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治革土俗,崇尚儒学育后人
明代中央政府对地处偏僻、多民族杂居,且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贵州,不仅“既设贵州宣慰使司抚治之,又欲使皆复于善,诏立学校以教焉”,并要求“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者以教之”,同时强调要“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而且还把是否入官学习礼义作为土司承袭的基本条件。据《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明孝宗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批准了“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气,以革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的奏折。明王朝还以选拔土司子弟中“俊者”入朝为官为诱,即“生员有成材者不拘常例,以便选贡”和“土司学照州学例,三年贡二人”等举措,引导和激励土司地区文教的发展,以强化文化的统一和控制。
以刘淑贞为代表的水东洪边宋氏,致力于改善民族杂居、民风强悍的水东地区生存空间及文教状况,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响应明王朝移风易俗、培训治政人才的主张,对办官学给予了极大支持。时袭任贵州宣慰使的刘淑贞深切感悟到:水东要兴旺,文化极为重要;守土安民,水东要稳定,单凭武力绝难服众,必须文才过人,以智慧、仁德、才能使民众心服,广教化改土俗。为此,她教育子孙后代,不仅要习武,更要学文,并从洪边宋氏族人率先做起。
她秉承“文治教化”,“不仅要习武,更要学文”,培养“文武兼备”人才的家训,倡导“仁德”治政及对朝廷“忠顺”的品格,从而使洪边宋氏土司人才辈出。其子宋诚,勤读诗书,熟知礼义。洪武十五年(1382年),即在他袭任宣慰使职的前一年,随其母刘淑贞入京师朝见明太祖朱元璋,因其忠诚谨顺有加,被授亚中大夫、赐三品官服。朱元璋还亲拟“敕书”,勉励他“袭父前勋”,今后应“抚恤诸夷,选能御侮,以安是方”。并希望宋氏不负朝廷的厚望,“永保世禄”。宋诚自洪武十六年(1383年)袭任至去世,虽无大功,政绩平平,但水东地区社会安稳,民众安居乐业,朝廷无忧。
宋斌袭任宣慰使后,谨遵祖母遗训及家风,更加重视文化教育。他“颇读诗书,喜近文士”,潜心习文。他因“每恨土酋习养兵戈,不晓诗书,遂严督诸子向学,以振俗陋。”宣德年间(1426~1435年),宋诚以厚币礼请著名诗人廖驹来家,教读其子宋昂、宋昱诸昆仲。经廖驹先生悉心教导,宋昂、宋昱两兄弟后来成为贵州建省后的首批诗人。因宋斌有良好的文化素养,性格清淡寡默,好清静,为官清廉,受到时人称慕。据《红边宋史》家谱载:宋斌任宣慰使辖水东,“所部多化武为文,以仁义而得民望”。宋昂于正统九年(1444年)袭宣慰使职后,虽为武官,但好学习,崇尚文教,喜欢收集经史,被时人称为“文翁”,还工于诗,颇有成就。同时,宋昂以德以仁执政,深受水东地区百姓的爱戴。
据《图经卷三·贵州宣慰司·人物》称:宋昂执政时期,“政治旁洽,边鄙缉和。苗民有弄兵者,昂必自咎于政,不加诛责”。由于宋昂崇尚儒学,为政宽于待民,为官廉俭自持,严于责己,殊获“政尚清静”和“服勤持俭,爱民礼士”的美誉。在其后的宋氏后代中,史料也有对其“忠顺”的记载。直到明末天启二年(1623年),即“奢安之乱”以前,水东宋氏因“忠顺”与明王朝一直保持着相对亲密和谐的关系。其间,宋氏赴京师朝贡者络绎不绝,如嘉靖四年(1525年)、七年(1528年)、九年(1530年)、二十四年(1535年)、二十七年(1538年)、四十四年(1565年),隆庆二年(1568年)等若干次,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仍然有“贵州宣慰使宋德懋贡马,赏钞币如例”的记载。尤其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播州(今遵义)土司杨应龙起兵反叛,将奉命镇守水东马场(今开阳楠木渡镇)的贵州宣慰使宋承恩活捉俘去,并逼其同叛。宋承恩虽为杨应龙未婚女婿,但宋承恩信奉“忠臣不事二君”,坚决不叛,朝廷在平播后仍准其复职世袭。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水东宋氏坚守明节尽忠的封建儒家思想观念,折射出儒家忠烈伦理色彩。水东宋氏历代土司因其“忠顺”,颇得封建中央朝廷的信赖与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