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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镇的兴起
壮乡卫生室
明清时期贵州的市场交易虽已兴起，但多见于交通沿线和卫所屯田之地。汉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市场发育越早。如安化县（今思南县境）“场市十八，各有定期”，黄平州“场市城乡俱有，以十二地支分配赶集”，天柱县“场市十一”，龙里县“城乡集场五处：小场、大坝、羊场、比孟场、湾寨场、虎场，以卯、酉、寅、未日为期”。但贵州壮族所居之永从、下江、古州等地并无场期及集市贸易。由于没有市场交易，民间百姓无银上税，只能以物折价，用棉花、布匹甚至鸡鸭等折价交纳赋税。“历听诸苗分携棉花、苎麻、布疋、鸡子诸物赴官折纳，官为变价。”从江县宰便地区，既是从江县西部的中心及壮族分布与活动的中心，也是西部各民族交往的中心，它是月亮山东麓各县通往广西北部的一条重要通道。宰便地区方圆50多公里，直到民国初年还没有集场，壮、苗、瑶、侗等族人民，仍然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各族人民生活所需的盐巴、衣针等生产、生活资料，只能与游乡串寨的货郎进行“以物易物”的不等价交换。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调查，这些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数地方仍然是“以物易物”为主。“五十斤谷子换一斤盐；一斤鸡换一斤盐；一碗米换一根针；一个蛋换一根针；一个蛋换一盒火柴；一个蛋换一个石烟斗；三十个银毫买一斤盐；五十个制钱买一个土碗；一百个制钱买一个瓷碗；八个银毫买一个鼎锅；六个银毫买一个小鼎锅；五个银毫买一个犁铧。”各族百姓不得不进行“不等价”的交换。
壮乡百货经销店
1920年，宰便地方壮族首领、团总、富裕户莫寅发（壮族）带头开辟大寨（宰便）的河边小坝子为市场，规定每月农历初八、十八、二十八为赶场日。集市的建立，招来了邻近的广西三江、宜北、罗城、南丹等县和本省榕江、荔波的小商小贩，以及方圆百里内的各族人民到新开辟的集市做买卖，出卖山货，购买日常用品。莫寅发为了自身利益和便于来往行商歇宿，集资修造了木板瓦房10多间，木条草房10多间，排列在场坝两侧。除用两间作为客栈外，其余房屋皆租赁给寄居的客商开设店铺，摆摊子，使这个新开辟的集市成为日趋热闹的山区小镇。当地百姓因为这个集市坐落在“孖成河”边，便把它称为“孖成街”。随着这个山区民族商品市场的扩大，市场日渐繁荣，迁来的客户逐年增加，人口也越来越多。一些商户建议把宰便大寨、小寨和场坝统称为桃源镇，含有世外桃源之意。为与此意贴切，莫寅发动员群众，在沿河两岸和村边寨沿，栽种了大量的桃树。春暖花开，桃花竞艳，每逢场期，各民族色彩斑斓的服装，以及银光闪烁的银饰，与桃花交相辉映，使桃源镇还颇有些太平盛世一派祥和的意境。1934年莫寅发死后，这些桃树因为无人管理，逐渐枯萎。至今，在宰便沿河两岸和附近的村寨，还随处可见人们零星种植的桃树，也算是当年桃源镇的遗迹吧！宰便的兴旺与祥和，偏僻而又与世无争，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确实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据调查，当年到此地避难的，有仕途失意的旧官吏，有不愿充当炮灰而变身为黎民百姓的下级官佐，有逃避国民党拉兵拉夫的农民，有寻找职业的乡村小知识分子等。外来人员的涌入，刺激了当地的消费，也积累了资金。宰便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人才的积聚有一定的关系。在政府部门没有资金投入教育的情况下，民间资本发挥了主要作用。贵州壮族地区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互为条件和前提。
时至今日，宰便镇仍然是从江西部月亮山、太阳山区七乡一镇的交通枢纽和商贸集散地，是从江西部七乡一镇经济最为发达的乡镇。现有集贸市场1个，逢农历的二、七赶场，基本上是5天一场，商业活跃，交易的商品以林、农土特产和生产资料、日常用品为主。宰便街上的居民，也以壮族为主。他们的祖先，一部分是在宰便开辟集市时，从广西环江等地来做生意最终定居于此的。因为商业贸易的交往而迁入贵州，是贵州壮族移民的一种新方式。而这一新的移民方式，在随后的21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而得以发扬光大。
从江刚边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