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凌晨六点过，床头的电话突然响起，一阵裂帛般的铃声，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显得异常响亮。联想起老家病危的母亲，我下意识地料到，这定是不祥之铃声，我颤抖的双手几乎无力握住轻轻的话筒，而五弟在电话里已经泣不成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顿时放声恸哭，我的亲爱的母亲啊，就这样与我惨别而去了！
母亲出生在贫苦人家，其生母早逝，自小便失却母爱关怀。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段苦难经历，母亲对儿女的爱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缺损，反而更加丰富和深沉。60年代初，许家坝尚未设初中，大哥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塘头中学，母亲隔三岔五便要给大哥送一次钱粮。不要说那时没有公路，即便是修了公路通了车，母亲也断断舍不得花钱享受乘车的奢侈。从许家坝去塘头，经枫芸，过望山，渡滔滔乌江后，再上风清，翻麻坨，下马勒子，这六七十里山路，全是山高林密的荒踪野径，曾是土匪出没之地。多少次跋山涉水，多少次晓行夜宿，母亲心中只牵挂着读书的儿子，哪顾得上山高水险、长路崎岖？哪顾得上野兽出没、毒蛇当道？若干年后的一天，年老的母亲在与我们闲谈家常时，说到有一年夏天，她给大哥送伙食去塘头，身上还背着大约是三哥吧，一路急走，赶到乌江河边时，正遇乌江涨洪水，滔滔浊浪，排山而至。母亲心急如焚，央求艄公渡她过河，艄公不敢，连声吼她：“你不要命了！”母亲平静地说：“想到在学校断了炊的孩儿，我要命来干什么？”艄公被母亲震撼了，沉默半晌，说：“今天我豁出老命也要撑你两娘母过去！”母亲跳上船，紧紧抓住船舷，任艄公将船搏到江中，江流急湍，渡船在波峰浪谷间起伏跌宕，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渡船在被冲到下游几里远的地方后，才终于靠到了对岸。这时艄公已经筋疲力尽了。母亲谢过艄公，立马又往塘头中学赶去。那段时间，家中正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大姐、二姐均退学回了家，父母仍勉力支撑着让大哥继续完成学业。眼见得母亲冒如此天险送来钱粮，身为长子的大哥泣不成声，坚决要求退学回家，帮父母分担一份艰难。但是，大哥的要求被母亲厉声喝止，母亲说：“家中纵有天大的困难，你小小年纪，回家又帮得上多少呢？你只管好好地将书读出来，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帮助！”母亲这话，大哥牢记了一辈子，在此后几十年里，他一直默默地实践着母亲的愿望，努力将书读了出来，并竭尽全力地承担着身为长子的责任，帮助父母拉扯众多弟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十六岁便嫁到我们许家，与同是孤儿的父亲相濡以沫，白手起家，共同撑起了一片天，将九个儿女一一抚育成人。为了一家人能够体面地活着，母亲几乎学会了她所能掌握的一切谋生手段。家务自不待言，柴米油盐酱醋茶，煮饭喂猪浆洗，全由母亲一人承担；干农活也堪称好手，上山下田，背沉负重，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开饮食杂货店，赶城乡转转场；纺纱织布、扎花印染、裁剪缝纫、纳鞋底、刺绣等等，心灵手巧的母亲几乎无所不能。吃大苦受大累，不惜身体，呕心沥血。
在大姐的记忆中，年轻时的母亲，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休息的时候。每天晚上，母亲都要纺纱或是织布，嗡嗡的纺车声、咔嚓的织机声，如催眠的小曲，无休无止地响着。大姐替母亲背着弟弟，双手抱着织机打瞌睡。母亲的棉团纺不完，或是一匹布没织好，大姐也就得不到休息。夜已经很深了，浓浓的睡意一阵阵袭来，极度困倦的大姐，便故意摇摇背上的弟弟，或者跺跺脚，向母亲表达她的不满和怨恨，而母亲似乎一点睡意也没有，照样聚精会神地纺她的纱、织她的布，对大姐的小聪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大姐说：“那时候哪能体会母亲的艰辛哟？想到自己第二天还要上学，就只盼着母亲早点儿收工，自己也能够早点睡觉，还一门心思地巴不得纺车和织机坏掉才好呢。”
