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楼岁月
在乌江流域的小城镇里，木楼曾经引领过建筑风格的潮流。就像现今司空见惯的砖混结构单元楼，只不过没有现在这样的疯狂：满眼都是水泥的“树林”。
这种木楼有别于乌江两岸传统的三柱二瓜或五柱四瓜之类木结构的民居，更不同于镇上原先大户人家的全封闭式青砖筒子。它的结构简单朴素：一溜平房或两层外走廊式长楼。清一色的木料加青瓦。讲究一点的，无非是在一楼增加一排“亮柱”，形同一条遮风挡雨的走廊。许多小镇上、供销社的营业场所大多是这种样式。
这种木楼一般都是公家建造的。除了营业场所一类的公共建筑，那时的区公所、人民公社或县、区机关单位的办公楼、职工宿舍很多都是这种木楼。在思南县城里，县文化馆曾经的两层亮柱转阁走廊式木楼以及县农业局曾经的两层长廊木楼院落和吊脚楼式办公楼，堪称此类建筑的经典。
乌江流域的木楼建筑大概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兴建的。就像北京的四合院、江南的园林一样，它的流行也有历史、时代、经济、社会和地域的原因。比如建材的易取、地域的封闭、经济的落后等等。当然，也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木楼的生命力不如四合院、园林的那般旺盛，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便渐次式微，直至荡然无存。
然而，大凡历史上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往往是最珍贵的。乌江流域的木楼曾经承载过的自己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乃至鸡鸣狗盗，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记忆乌江”的盲点。
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刚到思南，就住进了这种木楼。
那是属于思南县农业局的房屋，坐落在山城当时的最顶端、现今府后街的位置。两排各自长三四十米的长楼，平行排列在一个高坎上，形成一个长方形的院落。有土墙与四周的石板小道和下坎阶梯相隔。院落的一头有一间用作单位食堂的木板平房，它的右侧空处，摆放了一张废弃的乒乓球桌，当作饭桌。虽无椅凳，也无板壁，但顶上的瓦椽与厨房和木楼相连，遮阳挡雨绝无问题。食堂的两个侧端便是两幢木楼的楼梯口。木楼的房间，无论楼上楼下，清一色是前后相通的格局，称为“通间”结构。一般拖家带口或是双职工的家庭都分配住一楼，便于在屋前屋后搭建个厨房。靠里墙那幢木楼的二楼，前后都有外走廊，因而每个“通间”都可隔断成单间，各自从前后进门。这显然是为单身职工准备的住房。靠外侧临高坎那幢楼的二楼就只有临院的一侧有条外走廊，所以是一个“通间”一个门，而且临坎的窗口视野不错，可将坎下通往县革委的大道和直达大街的石板深巷尽收眼底，还可眺望乌江东岸、万圣山峰。没有点资历和关系的单身职工，是享受不到这般待遇的。
乌江两岸的木楼院落与北京的四合院、大杂院有许多相同的特色，比如邻里之间的亲密互动和家长里短的较劲暗斗之类。而毫无私密性可言，是木楼及其院落有别于任何风格建筑的独特之处。各家各户仅一板之隔，一个喷嚏和一声咳嗽，相互之间都听得清清楚楚，更何况房门的“吱嘎”声、房内的说话声、床笫的“窸窣”声、锅碗的碰撞声。睡觉前倘若要等“靴子落地”，那得听三个方向：楼上和左右隔壁。楼上的住户，从上楼梯、穿走廊到开门关门，整个木楼的“关节”都会振动，夜深人静时，这“恐怖的脚步声”还会让胆小的神经平添压力。
“木楼时代”与“文革”的不幸叠合，生出的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让我们这代人“有幸”大开眼界。
