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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宋氏时期的文教建设
所属图书:《水东·洪边宋氏——贵州大土司历史文化探寻》 出版日期:2012-12-01

水东宋氏时期的文教建设

水东宋氏历任土司秉承“文治教化”的方略,推进文教建设,对水东地区文教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代中央王朝在元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十分重视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特别是中原文化的传播。颇有政治头脑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治国有术的皇帝,深谙教育的特殊功能,把发展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明初朱元璋曾下诏:“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这一国策,旨在通过儒学教育,传播中原文化来改造民族地区的民情风俗,推进文化统一,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吴永章在《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一文中所言:“(文治教化)在于使民族地区的人民成为明王朝压迫、剥削的恭顺‘良民’;但较之采用以武力威逼和强制迁徙的主张来,还是有其进步性的”。

“贵州去京师(南京)万里,实古荒服之处,裔夷之区也。”针对贵州僻处西南,地瘠民贫,民族杂居,土著居多,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强调,在加强政治、军事统治的同时,重在“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之为先”。还硬性要求入黔官员及归附朝廷土司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即中原)”。为强化“文治教化”,明王朝在贵州地区大兴文教政策,如学者吴永章指出:虽然“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其在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这些做法,有利于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土民摆脱土司的愚昧统治,有利于改变一些落后的习俗,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和了解。”水东宋氏土司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宋氏领辖的水东地域隔乌江与播州相邻,播州得巴蜀文化沾溉,加之宋氏与播州杨氏多代有联姻,交流频繁,受其影响,文化开发较早。自明初归附后,水东洪边(又叫红边)宋氏从刘淑贞承袭贵州宣慰使开始,以及之后的洪边宋氏后裔土司官,均以开明、开放的胸怀,自觉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坚定不移地贯彻明中央王朝“文治教化”的政策,以支持办官学,推行科举教育,兴儒学变革旧习俗,结交名流文士,开展文学创作等方式,大力推进文教建设。

明代以前贵州教育不兴,教育事业发展极为缓慢。贵州(今贵阳)仅有一所儒学,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建于顺元城(今贵阳)都司北的顺元路儒学,这是贵州(今贵阳)有史可查的较早的教学机构。明太祖朱元璋对贵州教育相当关注。明代曾任吏部尚书的王直在《学记》中载:“太祖皇帝(朱元璋)不鄙夷其民,既设贵州宣慰使司治之,又欲使皆复于善,诏立学以教焉。”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支持朝廷,在元顺元路儒学旧址上建起了贵州宣慰司学,是贵州最早建立的官学之一。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由是贵州始有学,盖洪武二十六年也。”又曰:“学在贵州城之北隅,有明伦堂,堂前开四斋,以为将肆之所,而未有庙。”宣慰司学尊孔崇儒,以仁、义、礼、智、信、德等儒家思想,“教授斯民,一用圣人之道,故维荒服之外,裔夷之区,莫不服诗书,循礼义。”其目的在于让百姓“知君臣之道”,更好地驭民,以维护明王朝对贵州的统治,也满足了中央王朝对民族边远地区文化控制的需要,促进了儒家文化在贵州的迅速传播。

正统八年6月(1443年),鉴于历经数十载的宣慰司学因年久失修,“其棂星门日久颓仆,庙廷殿址亦有塌然圮坏者”,时任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副使济宁人李睿(是宋斌生前的挚友)领衔扩修,得到宋昂等人的积极支持与大力资助。据《贵州图经新志》称:“都指挥张锐、路宣侯张任、张景、宣慰使安陇富、宋昂,暨训导昌黎王训各以其力来助,乃伐木命工,重造棂星门。地之圮坏,复以方石砌之。凡盖瓦及砖有破缺者,藻绘有漫漶漆黑者,皆整饬华好。又建尊经堂于明伦堂后,以藏朝廷所敕五经大全诸书。”扩修历时一年,于正统九年(1444年)7月讫工后,“向之敝者皆易而为新,昔所未有之者皆有焉。高明仕丽,他学莫之先也。”据史料载,从成化十七年(1481年)起,宣慰使宋然、安贵荣等不惜出重资,大兴土木,又扩修城内贵州宣慰司学,历时8年,于弘治三年(1489年)竣工,办学规模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由于洪边宋氏崇尚文化,重视教育,加上明王朝中央政府在全国大兴官学,对贵州文教事业的扶持,自此,贵州教育一步步走向兴盛。据史籍所记,从明初至崇祯三年(1630年),贵州共建官学47处,各府、州、县、卫、司遍立学校,培养人才。据万历《贵州通志》统计,从洪熙元年(1425年),贵州生儒附试湖广起,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明朝准予贵州与云南分闱开科取士的110余年中,贵州共中进士28名,举人300多名,其中又以贵州宣慰司学为最,共中进士9人,举人139人,另有岁贡百余人。又据乾隆《贵州通志·选举志》载,贵州在宣德壬子科(1432年)之前,每科乡试中举者仅1人而已,正德庚午科(1510年)后,贵州中举人数虽有所增加,最多时也才21人,而明代贵州独立开闱前,中进士者仅35人,而独立开闱后的百余年间至明末,则出了82名进士,举人达800余人。由此说明,有明一代,是贵州教育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

水东·洪边宋氏——贵州大土司历史文化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