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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西山阳洞
作为从广西迁来的民族，壮族是何时进入贵州的？
我们认为，要了解贵州壮族的历史，首先应了解贵州建省的历史。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以前，贵州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存在，而是分属广西、湖南、四川和云南。据《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卷八七记载，明永乐十一年二月，“议以思州二十二长官司，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长官司，分设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其镇远州、务川县，亦各随地分隶。而于贵州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以总八府，仍与贵州都司同管贵州宣慰使司，其布政司官属俱用流官，府以下参用土官”。由此，贵州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出现，也即贵州建省的开始。但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以后，贵州的版图才逐渐完备和固定。
壮乡水井
经过查阅史籍，我们发现，壮族在贵州的历史记载，在贵州建省前已存在。《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二四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正月（1393年3月），广西荔波县上言：“自洪武十七年（1384年）诏置县治，其地界于云南，因蛮寇作乱焚毁学舍，其后大军克服，虽已重建，然生员皆苗蛮、徭、僮，鴃舌之徒，教养无成，不堪选贡，徒费民供，无益国家，乞罢其学。”说明在1384年设置荔波县时（当时属广西管辖，清朝乾隆年间划入贵州），县境内即有壮族居住，这也是“僮”在现今贵州版图内的最早记载。因此，壮族进入贵州，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而壮族在贵州的历史发展，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这面镜子去观察。
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辖地即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刚边壮族乡以东、西山、丙梅地区，毗邻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梅林，这里是贵州壮族集中分布的地区，贵州省60%左右的壮族都居住在这一区域。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的建立，与壮族进入贵州后发展壮大不无关系，他们在西山阳洞这个地方，繁衍生息，势力不断壮大，壮族中的大姓韦姓寨老，在元末便成为当地的土司。
壮乡水井水瓢及祭物
西山阳洞，在宋代以前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应为化外之地，尚未纳入中央王朝的编户之中。元朝设置西山大洞等处长官司，却只有一个名称，没有具体的地望和设置时间。据顾祖禹考证，西山大洞在黎平“府西二百里，古生苗地”，“地多洞人”。任可澄认为“在黎平府西南一百六十里，古州厅西北，西南有西山营大洞，即其地”。明朝洪武初年，改西山大洞等处长官司为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但不久就废除了。废除的原因是明洪武十一年六月（1378年7月），“五开洞蛮吴面儿等作乱”，官府鞭长莫及，无法治理，只好放弃。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月官府“以计诱擒吴面儿”之后，才又“招辑其民”，由于“复业者众”，故于明永乐元年正月（1403年2月）“复设古州、龙里、欧阳、湖耳、中林验洞、八舟、漕滴洞、潭溪、福禄永从、洪州泊里、亮寨、新化、赤溪湳洞、西山阳洞十四蛮夷长官司，俱隶贵州。……仍以土人为长官”。明永乐五年四月（1407年6月），明廷任命壮族寨长韦万木为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长官，韦万魁为副长官，隶属思州宣慰使司。当年韦万木等朝觐，向明廷“自陈所统凡四十七寨一千一百余户，乞置官治之，岁输租赋于五开等卫”。这是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属下民众纳入中央王朝编户齐民的开始。韦万木属下的这些村寨和民户，主要是壮族。明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明王朝“置贵州宣慰司古州、漕滴洞、八舟、洪州泊里、中林验洞、福禄永从、潭溪、欧阳、亮寨、湖耳、龙里、新化、西山阳洞十三蛮夷长官司流官吏目各一员”。明永乐十二年三月（1414年3月），明廷“以贵州布政司所辖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地方，分隶八府……潭溪、漕滴洞、古州、八舟、福禄永从、洪州泊里、西山阳洞七蛮夷长官司隶黎平府”。
壮乡风雨桥
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建立以后，以当地壮族的大姓韦姓寨长任正、副长官，但还设有流官和吏目各一人，显然是土流并治，以土人为主。按照土司任命的惯例，韦姓能任正、副长官，并不是以军功擢升的，而是以当地的大户身份出任，是自身实力助推上位的。