那时阶级斗争很复杂。木楼中如果凑巧和邻居分属对立的两派，那种互不搭理的尴尬且不说，还生怕自己的行动或言语被对方抓到把柄，遭遇不测。那种相互敌视，时常都要提防隔墙之耳的日子真是很煎熬。在我的记忆中，还时有这样的“新闻”：一名职工向局革委会告发对立派的邻居，说他曾在一天夜里用收音机短波收听“敌台”。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上面自然要立即展开调查。但收听的内容听不清楚，能肯定的是“喳，喳，喳”的响声很大，收台无疑。经逻辑推理，“至少收听敌台的动机”是有的，应当批判。但“被告”不服，要求拿出证据，结果只能是“未成事实，暂不处理”，不了了之。无独有偶，另一幢楼也有人反映一中年单身职工“生活作风”有问题。证据是曾在深夜几次听到有人蹑手蹑脚地上楼，然后听到此人房门的开、关声，随后又有女人说话声等等。处理此类已落入俗套的“民事案件”，革委会更是成竹在胸，只需运用民间“通理”：“捉贼捉赃，捉奸拿双”，便可搞定。结果自然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诸如此类的“风雨”、是非，除了人为的因素外，木楼本身敏感的特质也是重要的客观原因。
当然，木楼给我们带来的并不完全是局促与无奈，也有许多欢声笑语。谁的棋瘾来了，推开窗户喊一声“下棋！”总有人闻风而动；饭后，忽听一曲委婉的《二泉映月》从某个窗口飘出，不一会就会有清亮的《扬鞭催马运粮忙》的笛声附和，或《北京有个金太阳》之类的口琴曲奏响；谁探亲回来了，便有人聚拢聊聊家常，相互关照慰藉；下乡回来累了倦了，在食堂水龙头下冲个凉，然后回房躺在床上，还可与隔壁的兄弟聊聊天。肠子生了“锈”，便邀约着到要好的同事家撮一顿，或呼朋唤友到街上巷口的早餐店搞一碗一角二分的米粉解馋，虽然无力“染指”国营饭店的“大餐”（当时称为客饭），也是惬意得很。倘若有谁从家里带来些当时难得一见又可口的菜肴，只要在食堂的阶沿坎上随便说一声“来吃海椒！”那些手上端着饭碗的人都会趋之若鹜、聚而尝鲜，很少有不捞光的。院落里谁家炒菜时一不小心弄出了“大动静”，或是飘出了诱人的香味，那些在食堂吃饭的“馋虫”中总会有人用诙谐、艺术的言语把主人挑逗出来，直到他说一声“请”，方才罢休。当然有人是打笑取乐，也真有去“实惠”一下的。
说不准哪一天，山城高音喇叭半夜响起：“最高最新指示，最高最新指示……”谁都明白，这是约定俗成的集会“动员令”，容不得半点迟疑。楼里的人会立即翻身起床，还会“砰砰嘣嘣”地拍打板壁催促邻居。随之是“咚咚咚”的脚步声，“噼噼啪啪”的跑步声，整个楼院像开了锅，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出楼院到坎下的办公院集合，然后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到上街下街游上一遭，以示庆祝。待亢奋的人们三三两两、前前后后回到木楼后，又是此起彼伏“相互牵连”的一阵“热闹”。这一夜，木楼注定无眠。
有时，木楼院里的人，会延续着先前会议室里的争论，相互之间会“擦枪走火”。唇枪舌剑慷慨激昂的、阴阳怪气骂“花鸡公”的都有。不过，大家多是识文断字的人，场面并不十分火爆，最多是喧嚣和尖刻点，很少动粗。只要有人打个“哈哈”岔开话题，或是食堂大嗓门的大师傅喊一声“开饭了”，嬉戏儿童叫一声“要屙尿”，“动嘴”的君子们都能停下来。当然，如果有人一味纠缠，招惹了木楼里一些有“表现力”的大妈大娘老太太，那就不太好收场了。一次，我二楼的一个单身邻居与住在楼下的同事隔空“论战”，一个在楼上长廊，一个在楼下院中。本来是你来我往的常规交锋，殊不知楼下的这位老兄本来有点口吃，急了就更不流利，有明显的落败迹象。这一下把一直在厨棚里做菜的丈母娘惹急了，她没来得及放下手中的锅铲就冲了出来，指着站在楼廊上的自认为占了上风的那位破口大骂。幸好楼上的这位“根正苗红”出身好，否则一句“狗崽子”就能使他顷刻崩溃。这瘦削精明的老太太自有她的招数，她摈弃“常规武器”，拿出让男子汉们都难以招架的“新式武器”：“你多次端着碗到我家混菜吃，现在还来骂我家的人，你死不要脸！你个白眼狼！”老太太是江浙人，声音又尖亮，抑扬顿挫，效果倍增。楼上的对手毕竟是干部，有点“秀才遇到兵”的态势，话题又被降了格，由严肃变成了庸俗，加之自己确实曾去她家蹭过吃喝，一时不知怎么回应，怔住了，而且进退不得。