由于长期劳累，父亲的身体累垮之后，母亲的身体也累垮了。但是母亲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她热爱生命，更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因此，她四处求医，以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强行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穷苦之家、快乐之家。母亲常说，久病成良医。这虽是一句戏言，却也是实话。在为父亲和自己求医问药的过程中，一字不识的母亲，居然懂得了许多医药常识和农村偏方单方。孩子隔食拉肚子，母亲能自己动手给孩子推拿“提隔食筋”，手到病除，立竿见影；劳动中手脚受伤划了个小口子，母亲在房前屋后寻一块蜘蛛膜 [1] ，贴上便好，绝不感染。母亲的常备药主要是头痛粉和止痛片，母亲经常在上山劳动之前服一包头痛粉，从山上回来后再服一包，病情严重时，若一时没有开水，母亲即便是干咽也要将药服下，由此可见母亲病情之严重。到后来母亲的病越来越多，也更加严重的时候，母亲的常用药便多了起来，多到整天药不离手的地步。有时候，母亲也对自己的身体绝望了，她说：“我这身体呀，是靠药物养着的，要不是还有几道坡坎没上完，倒不如一口气上不来死了安逸。”母亲所讲的坡坎，是指儿女们的婚姻大事。
我们家弟兄五人，姐妹四个，共九姊妹。都说儿多母苦，我们自然是深知这句话的分量的。要生存下去，要维持十一口人的大家庭的生存，不要说是在20世纪末，即便是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啊。不仅要活着，还要体面地生存于世，最后是成家立业，也就是母亲所说的上坡坎。母亲一生，都是在为儿女们上坡坎，直到小妹结婚，亦即父母的最后一道坡坎终于上完之后，母亲的身体便彻底垮了，或许可以说，母亲紧绷一生的神经，也随着最后一道坡坎的上完而松弛了下来。而这时候，母亲的生命也步入了最后的岁月。
母亲是一名平凡的农家妇女，她不识字，当然也不懂得什么教育学、心理学，在对儿女的教育上，她凭的便是自己执着的母爱。身教重于言教，她与父亲在一些问题上若是有了分歧，也从不在儿女面前争执。倘若孩子们做错了什么，她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用批评与道理，代替体罚和责骂。若是孩子们惹下了祸，大到用和风细雨的批评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地步，母亲也顶多是挥舞着一根捶衣棒或是吆牛的荆竹条，东敲一下风簸，西敲一下戽斗，乒乒乓乓，吓唬一阵了事。1983年，我从塘头中学高中毕业，高考落榜而狼狈回家，母亲劝我去许家坝中学复读：“你才十六岁呢，读书又不丢丑。”我便听了母亲的劝说，补习了一年。孰料，第二年高考，再次名落孙山。我便发誓不再读书了，拖上一把锄头便上山下了地。母亲追到山上说：“前些年生活困难，你大姐、二姐想读书都没读成，如今我一想起来就心痛。现在条件好点了，你有条件读书却不去读，你说你对得起哪个？我不识字，晓得不识字的造孽之处，你不晓得，你父亲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一席话，说得我无话可说，终于又一次走进了课堂。
母亲手巧在团转是出了名的。花甜粑、甜米酒、绿豆粉、面饺、苕干、烧腊，一应吃食自不待言。纺纱、织布、裁剪、缝补、挑花、刺绣，一应女红也不在话下。其实，母亲的绝技，乃是一手青花扎染！一段白布，机织的淹浆布亦可，手织的土布更佳，母亲拿在手中，略加打量，心里便有了底，无须借助任何工具，也不用专门地勾画设计，只用双手十指，依次将白布折成一个个小疙瘩，用白线绳一一缠紧，入染房、下染缸，蓝靛煮染上色，捞起控浆，以清水漂净后，拆开捆扎的棉线，展开晒干，顿时，一幅青花扎染便呈现于眼前，蓝底深蓝，白花雪白，青花有形，排列有序，洗晒不褪色，搓揉不变形，抓起来闻一闻，土布香、蓝靛香，混合而成为青花之香！一块块普通白布，经过母亲的巧手扎染后，仿佛便有了灵气，成为各家床上的垫单，成为妇女们头上的帕子。20世纪60～70年代，我们国家的纺织厂里生产出来的机织布，多为单色，或蓝，或红，或黄，或绿，或白，鲜有各色杂陈的花布。因此，母亲的青花扎染，便为我们的许家坝小镇增添了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风韵。二十多年后，国家恢复了湘鄂渝黔边武陵山区部分群众的土家族身份，我也依从母亲更改了民族成分，成了土家族的一分子。也是从这之后，我才从理性上认识了母亲的扎染手艺，乃是与布依族蜡染齐名的土家族扎染艺术。而这个时候，由于五彩缤纷的印花布已充斥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母亲也就不再纺织扎染了，而当我真正意识到母亲青花扎染的艺术价值时，我从家中却再也找不到一块母亲的青花扎染了，这真是我天大的遗憾。
作为一名平凡的农家妇女，母亲的姓名几乎湮没于世。父亲自然是从不直呼其名的，在长期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两人十分默契，彼此需要呼叫时，多是哎、哎地轻声招呼，便能够意会。在母亲后家的田氏族人中，人家大多尊称她大娘 [2] ，而在许氏族人中，多据辈分称呼，非田、许两族人，亦多尊称。因而，与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一样，母亲的名字几乎不为人知。那么，在这篇短文即将结束之际，谨将我母亲的名字敬录于此，以为对她老人家的纪念：母亲姓田名茂英，公元1930年古历正月二十五日生于思南县许家坝镇舟水村湾里，公元2001年古历二月初四日病逝于思南县许家坝镇街联村大坪，安息于本村铧尖坳，享寿七十一年。
[1] 即蜘蛛网。
[2] 方言读第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