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头集市：最后繁荣的碎片
20世纪60～70年代，坐落在乌江支流龙底江畔的塘头镇，仍在延续着它那自古以来的繁华。兴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当时并不能识得这农耕文化最后“绿洲”的“庐山真面目”。
那时，塘头仍然“戴”着乌江商埠、高原宝地的“桂冠”，尽管已有些许“褪色”。
塘头“乡脚”宽，集市大，千百年来都是乌江流域屈指可数的粮食和山货的大集散地。应当说，这主要是由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里曾是乌江黄金水道通往黔中腹地的要津，又有乌江流域唯一的万庙大坝作支撑，在逐水而居的农耕时代，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它的周边，有许多年代久远的屯军遗迹，流传着许多诸如“吴三桂选址皇城”之类的传说，更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商号斗财、船家斗气的故事。在乘坐木船，从思南城逆水行舟一整天才能到达塘头的年代，还能依稀感受到那些口口相传故事里的氛围，只是多了一些时代的“点缀”。比如随处可见的“最高指示”、横七竖八的电灯电话线。曾经遍及大街小巷的商号、店铺、作坊等等已被国营或集体的供销社、粮管社、邮电所、食品站、铁业社等等替代。不过一些深宅大院、古殿庙宇的残墙断壁犹存。区公所还设在一个旧殿宇里，大门上的石刻对联虽然被涂刷多次，仍隐约可见。
当然，也还有生命力更顽强的所在。比如逢赶场日，街中间由背篼组成的“各自为政”的琳琅满目的杂物摊，场口边有酒摊子、剃头摊子、牛肉汤锅、斗笠摊子，还有热闹的粮食市场、猪牛市场、木材市场等等。当今的年轻人或许不以为然，而在当时那种讲求公有经济“纯之又纯”的背景下，“卖私货”是需要勇气的，并不是所有的大小集镇都这般“壮观”。塘头集市之所以闻名遐迩和独领风骚，就在于它总是有其他集市所没有的商品。
兴许是历史惯性使然，塘头镇上的人商品意识是极强的。即便是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岁月里，那些想方设法“打擦边球”做点小生意吃点小价差的，明里暗里“投机倒把”倒粮、倒油、倒猪、倒酒、倒蛋，做些“大动作”的，铤而走险贩票证贩假药贩违禁商品的人，总是有点“野火烧不尽”的劲头，也使塘头博得个“小香港”的诨名，这在当时虽然有些贬义，却反证了那个年代塘头集市商品交易的活跃。“白市”理不清、“黑市”禁不了的胶着状态，也使“上面”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塘头继续演绎着它独特的繁荣。
在塘头这些市场现象的背后，还有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客观原因，即塘头街的居民大多是“干居民”。
这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个“奇葩”群体。这个群体生活在农村却没有地可耕，没有可供就业的职位也不许搞“个体户”，没有“低保”也没有外出打工的政策和环境，只有“统购统销”背景下的“购粮证”按人定量供应粮油。养家糊口的需求和生存的本能使他们不得不开动脑筋各显身手，涌入身边熟识的集市“淘金”取财，纵是“蝇头小利”或“歪门邪道”也会去试试“水”碰碰运气。
传统的商埠“基因”与新型的“干居民”因素的融合，似乎把农民的淳厚、商人的狡黠、江湖人的率性、小市民的精明都掺和进了塘头人的性情之中。这种特质铸造了这个群体坚韧的生活能力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演绎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感动、钦佩、捧腹或啼笑皆非的故事。
那些岁月里，塘头街真会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家。一旦出了这种状况，有的女主人沉不住气急得双脚跳，不断地叫骂当家的男人，催促他快去想办法。这男子汉呢，还在乐呵呵与人天南地北地聊天。此时千万别认为他没有责任感，他会不慌不忙地出门，找邻居借上几块钱，然后混入摩肩接踵的赶场人流，到街头场口找机会去了。看到来赶场的农民背篼里有鸡有鸭，就讨价还价地买下来。然后把鸡鸭提在手上或抱在怀里，转过身就“巡街”寻买主去了。那时，一般买卖鸡鸭不用秤称重量，全凭手感试斤两，有经验的高手，这一买一卖之间要对半赚，一家几口的晚饭，很容易就被他解决了。