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建立后仅30余年，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当地的壮族发生动乱，至于动乱的原因和过程，由于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历史记载来看，他们既对地方官府不满，也不听本族大姓韦姓的号令，恐怕是二者都对他们有所侵犯。官府对西山阳洞壮族的动乱束手无策，听之任之。韦姓土司因为无力管辖属下的民众，怕被官府追究，不得已也辞官纳印于官府，当起了甩手掌柜。最终，“（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废西山阳洞土司入于夷”。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的废弃，使当地的壮族处于无统辖、无君长的“树倒猢狲散”的自由状态。约80年后，动乱的风波平息，“僮稍聚，耕种自给”，地方逐渐稳定后，社会生产也恢复了发展。但壮族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故明嘉靖八年（1529年），当地大户韦文郁自称是韦万魁的裔孙，向官府求印治理西山阳洞，但没有得到官府的允许。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吏部任命易明为西山阳洞吏目，当地壮族不予认可。黎平知府祝寿派知县李霖抚谕，当地壮族也未听命。1533年知府祝寿亲自带领西山阳洞长官韦文光以及知县李霖，召集了当地壮族寨老开会，晓以利害，当地壮族才接受招抚，同意每年缴纳粮米15石。但在祝寿擢升他职离开以后，当地壮族便拒绝纳粮。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吏部任命张道为西山阳洞吏目，当地壮族也没有接纳，张道无法行使职权，不得不辞官离去。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西山阳洞才又归纳到壮族寨长韦昌金的统领之下。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里搁风雨桥
如上的史实说明，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在元代就已设置，明朝初年废除，永乐元年复立，永乐十年（1412年）改隶黎平府。正统年间由于当地壮族的动乱，使西山阳洞处于无管辖状态，其间有近200年的时间“土司入于夷”，官府对当地失去实际的控制能力。
从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的兴衰，我们可以知道西山阳洞的情况。
第一，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的主体民族是壮族，并且是当地的主体民族，在本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朝正统年间壮族的起义，官府、土司无法镇压，先是放手不管，随后又摆出一副“议和”的姿态来，官府、土司的这些应对措施都充分说明，当地壮族势力不可小觑。也说明宋元之际迁入此地的壮族，人数不少，在无外界的干扰、在丰富的物产支撑下，人口繁衍很快，成为地方的大族，称霸一方。到了元末，势力最大的韦氏家族担任了土司。
第二，无论是西山大洞长官司还是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酋首都是韦姓。说明韦姓是当地的大姓，一直承袭寨长（寨老）或族长之职。以当地大姓或寨老、土酋治理其民，本来就是土司制度的核心。韦姓从明永乐元年（1403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总计281年的时间里，一直占据土司的职位。其间虽有过“土司入于夷”的时候，但仍是入于韦姓手中，韦姓在当地的势力从来就没有衰败过。一个姓氏或家族的发展壮大，一般来说需要几代人甚至十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并且要得到当地各族、各姓的认可。只有家族实力雄厚，有过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充当“族长”或“寨长”、“寨老”的角色，管理本寨、本族的内外社会事务，包括习惯法的制订与执行、对外的交往甚至战争等。韦氏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身份，才能在当地称雄。现今韦姓仍是从江地区壮族的大姓。但他们对于祖上的丰功伟绩，却知之甚少，在迁徙传说中也没有提到。我们推测，可能是韦有能参与何瑞新叛乱反清被杀后，韦姓后人怕受牵连，故在其口耳传授的历史典故中，人为地抹掉了这段历史。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与隐姓埋名躲避祸害一样。
壮乡风雨桥
第三，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壮族势力强盛，具备与官府“对话”的能力。明朝正统年间西山阳洞“侗人”、“僮”的动乱也好，聚集恢复生产活动也好，皆以“僮”为主。官府在处理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僮”人的动乱事务中，以“招抚除吏”为主要手段，即从自身整治官员入手，对老百姓不满意的官员进行撤换，重新任命，不像对待贵州其他地方蛮夷的反叛，加以军事镇压。明朝初期中央王朝的态度一直比较强硬，低调处理西山阳洞壮族动乱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官府处理问题的暧昧态度，正好证明明朝正统年间西山阳洞壮族的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由于官府的压榨或者吏目的为官不仁而引起的。因此，在壮族反叛后，本族土司既不敢得罪官府，又不敢得罪本族百姓，对局面无法掌控，不得已“纳印于府”，跳出圈外，隔山观虎斗。也就是说，西山阳洞的土司不是被官府革除的。而官府的所作所为，也使当地的壮族伤透了心，他们已对官府极不信任，而官府对当地的壮族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直至明朝万历年间，西山阳洞才又设官管制。西山阳洞长官司从设到废，虽历经281年，但期间有154年“土司入于夷”，不听从官府号令，处于“僮”人自治状态。