这时，全木楼中几十号人全被吸引到这“战场”上来，老太太更来劲了。骂到兴起，一只脚不停地在地上跺，左手食指不断在脸上刮，孩子般地数落着：“羞、羞，不要脸！羞羞，不要脸！”这般怪异的动作使现场气氛由惊异转为哄笑，我的邻居则一脸茫然地承受着“枪林弹雨”。也许是应了“兔子急了也咬人”那句话，突然间，他急中生智，指着刮脸的老太太大声回敬：“猴子摸屁股、猴子摸屁股！”而老太太也一时脑壳“搭铁”短路，闻声后竟然予以“配合”，忙把手从脸上放到屁股上，还不断地拍打。她的这一意外而搞笑的举动让几乎所有围观的人笑得前仰后合，笑声里已经没有了“派性”。待大家喘过气来，老太太已不见踪影。我的“天才”邻居应急般的回敬居然如出“奇兵”，反败为胜。自此以后，此幕喜剧色彩浓烈的闹剧便成为那段木楼生活的珍贵记忆，每每忆及，便忍俊不禁。
木楼里那些苦涩与混沌的欢乐，曾经磨去了我们许多宝贵的青春，但也是一种缘分。由我们见证的乌江木楼和木楼里这段“空前绝后”的日子，何尝不是我们认识乌江、体味时代、充实人生的财富。
而木楼建筑简单“透明”的特色，似乎喻示着“木楼时期”生活色彩的单一。乌江两岸也循着神州大地“一片红”的节奏，日复一日地“迎来朝阳，送走晚霞”。
生活在木楼里的不甘寂寞的单身汉们，在混过一段时日之后，似乎渐生厌倦，变得时髦、逍遥了，都在寻思着如何让平淡的日子出点彩，来点创意。但又苦于项目的选择面不宽。因为即使不讲求“革命化”，也绝不能与“牛鬼蛇神”沾边。于是，只好在当时唯一允许的娱乐项目“中国象棋”上打主意。然而，创新谈何容易，当时玩象棋的花样开发得已相当充分，像“打擂台”、输家“画胡子”、“贴胡子”、“钻桌凳”甚至“钻胯下”等都很风行。要出新意，得有点智慧。木楼人毕竟来自五湖四海，见多识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木楼院里形成了一个输棋者必须向胜者写“拜师条”的“棋规”。这真是一个既文明又刺激的玩法，自推行后场面极其火爆，“厮杀”者多，旁观者也多。最有趣的是“战后”的场面：胜者洋洋自得，催促对手写条，输者也嘻嘻笑笑，当众“拜师”。一般不会有人耍赖不写，因为输者要图个“混”下去的“资格”，以便“复仇”后收一张“拜师条”。也有双方议定，输者还要恭敬地喊一声“师傅”的，但这太伤面子，人多时就免了。其实最有“笑果”的“条款”是胜者对“拜师条”的“自由处置权”。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场合，恶作剧般地朗读，特别是那些约定得很苛刻的内容，吹捧师傅贬低自己，相当搞笑：“本人棋技低劣，臭棋烂棋，竟敢与师傅对弈，简直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再也不敢。”胜者念得摇头晃脑，输者也满不在乎，大家都图个开心，伤不了和气。其实，棋下多了，谁的手里都有很多“徒弟”的“把柄”，久而久之，当“师傅”的也就不兴奋了。
就在这逍遥、疯玩、傻乐的期间，有一天，突然宣布全县实行“军管”了。这是奇特的、很“文雅”的“军管”形式，记得时间也很短暂。据说来管全县的“首长”是个年轻的连指导员。但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就是看到“上面”派了两三个新入伍的“娃娃兵”入驻农业局，加强“抓革命，促生产”。有经验的老同事们觉得气氛紧张起来，我们一群年轻人则不太敏感，甚至觉得这“军管”有点儿戏，每天的业余时间照旧聚众下棋。
一天，一位新兵同志在“革命群众”的指点下来到我们下棋的房间，一进门就把象棋子扫进他的衣兜，操着我们听不懂的普通话，一阵训斥。我们搞不清楚来头，一下懵了。只听他重复得最多的字是“赌博”，这才明白他是抓赌来了。于是便据理力争，说下象棋绝不是赌博。看我们态度坚决，反轮到他心里没底了。只见他突然“哗”的一声把兜在衣服里的棋子全抖落在桌上，又迅速抓起两粒，匆匆转身走出房间，随着楼板“吱吱嘎嘎”一阵响，风一般跑下楼去。不一会从楼下传来他一字一顿的声音：“这个、这个，是在干什么，是不是赌博？”原来这十六七岁的新兵从来没见过下象棋，这是去请教人，搞“调查研究”去了。我们在楼上听得清楚，有人对他说，这是象棋，是健康的娱乐，国家还组织比赛，不是赌博。待他回到我们房间后，表情没那么严厉了，但还是严肃地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搞这个。面对他认真而稚气的眼神，我们没法生气，看看他，又掂量一下我们手上的一张张“拜师条”，一时弄不清楚是人家荒唐还是自己荒唐，只是无奈地苦笑。说实在话，我们还得感谢这位可爱的“娃娃兵”，由于他认定了我们没有赌博，才免遭了一次“革命大批判”。
