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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洪边宋氏衰败的“阿朵事件”
所属图书：《水东·洪边宋氏——贵州大土司历史文化探寻》 出版日期：2012-12-01

导致洪边宋氏衰败的“阿朵事件”

正德六年至八年（1511-1513年），因时任贵州宣慰使的“宋然贪淫”、“科害苗民”，“而（安）贵荣欲并然地，诱其众作乱”，引发的“阿朵事件”（也作“阿朵之乱”），使水东洪边宋氏集团势力受到极大削弱，是从兴盛逐步走向衰落的开端。

在“阿朵事件”之前，由于宋然为政暴虐，经常酗酒滋事，用野蛮手段殴打部落苗民，激起领辖内土民不满和激慨。正德二年（1507年），引发民众武装反抗。据万历《贵州通志》记述：“正德二年，宣慰宋然酗酒，掊尅部落，怨之。乖西、巴香、清水江、万溪一带苗赋阿贾、阿札等叛围洪边，时（宋）然与安氏有隙，不相救援，且潜助贼势。参将洛忠分哨进兵剿平之。”这次抗暴反叛，在参将洛忠率明官军的镇压下，虽得以平息，但据《红（洪）边宋史》记载，苗族首领之一的阿麻战死于洪边，宋氏经营了多年的洪边衙署及私宅等建筑却遭到严重破坏。正德五年（1510年），宋然被迫将衙署迁居大羊肠（今开阳县龙岗镇）。

正德六年，程番宣慰使安贵荣想吞并洪边宋氏的领地，趁宋氏遭受重创之机，想方设法教唆宋然的部众造反、闹事，以便借机从中渔利。《明史·贵州土司列传》云：“而（安）贵荣欲并然地，诱其众作乱。于是阿朵等聚众二万余，署立名号，攻陷寨堡，袭据然所居大羊肠，然仅以身免。”这一战役，宋氏领辖的600余处少数民族村寨惨遭劫难，千余人死于战祸。

安贵荣得知阿朵攻占了大羊肠，宋然孤身一人逃脱的情况后，急忙将这一突发事件上报朝廷，希望朝廷命他调查和审理这个案件，以便实现从中渔利的目的。恰好阿朵的部下向官军泄露了安贵荣教唆阿朵作乱的内情，官府知道后立即发兵征讨。而作贼心虚的安贵荣害怕自己的阴谋败露，受到制裁，自率部下帮助朝廷平叛，进剿阿朵。

明军在平定阿朵之乱后，安贵荣已死。但诱发“阿朵事件”的原因是宋然贪淫。据《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先是，宋然贪淫，所管陈湖十二马头科害苗民，致激变。”故明王朝在追究责任时，就这一案件审理的最初结果是，安贵荣生前所获的各种赏赐、荣誉以及爵位等依法被全部剥夺。阿朵造反是宋然贪淫科害苗民诱发，有“负国厚恩”，应受死罪处斩。就此，宋然上奏朝廷，请求从轻发落，《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然奏世受爵土，负国厚恩。但变起于荣，而身陷重辟，乞分释。因从末减，依土俗纳粟赎罪。”明武宗考虑到“阿朵之乱虽然（宋然）所激，而（安）贵荣乘机煽惑，厥罪亦均”，免去宋然死罪，改为“依土俗量纳米谷赎罪，仍革去官带为民”。按照“依土俗”即明代司法的变通条例，也是明代对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沿用的习惯法，宋然向朝廷交纳粮食五百石以赎所犯之罪。

明廷对“阿朵事件”的处置，对水东洪边宋氏而言是乎是合情合理，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明王朝削弱土司政权的深远用意：尽早实现“改土归流”的根本目的。即采用强硬手段，抓住土司不法行为，特别是抓住土司叛乱的行为，动用法律手段，甚至出兵征讨，直接打击土司势力，达到接受管理土司领地，设置府、县“改土归流”的目的。据《明实录》载述：“正德九年九月戊辰（1514年），先是，巡抚贵州都御使沈林等奏：‘乖西苗贼阿朵等之叛由宣慰宋然激之。今然既罢职，复其子侄承袭，恐夷民不安。宜将贵竹、平伐等七长官司并洪边十二马头地方、金筑安抚二司总设为府，洪边、贵竹各设县，皆以流官抚理。然侄储（宋储）及长官宋齐改授军职。’兵部请下镇巡等官详议。至是，巡抚都御使陈天祥等复奏：‘各长官司夷民不愿开设府、县。况贵竹二司旧隶水西宣慰安万钟，金筑等司旧隶程番府龙里卫，初非然（宋然）所部。”由于陈天祥以“阿朵事件”发生在宋然的直辖领地，“贵竹”、“平伐”等长官司与整个事件毫无关联，借“阿朵事件”罪及无辜于理不通为由，反对强制实施“改土归流”，建议宋储和宋齐应各袭授原职。最终武宗皇帝下诏裁定：“夷俗有不可尽以常法治者，储、齐准仍袭原职。令与万钟等用心管束夷民，毋得科害激变。再有违犯者，劾奏罪之。”

最终，“阿朵事件”得到明廷合情合理的处置，水东洪边宋氏虽仍保留宣慰使职和辖地，并准世袭，但在“阿朵事件”前，拥有军民两治特权的水东宋氏，一直是明廷用以抗衡“水西安氏”的重要力量，阿朵事件后，宋氏虽然继续享有领有土兵等特权，但其实力已经大大下降，明廷达到了逐步削弱其势力和影响的目的。《明史·贵州土司列传》称：“宋氏亦遂衰，子孙守世官，衣租食税，听征调而已。”这不仅是史家对宋氏土司衰落的慨叹，而且更是对其后事态发展的伏笔。同时，明廷在处置“阿朵事件”中，无意中对“水西安氏”土司的处置过于宽大和迁就，从而种下了明末“奢安之乱”的隐患。

水东·洪边宋氏——贵州大土司历史文化探寻