背篓
簸箕
第四，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设立的时间虽长，但真正纳入官府编户、缴纳贡赋的并不多，范围也不是很广。明永乐四年（1406年）韦万木朝觐时，自诩所辖地盘共47寨1100余户。但根据记载，黎平府在明朝嘉靖年间，“官民杂役三千六百六十五户，二万四千五百一十四丁口。万历二十五年增至三千七百七十三户，四万二千二百九十三丁口”。西山蛮夷长官司只是“二百二十一户，一千六十三丁口”。应缴纳的贡赋，黎平府为“秋粮旧额二千五百六十一石九斗零。万历九年新丈续报六十七石，二十五年增至二千六百二十八石九斗零”。西山蛮夷长官司仅为七石。黎平府需承担的徭役，“万历二十五年绦鞭银力公费三项共银八百二十四两七钱零。”西山蛮夷长官司无需承担。可见，直至191年后的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的编户也仅有221户、1063人，贡赋为秋粮7石，不担负徭役。编户仅为韦万木所报数额的五分之一。如果不是韦万木夸大其词，那就是在韦万木掌管的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的领地范围内，真正编户齐民的人户并不多，大多数壮族仍游离于官府的管辖之外。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韦昌金任土司时，虽报户口2000余口，也仅纳贡赋7石。
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之所以不好管辖，一是地处偏僻。“西山阳洞司曰苗人者去府畿三百里，接连广西地界，苗有生熟及僮家之异，背服不常，皆以苗为姓，垢面蓬头跣足，言语莫晓，采薪为业，祀鬼待客以犬为上，用十月朔日为大节。”因为距离府治太远，官府对此地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空有统辖之名而无行使职权之实。二是地方官吏相互推诿，不负责任。“原辖西山阳洞长官，延袤颇□（原文不清，以“□”代替，下同），昔称富庶，□□僮之乱，遂尔皆叛，至今在广西约束则曰原属贵州之黎平，在贵州稽查则云尽为广西之占据，互相□避，靡可羁縻。”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地处广西、贵州交界，是“三不管”地区，两省官员对于这块烫手的山芋，都巴不得避而远之，没有尽心管理。因此，险要的地形地貌和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使明王朝并没有对贵州的壮族进行有效的统治。
清王朝建立后，顺治四年（1647年）西山阳洞长官司韦长官降清，清王朝准许他承袭长官司职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废除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废除的原因是何瑞新反抗清廷，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土司韦有能参与何瑞新叛乱，被擒获诛杀。清廷趁机改土归流，撤销了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把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辖地划归永从县，使延续了几百年的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退出历史舞台。但壮族并没有离去，而在贵州居住下来了。
此后，贵州壮族被纳入了官府的统治之下，向朝廷缴纳赋税地租。史籍记载永从县“额征正银二百一十三两有奇，改征米二百六十六石有奇。又苗疆折正银五百零三两有奇。历听诸苗分携棉花、苎麻、布疋、鸡子诸物赴官折纳，官为变价，其朴陋如此”。“西山窎远地方系高坡苗，苗田不计亩，地丁钱粮均于雍正十三年奉旨蠲免，永不征收。”“下江通判……所属山田瘠壤，不成亩数，额征条马正银二十四两八钱有奇，耗银三两四钱有奇，秋粮米三石七升有奇，耗米变价银一两二钱。”因为贵州壮族地区土地尚未开发，清廷沿袭明朝以来的宜农政策，或蠲免，或对新增的土地暂免征收赋税，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民国年间，移入贵州的壮族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一些特殊群体，有些人是教员，是贵州壮族地区创办学校、兴办教育，为适应当地的文化发展需要而有目的地引进的人才；有些是商人，因为当地物产丰富，开辟了市场，建立了商品交换的平台，他们趋利而来。宰便、平正、纲边、秀塘等贵州的壮族聚居区，与广西环江相连，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从广西过来的商人，变行商为坐贾。教育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使人们接受和掌握知识的渠道更多更广。商品交易的繁荣，则刺激了当地的社会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了冲击。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移民，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给贵州壮族地区带来了全新的面貌。
晾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