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根据《黔中宋史》《宋氏家传》记载,水东洪边宋氏入黔始祖宋景阳有七个儿子。后来,七个儿子和女婿都因征战有功,先后被授予长官司长官、宣抚司宣抚使等职务,并各有自己的领地。即宋承孝喇平司(第一司),宋承弟草塘司(第二司),宋承忠密纳司(第三司),宋承信新添司(第四司),宋承礼麻哈司(第五司),宋承义乐平司(第六司),宋承廉大小平伐司(第七司)。八印是继女李凤英、女婿宋存耻(本名萧青良)。宋承孝是长房,所以喇平为第一司。继女和女婿也有印信和治理的地盘(把平司),因未设“司”,只能称“印”,所以叫“七司八印”。
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对于给下一代取名字,都是颇有讲究的。子女的名字中,往往寄托着父辈对下一代的某种愿望、要求与鞭策。在中国古代,男子到了20岁,要举行冠礼;女子到了18岁,要举行筓礼。即为子女举行成人典礼仪式,表示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从今以后,应该有自己的事业、理想和追求。要树立独立的人格意识,不要再继续依赖于父母。
古人除了有姓、有名,还有字、号等。古人的名、字、号,都寄托着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以及父母对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宋景阳,河北真定人,身为宁远军节度使都总管,自幼饱读诗书。从他为自己的七个儿子和女婿所取的名字的末一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不难看出,宋景阳是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人,他用这八个字来为儿子和女婿取名,其目的和用意就在于表明他将用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思想来教育和鞭策自己的子孙后代。希望子孙后代能秉承儒家的八德文化传统,将儒家的八德思想作为做人、处世的行为规范。这,应该算是水东宋氏文化的“源头”吧。为了不忘祖训,继承和弘扬宋氏祖先的儒家文化传统,到了清初,水东宋氏的后裔们,还将他们各自的领地分别命名为孝里、悌里、忠里、信里、礼里、义里、廉里、耻里。(见《贵阳府志》)由此可以看出,水东洪边宋氏文化的源头应该是儒家文化。这也可以说是水东洪边宋氏文化的传承性,它传承了儒家文化的精髓。
宋景阳的后裔,身为怀远将军贵州宣慰使的宋斌,自幼好读书,喜近文士,每恨土酋家习弄兵,不晓笔札。他严督诸子向学,以振俗陋。时闽人廖驹从戎都匀,很有诗名,著有《强恕斋集》,宋斌即厚币延其教诸子,称强恕先生。久之,其子宋昂、宋昱以吟咏驰声誉,成为明朝贵州首批诗人。其所部也多开化。宋斌所读的是什么书?廖驹教宋昂、宋昱所读的又是什么书呢?都是儒家学说,并不是水东宋氏自己发明创造的什么别的学说。
正是由于宋斌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开办义学,不但使水东洪边宋氏的后裔宋昂、宋昱、宋炫成为明代贵州首批著名诗人,就连他所管辖区域的百姓也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可以说,宋斌既是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宋昂、宋昱、宋炫及当地百姓,则是儒家文化的受益者。
再来看看宋昂。宋昂,宋斌长子,字从頫,又号省斋。正统八年(1443年)5月袭宣慰使,他为官廉俭自持,崇尚儒业,爱民礼士,所部苗民若有动乱,必自咎其政,改弦更张,不加诛责,是以境内安定。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年),他于贵州城西南济番河(今南明河)上“叠石为桥”,名曰济番桥(今花溪桥)。他又因地方边远,缺少典籍,乃多收经史藏于家中,随时披览。又重金延聘文士教授子弟,时人称其循良如文翁焉。万历(《贵州通志》卷四贵州宣慰使司乡贤)载:“宋昂,袭贵州宣慰使。好学攻文,守廉持俭。爱民礼士,惟曰不足。苗有弄兵者,昂必自咎于政,不加诛责。以故政治旁洽,边鄙辑和。又多收致经史,以崇文教,时人称其循良如文翁焉”。
从以上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宋昂既是一位廉洁自律、勤政爱民、重视地方文教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官,又是一位文士、诗人。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他所实行的是儒家的“仁政”,“爱民礼士,”所以,他的领地内,才会出现“政治旁洽,边鄙辑和”的政治景象。这正是儒家文化在水东文化中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