那个年代，农村市场的生产生活物资基本上都由供销社经营，政策总是对“私营”本能地排斥，要寻个营生真是不容易。那些没有生活来源的“干居民”，大多会锲而不舍、见缝插针。逢场期，几乎家家都要摆设临时摊点。有点半生不熟手艺的，设个理发摊、钟表修理摊、修锁配钥匙小摊，支个铁匠炉打些小农具；没有手艺的，也会摆个小摊，卖点蔬菜、豆腐、水果、杂糖、盐菜、酸菜、干鱼酸鱼、鞋垫、针头线脑、水豆豉、泡萝卜；家有劳力或是闲人的，就会挑水卖，给船上或供销社搞搬运，就近当临时保姆等等。有的“行业”细到不可思议：我认识的一对中年夫妇，他家的生意是在河滩生猪市场“卖猪潲”。每逢赶场天，他们就提着煮好的猪食到市场兜售。那时买卖“笼猪娃”“架子猪”的都是一桩大买卖，那些买猪的主顾在成交之前一般都要看看猪的“吃口”好不好，需要有人提供猪食，以便观察鉴定。于是这行当应运而生，而且还能按瓢论价，利润空间不小。他们说，这比摆临时小摊“撇脱”得多，反正“一棵草总有一滴露水养”，也能勉强养家。
居民中也有关系广能力强的人，他们或凭着千丝万缕的人情，在“集体经营”的招牌下谋得个名分，或挑担扛包赶“转转场”，或在街上开一个或布匹或百货的小店，战战兢兢地经营。也有人会想方设法套购到一些紧缺物资，如白酒、火柴、白糖、肥皂、灯草绒和“的确良”布匹等等，再加价倒卖。
最有自信的能人，会怀揣“发家”梦想出走他乡挣钱。可塘头街的人，大多没有当时可以“通吃”乡间的那种木工、石工手艺，因为这要拜师学艺，很费时日，不能应急；而做“放蜂”“放鸭”人游走乡间，寂寞不说，周期太长，更不合适，只有见子打子，出去后现打主意。而当时外出一是无工可做，二是处处被视为流窜的“黑人”，要生存都很困难，何况赚钱。没有点“闯关东”“走西口”的勇气是不敢走这条路的。为生计所迫的塘头人，还真有这种汉子。
有这样一位令人钦佩的大哥，能根据市场需求“现蒸热卖”，走乡串寨补锅、修鞋、修机器、配钥匙，样样都拿得上手。当时乌江乡间这类手艺人，数“湖南客”的名声最好，“品牌”最硬，他就倚时就势练就一口惟妙惟肖足以乱真的湖南腔。于是如鱼得水，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结果赚了不少钱荣归故里。街坊乡邻感佩于他的聪慧和传奇经历，都夸他服他，他也成了塘头街有头有脸的人物，再摆摊设点开铺子也少有人盯他干涉他，活路顺当很多。
当然，在塘头的集市繁荣里，一些奸商性质的“资本主义尾巴”也屡禁不止。一些“唱偏了调跑偏了道”的损招也时有所见。有用医用酒精兑水充酒卖的，也有把瓦片捣成细末当“耗子药”蒙人的。当年我曾观察到有个地摊使出的缺德招数：卖药人一边高声叫卖“耗子药耗子药，耗子吃了跑不脱”，一边不停地把用废纸片包好的粉末递给围观欲买的人。拿到纸包的人大都想打开纸包看个究竟，结果每每纸包一扯开，粉末大都会撒在地上。而卖药人还很大度，很和气地说：“算了，老乡，就给我个半价，收个本钱。”这时买药人不想惹祸，只得自认倒霉，不情愿地付点钱离开作罢。知情人告诉我，这是卖药人设的局，他玩弄折纸技巧，把粉末置于一扯就撒的位置，稍不注意就会中计。
在熙熙攘攘的赶场人流中，有时街中间会一阵骚动，人们正围着一个人争先恐后地抢购看不清的“商品”，只见卖货人不停地从一个神秘的小口袋里拿出一个个小纸包，快速地递出、收钱。这是在卖当时农村最紧缺的商品之一——汽油打火机用的打火石，这可是赶场人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待到人拥得最多、挤得不可开交时，突然有个“托儿”在人群外高喊：“快跑，市管会的人来了。”谁都知道“市管会”是专管“投机倒把”的，于是人们慌忙作鸟兽散，卖货人也佯装落荒而逃。当买到打火石的人欣喜地试用时才发现，这东西全是被截成小段的五号铁丝，只有摇头感叹的份。
这繁华的一方名镇“小香港”，真是有点诱人，也有点迷人和坑人。
塘头集市的此类闹剧，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时有所见。记得“个体户”被允许合法经营后，有一家专营农药的店铺，忽一日有一群农民敲锣打鼓，真心实意送来一面书有“救命恩人”字样的锦旗。原来上个场期有个女人在此店买了一瓶杀虫剂“敌敌畏”，回家后因与丈夫为家事争吵，一时想不通喝下了半瓶，竟然安然无恙，其夫庆幸之余，邀约人特意赶来致谢。可能是店主看到这憨厚的农民并无羞辱或嘲讽他的意思，便在尴尬之中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番诚意，一时传为笑谈。
塘头集市曾经的这一幕幕场景，无论是热烈、繁华、怪异还是丑陋，它都是农耕文化最后形象的投影。应当说基调还不失为繁荣，因为它毕竟拥有当时乌江流域农村集市难得一见的辉煌。当然，用现代的观点审视这些“繁荣”，会发现，它当时已是千疮百孔，蕴含着不可逆转的颓势。
这些富于时代特征的集市“碎片”，都是历史的“卡片”，也是记忆乌江珍贵的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