我的两个同事，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一位是在单位的学习讨论上畅谈自己对“一分为二”哲学观点的体会时，说了不该说的话，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还有一位老兄似乎更冤。他在办公室用毛笔在旧报纸上随手涂鸦时，竟阴差阳错将一个“死”字写在了领袖照片的背面，被“有觉悟的群众”揭发，也成了一个“罪证”确凿的“现行反革命”。我亲眼看到这两位十分熟悉的人，一夜之间便坠入深渊，被五花大绑，挂上打了红叉的“罪名牌”游街示众。那场景让我为之震撼，至今唏嘘不已，挥之不去。
木楼里的“惨烈”，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由此渐渐生出一种逃避的情绪。于是乎，木楼里的人便尽量找机会下乡，巴不得天天“泡”在田野村寨间、青山绿水里，似乎那里可以麻痹一下自己，寻到一种清静。
记得在一个夏收时节，我参加县里一个“双抢”（抢种抢收）工作组到擦耳岩公社。白天同公社干部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插秧、收麦、薅苞谷，晚上开会“宣传毛泽东思想”。那是一个山区，虽然经历过“破四旧”，仍还有民间“薅草锣鼓”和“唱山歌”之类的“文化残存”。听得到“苞谷包来苞谷包，苞谷结在半中腰（哎）。大人掰来锅头煮，妹儿拿来火头烧。咚咚咣，咚咚咣”之类的传统音乐，也有“革命化”了的山歌：“唱歌要唱革命腔，插秧要插‘秆子秧’。又直又快争上游，莫扯闲话混时光。”晚上就打着手电筒或点上葵花秆火把，到寨子上召集开会学“语录”，读文件，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日子过得很紧张，没工夫作什么“畅想”之类的思考，整天忙，似乎还很充实，也很新鲜。
直到有一天要我参加“审理”一件严重的“政治案件”，我的心才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案发现场”在一个农户的堂屋。这是一栋七成新的五柱四瓜大瓦房，空间很高。我赶到的时候，一张原先“高高在上”的领袖像已从堂屋正中掉落下来，“像”的头部被戳破了。那个小名“弯狗”的“作案人”已被抓去了公社交给民兵看押。他的父亲正在向在场的公社大队革委会领导和工作组的人哭诉。原来这户人家就父子两人，儿子的年龄同我差不多，就二十出头，没念过几年书，是个“牯牯”脾气。由于没有了妈，野惯了，平时不太听“招呼”，爱跟父亲顶撞。而没有女人的家，当父亲的也很毛躁，教育儿子的手段就是棍棒。父子俩一有冲突，他就操起扁担追着儿子打，久而久之，叛逆的儿子对父亲就有了很深的积怨。昨天“弯狗”听闻县里有工作组到了公社，就寻思如何整父亲。于是，儿子运用了一个简单“逻辑”：他趁父亲不在家，拿了一根晾衣服的竹竿，戳烂了堂屋里的领袖像，他心里知道这一定是个“大罪”，幼稚地想象着只要“政府”把一家之主的父亲抓起来，就没人打骂他，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了。所以办案人员追问他的“作案动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就简单一句话：“我想成家里‘大的个’。”
我听到“弯狗”的父亲大骂“孽债儿”，已泣不成声。但是没办法，虽然是贫下中农，但这等侮辱伟大领袖的“滔天罪行”谁也不敢宽容。公社革委会和工作组领导当即就在现场决定，第二天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弯狗”。
