪、何国仁等接上头，急速向遵义挺进。途经虾子场时，活捉了在此“巡视”的遵义县县长沈麟书。21日拂晓，先遣队在“曙光社”“边纵”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下进入遵义县城，宣告黔北重镇遵义县解放。
11月21日，解放军3兵团10军30师进抵绥阳县境，在破狱而出的中共绥阳特支领导人温凯廷等人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下进入县城，宣告绥阳县解放。
11月22日，中共遵义地委书记陈璞如率西进支队2大队先头部队进抵湄潭县城，当即指示湄潭县和凤冈县的接管班子，迅速分赴两县开展接管工作。
11月23日，解放军3兵团10军30师从绥阳县境插上川黔公路向桐梓县挺进，在县城人民群众的欢迎下进入县城，宣告桐梓县解放。
11月24日，陈璞如率地委成员随先头部队抵达遵义县城，连夜召开地委会议，部署各县接管班子尽快分赴各县开展接管工作。同时，奉命将遵义县城区6个镇划出，新组建遵义市建置。
11月26日，遵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璞如任主任，李程任副主任，下设经济、建设、文教、交通、公安和秘书等6个处，具体指导全区接管工作。
11月27日，解放军3兵团10军28师进抵仁怀县境，在原中共仁怀支部书记周礼明、县商会会长曾荣章的带领下，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进入县城，宣告仁怀县解放。
11月29日，解放军3兵团10军28师进抵鳛水县境，在中共鳛水县临委书记李贤维等人的配合与人民群众的欢迎下，进入鳛水县重镇东皇镇，宣告鳛水县解放。接着，由县临委组建的治安委员会，解放了当时的鳛水县城官渡镇。
12月1日，解放军3兵团10军28师进抵赤水县境，在中共赤水县临委副书记郗仁永等人的配合与人民群众的欢迎下进入县城，宣告赤水县解放。
12月15日，奉遵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派的军事代表陈彬、梁子庠、王荷生、林振南等人率工作人员，在起义人士朱振民、熊先煜的沟通联络下前往正安县城，分别与国民党正安、道真、婺川三县当局和流散在正安的国民党军宋希濂部两个团的团长陈鉴明、曾志彬等人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协议。20日，宣告正安县解放；部分军事代表又先后赴道真县、婺川县，与当局有关人员接洽，25日，宣告道真县解放；1950年1月11日宣告婺川县解放。
至此，全区凤冈、湄潭、遵义、绥阳、桐梓、仁怀、鳛水、赤水、正安、道真、婺川11个县先后全部解放。加上新设建置的遵义市和1956年划归遵义专区管辖的余庆县，全区共13个县（市）。
上述各县解放后，迅速正式成立县（市）委或县工委（对外均暂不公开）和县（市）人民政府，并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迅速开展接管和建立区、乡人民政权。
遵义解放后，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曙光社”和地下革命武装，先后和接管部队举行会师、联欢及办理交接手续，以胜利完成光荣历史使命而载入史册。根据党的相关政策，对上述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分别安排了工作；地下武装分别编入各县大队；对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员，作了相应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