第二天，设在公社小学操场的批斗会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不过人头攒动之中，参会的“男工妇女”老老少少，很少有“义愤填膺”那种表情，倒像是赶场赶庙会。反正是一天能记工分的“活路”，不来白不来。一些务实的妇女，还带上针线活，找一个树荫下，一边应着“打倒”的口号声，一边穿针引线。我凑上台前，这才看清会场的“主角”“弯狗”的模样：平头，敦敦笃笃，一副很耐折磨的那种身材。在他左右排了一溜的挂牌陪斗的“牛鬼蛇神”，看样子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运动员”了，面无表情的多，不过套得也松，都微微低着头。“弯狗”就惨了，不知哪位缺德的主，别出心裁地找了一块厚厚的柏木枋子，还特地钻了两个眼，用一根五号铁丝穿上，写上划红叉的字挂在他的脖子上。“弯狗”双臂又被捆得紧，只好憋屈地把身子躬成虾子状，铁条已经把他还算壮硕的颈项箍出了深凹的勒痕，汗水从下巴处不断往下滴，湿了一地。台前有人惊愕地注视着，不时发出“今天真成了弯狗”的感慨……
其实，遭遇“弯狗”事件之后我也曾感慨：在“红海洋”里，哪怕是天涯海角，“木楼院落”的“影子”也是摆脱不了的。
就在我快要结束令人惆怅的木楼生活下到区镇去工作时，遇到了一件真正的喜事：和我们一起分配到乌江边工作的一位女同学结婚，就要嫁到木楼以外去了。大家都兴奋地准备要好好祝福她。那时，社会上风行的结婚的基本“物质基础”是“三转一响、四季衣裳”。“三转”即有“轮”或能“转”的物件：家用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一响”指的是收音机。我们当时还只求温饱，不敢奢望。有同学就要过上幸福生活，自然为她高兴。
婚礼仪式安排在一个当时县城够得上档次的场合。当然也是符合既朴素又“革命化”的标准的。一个单位的大会议室里，摆上两大张乒乓球桌，四周围上两排普通的木制长靠椅。室内外的墙上贴着许多“喜”字。
写着新郎新娘名字的婚礼“招牌”自然最醒目，室内侧面墙上还有标志时代特色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革命标语。桌上是当时“紧缺物资”的展示：香烟、糖果、花生、葵花子、南瓜子、点心，还有各式各样的保温瓶。仪式的程序，是当时的“范本”，很简明：主婚人（一般是新郎单位的领导）讲话、佩戴大红花的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向领导和父母鞠躬、亲友代表讲话、自由发言，然后入洞房。
因为我们是“贵宾”，所以早早地得以携带礼品进入会场。记得那天婚礼刚开始，就已高朋满座，出乎意料的热闹。这也难怪，因为当时这种新式婚礼毕竟不多，很多人都想趁机来感受一下。婚礼的程序一直在喧哗中艰难地进行，大概已到了亲友代表发言的环节，眼看就要入洞房收场了，只见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从新郎侧边后排椅子上站起来，跨过第一排椅，一只脚踩在桌子的边缘上，用手快速地一把把抓起糖果花生往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装。只听“叭”的一声，新郎突然出手，打了男孩一记清脆的耳光，现场也随之出现瞬间的“窒息”，在“哇”的一声大哭之后，小男孩愤怒了：“你接个妇人就不得了了！”真是哭得伤心，骂得放肆。原来这男孩就是新郎的小弟弟，无非是平时难得一见的食品诱惑了童心，又觉得是在自己家里就放胆作为罢了。哥哥可能也被嘈杂的婚礼折磨得失去了耐心，才实施了“暴力”。只是这个婚礼让这个意外一搅，倒确实有点遗憾和扫兴，竟然不欢而散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尽管我同学的这段婚姻后来的确不尽如人意，大家也没有用“阴影论”来解释当初婚礼上的那次尴尬，反而从时代的背景上来俯视，很容易地看清了那是物资紧缺惹的祸。
也许，乌江两岸的木楼，其结构太过于简陋和随意，所以后来社会上一有人“先富裕起来”，便急着让它消失，以至于转眼间便无影无踪。然而，它毕竟曾经以它那“残缺的美好”，呵护和包容过那些时代的芸芸众生，就像我们祖先曾经赖以生存的山洞和茅屋。
在鲁迅的笔下，雷峰塔的倒塌象征着白娘子、许仙们更加自由与幸福。其实，木楼的消亡应当也有这样的寓意。作为现代人，回头去品味一下雷峰塔和乌江流域曾经的木楼，是极有意思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